当地时间11月10日，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在巴西贝伦开幕。当世界目光齐聚贝伦，我们不仅是在纪念《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更是在全球气候即将突破临界点的生死线上，接受一场严峻大考。十年前的巴黎，各国许下了自主贡献的承诺；十年后的今天，在象征着地球之肺的亚马孙雨林所在地，全球气候治理面对的不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做得够不够、钱从哪里来的现实考问。
在充满分歧的时代，全球气候治理迫切需要确定性的压舱石和可行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巴黎协定》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但十年的实践却暴露了全球行动的三大问题。首先是行动赤字。根据联合国的最新报告，即便各国兑现所有承诺，全球气温仍将上升2.5℃至2.8℃。其次是资金鸿沟。这是全球南方国家，包括东道主巴西在内，最为焦灼的议题。发达国家的气候资金承诺尚未完全兑现，而这笔旧账与到2035年所需的1.3万亿美元资金相比已是杯水车薪。最后是信任危机。地缘政治冲突、单边主义抬头、绿色贸易壁垒，正严重侵蚀全球多边合作的政治基础。
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重重迷雾，中国没有动摇，而是以一份扎实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正式宣布，“到2035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这是一个历史性转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气候目标与经济增长挂钩，采取的是碳强度控制，即以单位GDP的碳排放量下降为目标。这一模式符合中国的发展阶段，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2035年的新目标，则是在达峰之后，明确提出了一个绝对总量的下降指标。这标志着中国气候治理的根本性转变，意味着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脱钩正式提上议程。
这一转型的难度远高于强度控制，这要求在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驱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乃至生活方式的系统性变革。新NDC目标还明确了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即不仅包括二氧化碳，也覆盖了甲烷、氢氟碳化物等所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这回应了国际社会对加强综合治理的关切，展现了中国从单一气体管控迈向全门类系统治理的科学态度。
这份答卷的背后，是“十五五”规划的关键支撑。根据新近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五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为此，“十五五”规划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在COP30的谈判桌上，中国的角色是多重的。中国既是全球南方的关键成员，也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和绿色技术应用国。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不仅是自身的减排承诺，更是一套已被实践证明的绿色经验。其一，中国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了可负担的技术与方案。以光伏为例，中国在过去十年将全球光伏发电的成本降低了90％以上。其二，中国展现了内生性的发展动力。与一些将气候议程视为外部压力的国家不同，中国已将应对气候变化内化为自身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需求。其三，中国担当了南南合作的务实桥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最能理解发展权和转型阵痛的平衡。在COP30，中国将继续敦促发达国家正视其历史责任，兑现在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的承诺。同时，中国也在南南合作框架下，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等倡议，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地分享其绿色技术和基建经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绿色发展路径。
COP30的贝伦会场，正经受着雄心、资金与信任的三重考验。《巴黎协定》的实施正处在“十字路口”。此刻，世界需要的不是激进的空洞口号，也不是地缘博弈的政治操弄，而是真正能付诸行动、兑现承诺的务实行动派。中国提交的这份从强度转向总量的新答卷，背后是一个14亿人口大国推动系统性变革的坚定意志。这为风雨飘摇的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提供了一份稀缺的、沉甸甸的确定性。
（柴麒敏系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田爽系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助理研究员）
发于2025.11.24总第121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COP30，中国交出新答卷
作者：柴麒敏 田爽
编辑：杜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