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一五”计划:新中国第一个发展黄金期

宋春丹  2019-10-10 09:48:27

这就是极具特色的“一五”计划 先执行,后计划;边计划、边执行

 

 

  “一五”期间,鞍钢兴建的第一座大型轧钢厂生产能力迅速超过设计标准。图/新华

 

  “一五”计划

 

  新中国第一个发展黄金期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19.7.1总第905期《中国新闻周刊》

 

  毛泽东曾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想到的是陈云。

 

  1954年2月12日,春节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成立“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

 

  毛泽东要求,从2月15日算起,用一个月时间,拿出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稿。陈云、李富春觉得时间太紧,压力太大,请求延长一些时间。毛泽东只同意延长5天。

 

  难怪毛泽东着急。“一五”计划是1953年到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进入1954年了,却连初稿都没拿出来。

 

  这就是极具特色的“一五”计划:先执行,后计划;边计划、边执行。

 

  缺席第四稿

 

  陈云领导了“一五”计划前三稿的编制,但缺席了第四稿。

 

  1951年五六月间,为落实中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方针,在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小组领导下,由陈云担任主任的中财委对五年计划进行粗线条试编。当时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未定,特别是还未能征得苏联的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还不能算一个正式的计划。

 

  1952年7月,陈云领导中财委试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25本小册子。周恩来、陈云和李富春带着这个轮廓草案赴苏联,征询苏联政府的意见。

 

  斯大林告诉周恩来,草案中规定中国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太高了,应降到15%或14%。苏联专家说,修一万公里铁路根本做不到。有人直接表示,这不能算是五年计划,甚至作为指令也不够。

 

  根据苏方的意见,1953年一二月间,陈云等组织了“一五”计划的第三次编制。

 

  1953年4月,苏联就中国制定“一五”计划的问题提出了正式答复意见。5月,双方在莫斯科签订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建设项目,加上1950年确定的50项,共141项。

 

  据此,“一五”计划开始第四次编制。

 

  这时,在中财委之外,新设了领导8个工业部门、有“经济内阁”之称的国家计划委员会,高岗被任命为主席。当时,中央决定逐步撤销大行政区,将高岗、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这5位大行政区主要负责人调进北京,人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理应由国家计委负责,但高岗提出自己对全国情况极不了解,编制五年计划工作“恳请由陈云同志为主”。

 

  陈云回应:“这不适当。因为要把五年计划编制好,这不是一两个月的事,实际上是一两年或两三年的事,要边做边改。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专做此事的。因此应该以高岗同志为主。”

 

  1953年3月起,陈云请病假,赴南方休养。由国家计委主持的编制工作在周恩来指导下进行,周恩来甚至每个重要数据都要过问,亲自计算。

 

  高岗觉得自己这个国家计委主席名不副实。他对饶漱石说:“现在党内,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咱们要搞个‘根据地’(他认为有“根据地党”和“白区党”两个部分)的大圈圈。”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报告,建议在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发展国民经济“一五”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问题。会后,高岗的国家计委主席职务由李富春兼任。

 

  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2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陈伯达、贾拓夫组成。陈云任小组长,再次主持“一五”计划编制。

 

  对于陈云担心的时间紧迫,毛泽东做他的思想工作:苏联援助的项目已经定下141个,朝鲜战争停战减少了军费和意外支出,总路线一经宣布后已深入人心,此前又有几次编制计划的经验,因此,短时间内完成是有可能的。

 

 

 

  “一五”计划。图/FOTOE

 

  “剩下的,只有搞合作化了”

 

  从2月15日开始,陈云每周两三次,到国家计委听汇报。

 

  他说:“像拉胡琴一样,弦不绷紧,调不正;绷得过紧,弦就断了。我们刚开始搞计划经济,编制的是头一个五年计划,应特别注意计划的可靠性,免得弦断了,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2月19日,陈云、李富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文教各部部长会议,研究五年计划纲要编制问题。

 

  在讨论中,有些部门提出,希望先了解其他部门的需求,如铁道部希望商业部门先提出五年货运指标,高等教育部希望工业部门先提出五年中需要多少高级、中级技术人员的指标。大家讨论后认为,这样做在时间上来不及,还是先各订各的计划,订好后再由国家计委综合平衡。

 

  讨论中还提出有些项目的投资归口问题,如林区铁路的投资应归林业部还是铁道部,讨论结果是,由国家计委对这类问题确定统一的原则,再个案解决。

 

  陈云要求各部门指定部长或副部长一人,专门负责搞五年计划,且一定要亲自动手。

 

