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轻易地再回来，而拉萨却像是在世界之外，如此地遥不可及。离开拉萨犹如梦中的幻影消失，却不知它是否还会重现。”一百年前，意大利学者朱塞佩·杜齐曾这样感慨。因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较为晚近，西藏历史一直笼罩在一片神秘的烟云中，再加上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自然环境，自20世纪初开始，西藏学已经成为国际“显学”。
最近这70年，现代考古学进入西藏高原，完全改写和重建了西藏史前史，文物考古的实物形态提供了观察西藏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最为直接的证明资料。
距今10多万年至5万年，人类已经从不同的方向和路线，按照不同的生存方式和步骤踏上青藏高原。从藏北高原的尼阿底遗址，到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再到西藏西部的夏达错遗址，这些近年来新发现的高原旧石器时代的遗存，显示出文化的多样性和交融性。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教授霍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西藏高原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科学的考古证据也提供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从旧石器时代直到新石器时代以及其后各个历史时期，西藏的文化和文明都与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其发展轨迹始终朝着东向发展，其“文化底色”从一开始便打上了浓厚的东方印记。
霍巍
西藏考古有三个阶段
《中国新闻周刊》：西藏考古始于20世纪初，那时主要是西方学者对这一地区的探险和考察活动，他们当时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霍巍：如果要回溯西藏考古百年历史，我们还得从西方学者进入西藏从事一些考古工作谈起。这些西方学者中，最知名的是意大利藏学家杜齐，他的考古工作虽然比较零散，而且以地表的采集为主，基本没做什么考古发掘，但是至少开启了对文献以外西藏的认识。过去，研究西藏的学者们主要是利用文献，而杜齐注意到了西藏的墓葬、大石遗迹，还有一批早期金属制品。我们考古学把遗物和遗迹这两类统称为遗存，杜齐通过考古遗存来研究古代社会，跟考古已经非常接近了，他应该是在西藏地区最早开展此类工作的西方学者。杜齐有一本书叫《穿越喜马拉雅》，中文翻译为《西藏考古》，我们最早进入西藏考古的学者，差不多都利用过这本翻译的著作。
从敦煌出土的藏文简牍，也是西方学者最早开始对它们进行研究。后来藏学之所以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跟这些古老文书流传到西方，被西方学者所研究阐释，有很大关系，这些都为后来的藏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新闻周刊》：西藏的现代科学考古发掘应该是从1979年卡若遗址发掘开始的，那么西藏的考古大致分为哪几个阶段？
霍巍：如果把外国学者开启的初步调查作为西藏考古的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学者和西藏本土学者携手，基本摸清了西藏文物遗存的家底，有了很多重大发现，简单说，就是“一个点两个面”。“点”是童恩正先生主持的昌都卡若遗址发掘，可以说揭开了现代意义上西藏科学考古的序幕。这次发掘，确定卡若遗址是一个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村落，这就让西藏的远古历史第一次有了一个坐标点。“两个面”是西藏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文物普查，“两普”的一批重大发现从旧石器时代一直拉到了各个历史时期，而且在门类上填补了很多过去的空白。例如发现了后来名声很大的昌果沟遗址，后来对昌果沟进行的科学发掘，出土了青稞，这是青藏高原考古第一次发现青稞的地点。例如发现了皮央和东嘎石窟群，这是西藏第一次发现石窟寺。“两个面”可以说初步搭建了西藏文物遗存时空框架，把时间、空间这两个维度的考古遗存，初步摸清了。
第三个阶段就是21世纪之后，西藏考古全面开花，尤其近些年，西藏考古被纳入国家主导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项目中，据我所知，现在“考古中国”有80多个项目都在西藏开展。
在昌果沟遗址的一处岩画中，日月符号与动物纹交织为一体。图/四川大学西藏考古队供
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目前的考古成果，人类是什么时候登上西藏高原的？他们怎么生活？
霍巍：史前人类什么时候踏上西藏高原，这是全世界的热点问题，过去因为没有足够的考古材料支撑，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近些年，我们在西藏发现了很多有地层关系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尼阿底遗址，这是西藏首次发现的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保留着目前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生存证据。
