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权力中心正努力跨越两道鸿沟：经济和外交。它们曾体现了德国的政治智慧，成了德国的名片，如今却是“时代转折”道上绕不过的坎。它们不再是某个党某届政府的问题，而是回应着更大的格局变更。不仅是即将联合执政的联盟党和社民党，也不仅是各怀心思的在野党，这次新旧政府的交替以此为轴。
三月第二个周六，顾不上周末休息的神圣权利了，联盟党和社民党的主要代表带着妆也遮不住青紫眼袋和疲倦面色，宣布初步组阁协议已经达成。一个多星期后，联邦议院通过了一项近1万亿欧元的财政支出方案。3月21日，该方案在参议院也获得通过。调定下来了。
这份方案以约十年为期，军事开支可达4000亿欧元以上，另有约5000亿欧元专项支出。其原型是一份只有11页的试探性协议，开宗明义：“在欧洲与世界的不确定性日增的当下我们要负起责任”以及“稳固执政的基础是坚实的财政”。当然还有细节没明确，但新的气质在脱胎换骨地生成。
3月18日，德国候任总理默茨在德国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发言。当日，德国联邦议院以超过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一项涉及数千亿欧元的财政方案草案。图/IC
“长大成人”
达成“试探性协议”时距离两党真正开始组阁谈判才过一周而已。对一个正内外交困的国家来说，一周却已经很长。但对具体问题的复杂性而言，一周却又太短。
谈判仅三天后，两党就国防和基础设施的高额额外支出达成一致。核心意见是设立专项基金以及松绑债务制动，两党同意将所有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一的国防开支排除在宪法债务限额之外。眼下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4.5万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5.4万亿），百分之一即450亿欧元，这也就意味着要花更多钱用于新武器研发、装备升级、侦察、数字化建设和军事人员培训。
德国总理朔尔茨已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宣布了国防特别基金。如今的计划更是大手笔：5000亿欧元主要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特别是“民事和民事保护、交通基础设施、医院投资、能源基础设施、教育、护理和科学基础设施、研发和数字化投资”。各州将从中获得1000亿，它们的债务制动也将被放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35%，按目前数值算约为每年160亿。另有1000亿被划入气候与转型，这是为了获得三分之二多数不得不让绿党参与博弈的结果。
国防和基础设施是两党谈判的第一个话题。这无疑是被当前的全球危机激发的。在欧盟缺乏行动能力、倍感威胁的背景下，德国候任总理默茨说“鉴于我们大陆的自由与和平面临威胁，‘不惜一切代价’现在也必须适用于国防”。他在同一个框架下也提到“长大成人”。言下之意，欧洲要做个成年人，离开“美国爸爸”独立了。
其他话题的敲定，都围绕着这个课题展开。
2月11日，德国格拉芬沃尔军事训练基地，多国坦克正参加一次国际坦克挑战赛。图/视觉中国
“德国回来了”
当地时间2月28日，美国和乌克兰的国家首脑在白宫会谈时当着在场媒体的面吵起来了。特朗普威胁要撤销对乌克兰的支持，泽连斯基饭也没吃就离开了白宫。
欧洲反应很强烈。当天的社交平台X上，欧洲的领导人排着队表示“乌克兰不孤单”。政治学家布雷默评论：“如果华盛顿削减军事和财政援助，不仅会削弱乌克兰，还会破坏整个欧洲安全秩序的稳定。” 3月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邀请了15个欧洲国家首脑以及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峰会。会上，欧盟各国讨论了替代战略。德国承诺进一步对乌财政援助，但在军事上仍持谨慎态度。英国和法国愿意提供更多巡航导弹，包括SCALP-EG和“风暴阴影”在内，但德国依然拒绝提供“金牛座”。朔尔茨坚持自己长期以来的观点，认为这样的升级将产生深远的安全影响。
同德国相比，英国和法国的反应更迅速。斯塔默宣布，将与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对乌克兰提供地面部队和空中支援及5000多枚防空导弹，此外还有27.4亿欧元贷款。法国外长巴罗则表示不排除在乌部署部队。这在欧盟内部也引发了争议。前北约指挥官霍奇斯警告称，这“将向莫斯科发出信号，表明欧洲正在认真对待自身安全利益，但也隐藏着相当大的风险”。
此时，德国大选刚过两个礼拜，组阁谈判几乎还未开始。德国的谨慎里固然含有政府换届自带的分身乏术和不确定性，更来自于一向所持的务实和克制。慕尼黑国防军大学政治学家马萨拉解释：“德国奉行的是一种平衡战略。不仅关系到军事供应，也关系到欧洲长期稳定。直接升级可能会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与此同时，包括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在内的若干欧盟国家领导人却要求德国履行其战略责任，批评柏林在采取“观望态度”。尽管德国面临换届人所共知，但英国和法国已争相“走在前面”了，德国在关键节点上缺少作为，可能会导致欧洲内部安全政策领导角色的重新定义。
