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展现真实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 不是猎奇，而是让大家看到 我们本来应该是怎样的生活”
重拾故乡：影像中的当代内蒙古
本刊记者/杨智杰
摄影/乌云、德戈金夫、李伟、那日松、苏德夫、志伟
发于2021.11.29总第1022期《中国新闻周刊》
那日松在许多场合批判过伪民族影像。他看过不少照片，摄影发烧友去往少数民族地区，把车停在路边采风式地拍几张，或是对着少数民族的妇女、老人摁下快门，就称之为民族摄影。但摄影师可能完全不知道被摄者叫什么，不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更没有表达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生活的变迁。
关于内蒙古的照片亦是如此。那日松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儿时跟随家人定居北京，1991年大学毕业后从事摄影工作。他回内蒙古许多次，却遗憾地发现，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内蒙古本土摄影师，还是去采风的外地摄影师，拍的多是长河落日、万马奔腾，或是蒙古族穿着民族服装在草原上唱歌跳舞。
“他们拍的都不是真实的内蒙古，都是一种概念，我认为这是‘被污染的民族影像’，不是现在少数民族真正的生活状态。”为此，2015年，他和朋友创办“故乡的路：中国少数民族摄影师奖”，鼓励更多少数民族摄影师记录家乡。
今年，他结识了内蒙古音乐人陈鸿宇。陈鸿宇也正在发起“重回故乡”计划，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共同创办“重拾故乡·内蒙古”音乐影像生活节，以音乐、影像、沙龙、市集的形式，呈现对内蒙古的多样理解。
寻找民族身份
那日松是策展人，8月，他们对外征集内蒙古籍摄影师关于故乡的照片，“我想找到新的摄影师，能真正表达现在内蒙古的生态、社会和人文，会有冲突，也有和谐的东西，是外界想象不到的内蒙古”。
最终，他的目的达到了。超过50位摄影师投稿，他选出16人的作品，共同呈现了关于内蒙古的另一种叙事。在征集的照片中，那日松看到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内蒙古。一种是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这片土地；另一种则是本土摄影师，在平淡日常的生活中，提炼对当下内蒙古的全新理解。
摄影师乌云是前一种。她出生在新疆，父亲是内蒙古的蒙古族，母亲是新疆的蒙古族。蒙古族由众多部落组成，分散在不同地域，生活方式大有不同。在内蒙古，蒙古族是最主要的民族，而在新疆，多个少数民族混居，文化更多元。
乌云从小在汉族学校读书，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偶尔会处在尴尬的境地，比如传统的亲戚总是不经意地埋怨她不会讲蒙语，这同样曾被蒙古族的同学嘲笑。但乌云真正萌发对民族身份的探索，是在2014年。她到北京读书，重回家乡，突然意识到过去十多年城市化、全球化影响下，原本就边缘的少数民族生活，正在被彻底改变。“（现在）跟我儿时记忆中的生活完全是两个世界，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东西，但消亡的速度太快了。”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她决定拿起相机记录，“以前我觉得没什么可拍的，但出去后再回来，会对这个地方有新的认识，对很多场景敏感起来”。在内蒙古草原，乌云注意到一匹马像人一样，住进了干净的房间，这被称为“现代化马棚”。2015年，内蒙古在全区实行“十个全覆盖”工程，对农村牧区进行危房改造、街巷硬化、标准化卫生室建设、便民连锁超市建设等基础设施改造，改善牧民的生活环境。她了解到，新马棚正是因此而建。她看到那匹马将头探出了不锈钢窗户，游牧文化与城市化在这一瞬间强烈对撞。
蒙古包原是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代表，包内空间大，空气流通，采光好，适合游牧转场。而现在，无论是新疆还是内蒙古，一些景区会用砖和水泥建成蒙古包，让游客在此吃饭。乌云觉得荒诞，在她看来，蒙古包的精髓就在于透气，“蒙古族住在蒙古包，是有天人合一、透气的感觉，但是这些水泥蒙古包却有一种闷死人的感觉”。
她也不再满足大众对内蒙古的传统叙事，想要触达更真实的生活。一个冬日，在呼伦贝尔的乌云临时起意，和朋友决定去满洲里。她此前从未到过这个边境小城，在别人的游客照中，她看到的都是著名的满洲里套娃广场，五颜六色，充满异域风情，但她更好奇这个身处三国交界处的真实气质。那天他们从呼伦贝尔出发，经历了一场糟糕的旅途。入夜，车陷进雪坑，他们徒步走了很远的路到牧民家借雪橇，把车拉了出来。赶到满洲里时，三人精疲力尽，随便找了个宾馆便睡了过去。
第二天清晨，乌云推开窗户，一切疲劳都被治愈：楼下一片空地积满白雪，有城堡冰雕，还有一个圆形的小湖。蜿蜒小路的尽头是几排住宅楼，背后工厂的三个大烟囱高耸，排出的灰色烟雾，顺着风向伸向远方——这是她看到满洲里的第一眼，一个被冷色调笼罩的北方工业小镇，“安静，又有一点悲伤，这个场景正符合我对这个城市的想象”。