几年前，又发现了梅龙达普洞穴遗址，这是青藏高原西部发掘的首个史前洞穴遗址，也是世界范围内海拔最高的超大型史前洞穴遗址。尼阿底在旷野，梅龙达普是洞穴，看来最早的高原人群选择了不同的居住方式。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第一期遗存出土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初步测年数据显示该期遗存早于距今5.3万年，有学者进而推测“甚至可能早至距今10万年左右”，这是西藏考古在近年取得的重大突破。至少，我们可以说在5万年前，高原已经出现了狩猎采集的人群。
现在，我们正在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分析这些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来自哪里，从什么地方进入高原的，这对于研究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进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中国新闻周刊》：旧石器时代考古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那么新石器时代呢？
霍巍：新石器时代遗址，过去我们只有卡若遗址，最近10年，我们相继发现了一批散布在青藏高原东部、中部、北部等各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们的年代大约在5000年到3000年前，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小米、小麦，说明这些先民已经是农业民族或者叫半农半牧，他们能够种植农作物了，同时进行渔猎、放牧。这些人群不再像旧石器时代的人群一样，漫游在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出现了永久性定居的农业村落。
（这种情况）在考古学上叫新石器时代革命，为什么用革命这个词？因为正是永久性的定居，让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出现了很多艺术创造，他们制作陶器，制作装饰品。例如四川大学考古队在夏达错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多年的磨制石针。石针很细，带针眼，说明那时候的人们已经缝制衣服御寒，甚至可能是爱美的。这不仅将青藏高原的史前文明推至了一个新的高度，更揭示了西藏西部早期人类的精湛工艺和生活状态。
石针 图/四川大学西藏考古队供
《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和内地有交流了吗？
霍巍：有啊。这一时期的高原人群已经和黄河上游以及西南三地的人群都有交流了。比如卡若遗址、曲贡文化遗址都出土了玉器，这两个遗址出土的彩陶也与甘肃临洮马家窑文化发现的彩陶有相似的地方，这都是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密切联系的证据。卡若遗址、玛不错遗址还发现了海贝制品，西藏是不临海的，这一定是通过远程贸易获得的，他们跟更遥远地方的人群也有交流。
和世界各古代文明及中国内地史前文化发展路径一样，西藏高原的史前人类也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和铁器时代（只是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在西藏这两个阶段还不能完全分开，统称其为“早期金属器时代”）这几个大的发展阶段。大约在公元7世纪前后，西藏高原各部族逐渐形成统一的吐蕃王朝，并创立了文字、城堡和地方性政权，借鉴中原和周边民族的文明成就形成各种制度文化，进入有史可载的西藏历史时期。
从目前可以观察到的西藏从史前至吐蕃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轨迹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来自中原、北方、西南等周边区域对西藏所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吸引力，也同样能感受到西藏在自身发展过程当中对于这些地区越来越强的向心力。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之下，西藏发展的轨迹始终围绕祖国内地旋转，而不是朝着其他方向。
《中国新闻周刊》：西藏考古一直是一门国际性的“显学”，为什么这么受关注？
霍巍：西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旧石器时代的“丹尼索瓦人”很可能是最早适应高海拔地区气候条件的人群之一，其生命机理中已经开始具有抗高寒、缺氧等特殊基因，为人类生生不息、世世代代定居雪域高原奠定了生物学基础。
早期踏上并定居高原的人群在物种的选择、培育、传播等各个方面都发挥出极大的智慧，从引进少水抗旱能力极强的粟作，到更大范围传播和种植大麦品种之一的青稞，人们在高寒条件下最终确立了以青稞为主食，辅之以豌豆、小麦等作物的农作物体系。人们所熟悉的青稞酒和酥油茶、被誉为“高原之舟”的牦牛等驯化的动物，都是高原文明的特产。
直到今天，人们之所以对西藏高原情有独钟，正是因为西藏高原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无论是从人类体质特征还是文化特征上，在中华母亲乳汁的滋育下，（西藏高原文明）既具有和中华各民族相同的“文化基因”，又产生出高原文明独有的品质，以其独特的宗教、哲学、历史、民族、语言、文学、艺术传统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而考古学，恰恰可以从生物学到人类学、社会学进行溯源，将早已消逝的历史加以重新发掘、梳理与再现，对这个“样本”做出生动而丰富的阐释。
发于2025.8.18总第120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霍巍：“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