慕尼黑安全会议后，欧洲战略自主在政治界成为显学。专家意见不一：一些人认为欧洲必须采取更有主权感的行动；而另一些人则警告不要过于匆忙与跨大西洋关系脱钩。无论实际策略是什么，欧洲是否还能以稳定的地缘政治参与者的身份生存下去，取决于未来几年的布局。英国和法国作为欧洲的两个有核国家，摆出“安全支柱”的姿态；法国和德国已经提出了加强国防生产合作的计划；已脱欧几年的英国也开始积极接触，表示可在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那里充当调解人，它们可能会在安全方面对欧洲变得更重要，帮助在北约外建立新的防务合作关系。
美俄直接绕过欧洲开始就停火甚至乌克兰和平协议进行初步会谈，使欧洲感到被忽视甚至边缘化。此外，还有中东局势以及慕安会上已被美国“特别关照”的印太地区。德国大选后，默茨曾把复活节作为完成组阁的时间节点。但如今一切都不允许德国的政治中心等到复活节后再在布鲁塞尔发挥影响力。方案通过后，默茨说“德国回来了”。
也是经济问题
达成“试探性协议”后，包括亨索尔特、莱茵金属和伦克特等大公司在内的股价闻声连日上涨。德国安全与国防工业联邦协会常务董事阿茨波迪恩看到了“一种解放”，“联邦国防军最终找到了摆脱短缺管理模式的出路”。建筑业协会认为这是“历史性机遇”，协会总经理帕克勒帕兴奋表示投资是“迫切需要的现代化攻势”。
德国“再武装”已在所难免。新政府如何为国防预算定调，不只是个国防问题，还是个经济问题。
欧盟新任命的国防专员在起草一份规划，为欧盟成员国“应对最极端的军事情况”量化需求。德国是西欧最重要的弹药生产国之一，在造船、坦克制造和雷达系统方面也拥有专业知识。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趋向和平。也因为美国的保护承诺，欧洲的国防工业生产力一再被削减。
德国的国防工业产能也一直稳步下降。原因之一是德国对国防设备出口的严格规定，相较之下一些欧洲邻国则更为宽松，使得那里的制造商很难与德国制造商合作。近几十年来，德国军事装备库存量大幅下降。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计算，联邦国防军库存坦克数量已从2398辆降至339辆。如果继续按目前速度进行采购，仅仅恢复到2004年的库存量就需要几十年时间，恢复榴弹炮库存量甚至需要整整一个世纪。因此，生产瓶颈如今成了一个问题，更快地提高关键领域的产量至关重要。
20世纪90年代，德国曾把国防工业资源重新分配用于民用目的，如今看恐怕是要反过来了。据悉，很多汽车制造商及其供应商已经与国防工业建立了联系，比如戴姆勒可以生产军用卡车，采埃孚可以提供变速箱，莱茵金属公司也有意聘用失业的前大陆集团员工，其他汽车供应商也可以为坦克生产零部件。
不过，经济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纯数学问题。著名经济学家、纽伦堡工业大学经济学教授维罗妮卡·格林就担心给债务松绑会使德国也走上纯靠大规模举债刺激经济之路，进而影响欧盟经济。毕竟，包括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内，不少国家已负债累累。有“经济智者”之称的格林极力劝告，考虑到社会支出增加和人口变化，公共预算必须以“国防预算可从核心预算中永久增加”的方式进行重组。她同时警告，眼下德国DAX指数近80%盈利来自海外市场，假如本土经济空心化持续，在没有明确使用策略的情况下就筹集大量资金对德国经济几乎不会有帮助，“我们将把大部分资金花在武器进口上，这将刺激其他地方的增长，但不会刺激这里（德国）”。
忧虑加深
德意志银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温克勒将特别基金和债务制动改革视为“德国战后历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范式转变之一”。这意味着德国将背离迄今为止严格的财政政策。简而言之，通过特别基金，可在不违反现有预算限制的情况下进行大量投资，尤其是在现阶段被认为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国防投资。债务制动改革还将扩大国家财政回旋余地。据德意志银行估计，通过债务融资迅速增加国防开支可支持中长期经济增长。
这一转变怎么强调都不为过。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由于对银行的一揽子救援和经济刺激计划，政府债务急剧上升，有时甚至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标准。默克尔在宪法条款中引入债务制动机制，旨在确保国家维持预算纪律，把预算盈余留到危机时期。自此，德国一直像一个精打细算的管家一样，以量入为出的概念搭配自己的经济优势掌管着欧洲大陆的财政。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德国领导人阻止其他国家用欧元举债的权力，又把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准，保护了投资者的信心，减轻了欧洲央行负担。在欧债危机期间多次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也受到德国领导下的财政紧缩政策的影响，将此称为“kolotoumba”，即翻筋斗或掉头。
