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二十周年之际，美国新闻网站Axios和民调机构益普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当年的政府没有作出正确的决定。
20年前，凭借美国政府关于“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造势，2003年2月的皮尤民调显示：66％的民众希望对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3月19日，炸弹在巴格达落下；次日，美军对伊拉克展开地面入侵。
3月18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反战人士在白宫前参加集会。图/视觉中国
不到两个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作战行动结束。但美军直到2011年才全面撤军。八年时间里，先后有一百万美军在伊拉克服役，美国财政耗资8000亿美元，4500名美国人和10万多名伊拉克人在冲突中丧生。而伊拉克的冲突和悲剧远未结束，经历漫长的抵抗“伊斯兰国”（IS）战争后，2019年10月重现的冲突和动荡局势又持续至今。
美国为何在中东决策失败？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如何沦为“失败国家”？叠加乌克兰危机升级一周年的因素，西方政策界、战略界对此颇多反思。被视为美军在伊拉克“震慑”战略提出者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前高级教授、大西洋理事会高级顾问乌尔曼坦言，华盛顿“已经错得太多”。
查塔姆研究所伊拉克倡议主任曼苏尔指出，20年前以“反恐”为主导的美国战略认为，用武力推动政权更迭和民主化，可以将“反美政权”转化为稳固的盟友。对萨达姆政府的颠覆从克林顿时代就已开始，2003年只是“一个机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则是“将机会推销出去的方法”。
进入巴格达后，没有中东政策背景的美国人和一群“几十年不曾回国”的政治流亡者组建了新政权。分析人士指出，新政府连犯三项战略错误：解散旧军队，将数十万全副武装的士兵送上街头；解雇4万多名前政府雇员和复兴党人，让伊拉克失去绝大多数教师、医生等专业人士，缺乏能力的新机构很快陷入低效和腐败；通过教派和族群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并争取选票，宗教矛盾迅速激化。2006年逊尼派极端分子摧毁萨迈拉的什叶派圣地时，萨达姆甚至尚未被处决。
从2005年到2021年，伊拉克大选的投票率逐次下降。极端逊尼派武装重回山林，其中一部分演变为至今危害中东及非洲的IS恐怖组织。一些什叶派人士则寻求来自伊朗的支持，伊拉克逐渐成为伊朗与西方势力明争暗斗的舞台。暗杀、爆炸在巴格达频发，政客们躲进“绿区”，民众走上街头。2019年底最大规模的抗议造成数万人伤亡，多位示威者表示：“导致这场游行的就是16年前坐着美国坦克进入巴格达的人——那些无能、怯懦而腐败的政客。”
卡耐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奥罕扬指出，从特朗普到拜登，“新一代”美国领导人逐渐意识到，直接介入冲突不是大国战略的可行选择。然而，仅仅反思到这一步，是否足够？乌尔曼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缺乏清晰的长期战略，无论是本世纪初入侵阿富汗、入侵伊拉克，还是如今未能缓解中东欧紧张局势、未能阻止乌克兰危机升级，外因不同，但内因都与华盛顿的战略盲目相关。
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实现从伊拉克全面撤军，但其高级幕僚指出，其真实目的是美国希望将精力集中到亚太地区上。十年后，相似的一幕在阿富汗重演，拜登未与盟友达成共识就单方面确定撤军进程。乌尔曼说，这些看似“反思”的决策其实也是盲动，“让中东各国和欧洲盟友震惊，同时让亚洲盟友感到恐惧。”
不幸的是，盲动的政治基础至今并没有改变。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美国政治逐渐走向极化和两党对立；与此同时，“国外没有选票”的传统选战观念被打破，越来越多的政客通过“反恐”和“威胁论”招徕支持者，数据显示国会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干预急剧增加，职业外交官和战略制订者逐渐边缘化。
分析人士担忧，美国的战略盲动，作用于阿富汗、伊拉克，造就了地区动荡局势；如果作用于大国关系，将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我最害怕的是，世界主要国家都以极化而非战略的思维步入新时代。”乌尔曼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