  他提出,保证141个苏联援助项目的建设完成是第一位的任务,维持市场供应是第二位的任务,提高农业发展速度是第三位的任务。“要搞工业建设,人民生活上不得不受一点苦,但也不能相差太远。如果许多人天天站队,或者向毛主席请愿,那也不好。”

 

  国家计委的初稿完成后,陈云组织了一个由国家计委专职委员张玺、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梅行等组成的“五人材料处理小组”,昼夜连轴转,归纳整理材料。

 

  陈云告诉大家,苏联专家搞的表太复杂,不能完全照办。中国是农业国,不可能把每家有几只鸡、几头猪都统计起来。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

 

  陈云带领这个小组,用15天时间编出《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纲要初稿》,于4月15日印好后呈送毛泽东。

 

  4月22日,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在中南海政务院东花厅举行第一次会议,高岗因“正在反省中”而没有参加会议。

 

  陈云主持会议。他介绍说,计划分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苏联主要部分是直接计划,中国则主要是间接计划,这样就影响到计划的可靠程度。他说,支出突破预算不对,有钱不用也不对,但不左不右、恰恰正好是最不容易的,要边走边看。邓小平插话:“要稳当一点。”

 

  陈云谈到,“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141项重点工程。农业计划增长28%,因为轻工业原料主要靠农业,农业跟不上,轻工业投资再多也没用。

 

  他估计,工业发展速度的14.7%的指标大体可以完成,有可能超过。基本建设特别是141个项目可能完成,也可能有些项目完不成。完不成不完全是因为钱不够,141个工程项目是苏联设计的,资料收集如何,图纸怎样,设备能否按时交付,都可能有问题,特别是经验不足。总之,基本建设还是列得稳一些为好。

 

  5月3日,陈云在政务院东花厅主持召开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

 

  会上反映,各经济部门都要求增加投资。陈云说:“我们中国这样穷,这样规模的建设已很不得了。”他强调,在增加收入把握不大,行政费、国防费、财政预备费又不能再减的情况下,增加投资搞建设要谨慎。

 

  陈云认为,铁路运输至关重要,给铁道部增加3万亿元投资还少了。他请李富春、薄一波再商斟一次。农林方面,他向农业部长廖鲁言解释,已增加两万亿了,不能再增加了。廖鲁言表示同意。

 

  5月6日,陈云在国家计委会议室主持召开小组第三次会议。

 

  关于农业增收问题,他反复斟酌后指出,在“一五”计划内,大规模开荒,时间长,投资太大;大规模兴修水利,现在也无条件。剩下的,只有搞合作化了,它比国营机械化农场投资少,见效快。

 

  陈云认为,这个计划是一个紧张的计划,所以现在就要研究会不会“崩”的问题。他提出了三个问题:建设项目会不会完不成?遇到大的天灾怎么办?财政上有无“崩”的可能?

 

  他的回答是,一些基建项目可能完不成,一些产品可能达不到指标,因此不一定把列入计划的建设项目都对外公布,但141项苏联援建项目是影响到工业化的重大建设项目,不能削减;如果遇到大的天灾,20万亿元也不解决问题,那就只能推迟计划;如果工业建设的292万亿(注:此为第一套人民币,1万元等于1955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1元)投资能尽量不超支,并对其他方面的投资加以限制,财政可以够用,而且“一五”计划的后三年,财政有可能增收10万亿,但现在不能列入预算。

 

  陈云的结论是:现在可以稳步前进,不必再削减项目,有些问题可以在年度计划中解决。

 

  三次讨论结束后,陈云、李富春、贾拓夫、张玺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逐个研究,研究到哪个口就请哪个口的负责人参加,对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修改。

 

 

 

  1954年,毛泽东和陈云在北戴河。图/新华

 

  “紧张的平衡”

 

  6月29日至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编制“一五”计划问题。

 

  陈云作了汇报。他说,计划中最薄弱的部分是农业生产,能否按计划完成很难说。工业生产计划可以完成,基本建设可能差一点,铁路运输很紧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按期实现。

 

  他说,针对农业生产落后于工业发展的问题,有开荒、修水利、合作化三种办法。“这些办法都要采用,但见效最快的,在目前,还是合作化。”

 

  他指出,重工业的问题,现在主要是寻找石油资源的问题。对今后铁路运输紧张的问题,他主张目前应首先保证141项建设和旧线挖潜的需要。技术力量不足,则要靠工厂多办技术学校和训练班,培养技工。

 

  他重点阐述了编制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即“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原则。

 

  他说,中国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必然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所谓紧张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东西不够。”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

 

  他说,平衡包括财政收支平衡、现金收支平衡、外汇收支平衡、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平衡这四大平衡。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都要按比例发展。

 

  陈云主张初稿不要过早出台,继续坚持边执行、边观察、边调整。由于间接计划部分很大,因此这个计划还应经过地方党委在更大范围内加以讨论。

 