80后摄影师德戈金夫，则以另一种方式找寻自己的民族身份。和那日松一样，德戈金夫也是成长在北京的蒙古族人，他不会说蒙语，身边没有蒙古族朋友。2016年，他回到母亲的故乡呼伦贝尔，给母亲的亲戚们拍摄了一组肖像照。他们多是土生土长的巴尔虎蒙古族人，德戈金夫用传统的拍照方式，以单纯的背景、单向光源，拍摄身穿华丽民族服装的亲人，看起来像老式照相馆的风格，并将其命名为《草原照相馆》。
那日松初见这些照片，非常震撼，“因为全是大画幅黑白胶片拍摄，照片都是手工放大，精度非常高，就好像这些人就站在你面前，直面着你一样。”德戈金夫解释，他以民族为框架，拍摄蒙古人的群像，想通过他们的面孔，反映其所处的时代，人物之间的血脉关系、亲属程度，以及各自在族群中的身份地位等特征。
变迁中的草原生活
居住在内蒙古的当地人，同样切身体会了时代的剧烈变迁，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自己的故乡，呈现出内蒙古另一番模样。
摄影师苏德夫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现居新巴尔虎右旗。在他的照片中，老人的身上仍然保留着草原的许多传统。他看到一位老人在一个敖包前双手合十祭祀，牧马人仍然会牵着马，徒步走在低矮的村落。但在这些人的周围，摩托车和汽车已逐渐成为牧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更多时候，蒙古马演变成了一个符号，被印在汽车的苫布上。草原深处，人们住进了砖瓦房，蒙古包搭在院子里，许久都无人居住。牧区与城市的距离越来越近，高压电线从牧场上空穿过，牧民早已能享受电的便利。
“呼伦贝尔草原正在这辆现代化的列车上不停地奔驰，去记录当下，将真实的社会状态展示在世人面前，让更多的人了解当下，草原仅仅是一个载体。更多的是人们生存的状态与发展的意义，我们将如何生存，将如何更好地面对这个时代的发展。”这是苏德夫想要在镜头中记录的草原生活。
一些草原的传统正渐行渐远，年轻人的注意力被大城市吸引，但也有一些人，试图主动走近民族的传统。志伟是一位读大二的新闻系学生，他是蒙古族，但从小在城市长大，读的是汉族学校。初中开始，他慢慢发现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和其他人的不同，他翻出家里的旧书，查看历史，好奇自己和家人到底是怎样的民族。
蒙古族对草原的向往是融在血液里的。今年暑假，同学邀请志伟到呼伦贝尔牧区住一个星期，他从没去过牧区，好奇牧民的真实生活。这个夏天水草旺盛，志伟赶上了草原的打草季，牧民收割牧草，晒干打捆，为牛羊过冬储备食物。如今，打草都不再是靠人工，有打草机、搂草机、打捆机流水作业。
“往北边看是草原，往南边看也是草原，散落着一些牛羊，感觉这里是无边的。”志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他对草原有着浪漫的想象，但真正来到这片土地，却发现草原自由安逸的另一面还有孤独。但这个情绪不会在年轻人身上逗留太久，志伟的同学与他的女朋友靠着半人高的草卷，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他们穿一样的深色牧民雨衣，迎着混杂青草气味的风，笑着眯起了眼睛。这一瞬间，志伟摁下了快门。
志伟还感受到牧民骨子里的豁达。草原上的人很少着急，别人家的牛羊来自家草场吃草，朋友的妈妈端起茶杯慢悠悠地说，“喝完茶再说”。这是牧人独特的处世之道。志伟想起儿时听到的故事：永远不要向牧人问路，他会给你随便指一个方向，你顺着这条路走，可能一天都走不到，“草原很大，没必要那么着急”。
看到所有投稿的照片时，那日松非常意外，他原本计划只是计划选8~10位摄影师的作品，但最终选了16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有这么多和内蒙古相关或者内蒙古籍的年轻摄影师，拍摄的照片也出乎意料的精彩”。
近期出版的《故乡的路》卷首语中，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写道，“与来自异乡的‘他者’身份摄影师不同，‘少数民族摄影师’在完成母土影像记录时，既包括认知体验，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浓烈的情感表达。他们以长时间、整体性和主体性的影像记录，驱逐了曾经的文化隔膜、俯视感以及可以渲染文化差异性和陌生感的影像霸权。这使影像叙事更具激情和动力，同时也使镜头指向的生活表达得更加真实和鲜活。”
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重拾故乡·内蒙古”，正如那日松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的，“我们展现真实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不是猎奇，而是让大家看到我们本来应该是怎样的生活，或者我们曾经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从而反思现在为什么我们慢慢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失去了对自然的亲近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