要在第三大经济体的传统运作方式上实现如此惊人的转变，不仅需要短时间内达成共识，还得推动欧盟放宽支出规则，以便整个欧洲大陆能大幅增强国防而非依赖美国。工业生产力之外，还有个用什么钱来支付这一切的问题。毕竟，许多欧洲国家已在为预算不足苦苦挣扎。3月6日，欧盟提出“欧洲再武装”计划，想调动8000亿欧元来加强国防基础设施,其中6500亿靠各国自行调整，1500亿可能通过欧盟借贷并由成员国担保。长期以来是欧洲经济“稳定之锚”的德国带头调整，将带动改变整个欧盟的经济游戏规则。适应强度可以想见。但深度参与组阁谈判的在任国防部长皮斯托利乌斯表示“道路已经选定，具有历史意义”。
另外，还有一个看似细节实则关键的问题未被细化：用于分配给自己提高综合能力和援助乌克兰的比例是多少？援助到什么程度？军事界一直有人担心俄罗斯可能在2029年攻击北约领土，在慕安会和白宫冲突后，这种忧虑加深了。毫无防范固然不行，但过高强调危险，把应激反应常态化导致的翻车，在历史上也不罕见。
火急火燎
对候任总理默茨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变化。毕竟，在距离德国大选不到一周时，默茨还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不能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对公共财政漫不经心”。在过去三年“交通灯”政府时期，联盟党一直反对朔尔茨改革债务制动。这样的坚持也写在竞选纲领里。其青年组织领导人就公开表示，现在的进展“对保守派来说是个明显失败，而且还是在谈判开始阶段”。来自绿党的外长贝尔伯克原在绿党选举失利后表示要淡出聚光灯，但就在两党与绿党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贝尔伯克截胡了原定候选人、资深外交官赫尔加·施密特，将被提名接任联合国大会主席一职。这一被多方专业人士质疑的决定，也是即将成为在野党的绿党在关键节点大开口要价的成果。
与其因此懊恼，不如怪自己之前就没准备好。“时代转折”已经三年，这不是新闻了。一切都需要钱，大量的钱。两年来经济表现并不好。联邦议院在2022年批准的用于军备的1000亿欧元特别贷款将在2027年用完。2028年起每年的预算将至少减少300亿欧元。但在刚刚过去的选战里，钱怎么来，怎么分配，反而成了边缘话题。在组阁谈判一开始就必须180度背离自己的竞选承诺，固然可以说是“形势比人强”，但究其根本，难道不是因为政治讨论的关注点没与真正的大势节奏合拍？
为了平衡对社民党做出的让步，“试探性协议”里一些其他方面基本遵守了联盟党思路。在移民问题上，默茨在大选前提出的五点计划内容都出现在文件中，只是有所削弱。给低收入者提供保障的公民津贴不再以现在的形式存在，属于施罗德的Hartz IV将部分回归。
人们也在讨论可以从哪些方面节省预算，以便为永久性提高国防预算创造回旋余地。尽管没人愿意承认，但军费增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支出和福利削减。可怎么削减？近来，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所长福斯特建议取消育儿补贴。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主席施尼策则对这一建议持批评态度。她指出，研究表明这笔津贴显著提高了出生率，“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中尤为明显。我们不希望劳动市场失去这些女性，也不希望她们决定不要孩子”。这就回到了老龄化挑战。在大选后才认真考虑外交与经济的关系，所有的开源和分配都得从头调整，以前没讨论的问题，只能现在火急火燎地讨论了。
试探性协议第一页写着“共同的意志把我们团结在一起，要创造新的信心”。压力与责任感，敦促着即将进入新政府的政客抛却门派之见。尽管自2005年来每次与联盟党组阁都会带来支持率下降，社民党本次还是表现出积极态度。记者会上，社民党党魁克林拜尔说，如能在观点和性格不同的情况下“架起沟通的桥梁”，那么“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也能取得成功”。基社盟党魁索德尔也说“不是斗争的一天，而是达成协议的一天”，“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只有新的合作伙伴”。
自德国提交后来成为欧元备忘录的战略建议以来，36年过去了。在当前的全球政治危机和冲突局势中，欧盟是被动的。欧洲有能力建立更战略独立的安全架构吗？还是继续依赖美国的支持？在欧洲定位和全球格局面临转折的时刻，德国无法缺席也不甘心缺席。它的角色是什么呢？未来几年将慢慢展开。
（作者系德国汉堡大学社会学者、汉堡文化与媒体部顾问）
作者：周睿睿
编辑：徐方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