  7月下旬至8月中旬,由陈云和李富春主持,张玺、国家计委综合局局长杨英杰、办公厅副主任梅行等在北戴河把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又修改了一次,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八人小组接连举行了17次会议,对草案逐章逐节地讨论和修改。

 

  9月,八人小组将修改后的“草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真审阅了这个初稿,逐行逐句圈点,作了许多批注,并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阅。

 

  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国务院成立后,中财委工作结束,各部由国务院直接领导。陈云在国务院副总理中排第一位,仍然主管全国经济工作。

 

  大会结束的第二天,9月29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来华,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庆典。

 

  来华前,赫鲁晓夫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在141项援华工程的基础上再增加15项,并提升技术含量。伏罗希洛夫发言称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赫鲁晓夫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

 

  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同苏联政府代表团多次会谈,双方达成苏联政府再帮助中国政府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至此,苏联援建项目达到156项。

 

  对此,后来陈云曾感慨,156项,确实是援助。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陈云提出,要把国际力量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写进决议里,这个意见被起草小组吸收。

 

  “看了觉得很高兴”

 

  10月底至11月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先后离开北京到广州,用近一个月时间,集中审议修改“一五”计划草案初稿,李富春陪同。

 

  在此期间,由陈云代理总理职务,主持国务院工作,同在广州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保持密切联系,随时听取他们对“一五”计划草案的指示。

 

  11月15日至25日,陈云主持召开讨论五年计划草案会议,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京中央委员等全都与会。11天的会议中,讨论最多的是石油、农业和交通问题。

 

  薄一波说,石油是致命的问题,建议对石油问题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来研究。陈云说,石油只要找到资源,投资就要满足它,现在主要的办法是请苏联派成套的人马来,帮我们勘察。

 

  陈云说,农业计划变动就会影响整个计划,这是个极大的问题。他对照研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农业计划,分析了中国经济恢复时期和1953年、1954年的粮食增长情况后,得出结论:农业是最薄弱的一环。

 

  王首道对五年计划草案在次序上把交通运输放在商业之后提出批评。他认为,按生产秩序讲,应该是工、农、交、商,不应该是工、农、商、交。陈云插话说:“可考虑如何放法。”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广州审议五年计划草案时,认为亟须各省市的地区计划,要求各地对五年计划草案提出意见、订出各地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纲要,于12月10日送中央。

 

  在中央和地方提出的修改意见的基础上,陈云、李富春等对“一五”计划草案再一次进行补充和修正。

 

  中央原打算1953年3月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听取“一五”计划的报告,没能如期进行。1954年冬,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毛泽东要求陈云写出关于“一五”计划的报告。

 

  12月中旬,陈云写出了报告草稿。毛泽东审阅后说:“整个报告是很好的,看了觉得很高兴。”他作了些小的修改,并建议商业部分改写一下。

 

  陈云对报告草稿修改后,又于1955年3月14日再次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5天内审改完毕,退给陈云。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草案的决议》。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1953~1957)》。

 

  “统购统销”

 

  在“一五”计划的最终稿中,指标被定为:五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8.6%,其中工业总产值五年共增长98.3%,农业及副业总产值增长23.3%。

 

  这是激进(“冒进”)和保守的双方妥协的结果。

 

  随着1953年7月朝鲜战争的结束,毛泽东希望加快国民经济建设。他说:“1950年时美国的钢产量是8700万吨,中国只有61万吨,双方相差140多倍。国力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刚刚获得独立的民族距离真正的强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反保守”的思想指导下,工业建设的力度和热度进一步加大。那段时间的中国,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建设项目开工。

 

  1953年,财政出现了30多亿元的赤字。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全国城镇人口猛增,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国家粮食供给非常紧张。

 

  为了解决粮食供求矛盾,陈云反复权衡后认为,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是唯一的办法。他不是没有顾虑。那时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刚因“新税制”问题挨了批,而粮食问题更是不得了的问题。他后来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二十几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意了陈云的意见。征购被定名为“计划收购”,配售被称为“计划供应”,两者简称“统购统销”。

 

  虽然出现了“高指标”的问题,“一五”计划时期仍然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期。

 

  到“一五”计划完成的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原计划平均每年增长14.7%,实际达到18.4%。1957年的钢产量为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近3倍。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4.8%,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1957年达到19505万吨,比1952年增长19%。

 

  苏联援助的“156”项,最后落实的工程共150项。这是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起步。过去中国不能生产的高级合金钢、矽钢片、复合不锈钢板、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汽车、万吨海轮、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以及新型机床等,现在都能生产了。

责任编辑:郭银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