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中国追梦共同富裕

金刻羽  2022-01-02 22:10:34

尽管新数字时代的市场失灵和不公平现象 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与大多数其他国家截然不同

中国追梦共同富裕

文/金刻羽(Keyu Jin)

发于2022.1.3总第1027期《中国新闻周刊》

 

2021年是中国经济新范式的开始。中国正在从以GDP增长为首要目标的经济模式,转向以效率、消费者福利、环境保护和减缓气候变化为重点的经济模式。中国企业的增长将不再那么粗犷,而会受到更多的监管和监督。打造全球制造业强国的目标,已经演变成对高科技民族自主的追求。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正处在向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转型的新阶段。

 

中国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中国与西方,不管对各自的政治体制冠以什么称号,尽管双边关系紧张,都面临着一些类似的挑战。双方都面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科技巨头的无边界增长,以及精英和草根阶层之间鸿沟加深的问题。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决定直面这些问题。

 

2021年,中国政府采取了20多项重大举措,规范和约束了一系列领先企业,从面向消费者的平台公司到教培企业。干预的出发点包括反垄断、数据安全和社会平等——有时三者兼而有之。

 

北京五环外的黑桥村,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居住于此。

尽管这些大刀阔斧之举在国际媒体上引起了很多议论,相关评论往往也有失公允,其只触及了一些表面现象,没有触及正在进行的更深层次变革。如果一些企业只顾及自己的增长前景,以对GDP的贡献为豪,而长期凌驾于消费者福利之上,不重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那么,其所在国家强化监管和执法的行动,既必要又应该被欢迎。

 

2021年发生的这些变化代表着中国经济的“成熟”,表明以人为本比追求GDP总量更为重要。在“共同富裕”的新目标下,中国政府未来十年的官方目标,是为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创造条件,为每个人提供更好的机会,以及引导中国企业更“有同情心”的行为。不受约束的西方式资本主义导致了“中产阶级的挤压”,中国应该避免这种情况,选择支持一种“橄榄型”的收入结构。

 

转折点

 

40年前,邓小平打破了对追逐个人利益的思想禁忌,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是时候推动共同富裕了。新冠疫情暴露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疫情期间,科技巨头的优势更为突出,它们变得更大更强。居家工作或线上开会,使得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交流和聚会,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国内问题,尤其是国家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需要。

 

与西方的传统观念相反,中国更加强化了监管,其动机并非想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私营企业、削减亿万富翁的规模或限制中国公司的国际准入。2021年,中国有407家企业挂牌上市,其中83%以上为民营企业,而非国有企业。

 

共同繁荣与社会和谐这一宏大目标息息相关。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纠结之一,便是教育领域竞争激烈,既让父母焦虑,又令孩子痛苦。家庭在课外活动上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和金钱,用现代经济不一定需要的东西填满了孩子们的时间表。这种现象被比作在一个拥挤的剧院里,有几个人决定站起来以获得更好的视野,迫使其他人也这样做。最终,没有人会变得更好。

 

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完全接受了数字生活,也越来越担忧个人数据被滥用。在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中,这种滥用不仅让人们失去了个人财富,还让他们失去了生命。此外,一些中国科技巨头对员工福利关注不足,导致过度工作的年轻人失去了动力,他们原本希望组建家庭,现在则纷纷“躺平”(不再在工作上给自己设置更高要求)。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不受限制的市场驱动型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紧张和脆弱性。尽管新数字时代的市场失灵和不公平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与大多数其他国家截然不同。首先,中国的反应往往更快、力度更大。相比之下,美国政策制定者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约束脸书,尽管该公司的不当行为和做法被不断曝光,其商业模式引发的深刻社会问题也经常被提及。

 

第二个区别在于,中国不太可能实施一些欧洲国家所采用的那种大型福利国家制度。中国将努力工作视为传统的民族美德。而且,与美国不同,中国民众对因为创新而致富的顶层的1%的富人,没有敌意,只对那些通过不当手段或不合理方式致富的人,才会予以谴责,尤其是对一些人的违法行为。中国领导人只希望消除不平等的“不公平”根源,例如进入壁垒、过度的垄断权力和钻法律空子获得的非法收入。

 

一种常见的批评是,中国监管部门强化对企业的监管,限制其增长雄心的做法,将会扼杀创新动力。但这一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中国企业家精神的驱动力不仅仅是金钱回报。正如儒家传统所崇尚的,通过献身事业或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而建立的社会地位,比财富的积累更为重要,“光宗耀祖”更值得自豪。在更高的目标驱动下,中国企业家在顽强地追求他们发展目标的同时,也在灵活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包括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

 

此外,相比于每一个需要“说服”来作出更多慈善贡献的心存芥蒂的亿万富豪,有更多有幸福感的百万富豪能够愉悦地接受政府的监管,适应关于大公司的规模、经营方式和范围的一些新的规定,因为这有利于他们稳定地发展,最终使他们也有成为亿万富豪的机会。

 

重庆新型数字交通物联网大数据交流平台内的展示厅。

风险与回报

 

中国的前进道路充满挑战。没有一个类似规模的国家培育出了既相对公平、又能够充分调动创新和激发效率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去全球化”风险,还有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外的风险。一些局外人认为,另一个重大风险是,旨在改变投资环境和商业环境的政策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糟糕情形,或者矫枉过正。也有人认为,一个更重要的风险是,意识形态将优先于谨慎的经济管理,过去40年来促成中国向成熟市场经济转变的解放思想的倡导,将不复存在。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幸运的是,过去一年也带来了许多有利于市场的进展,如贝莱德(BlackRock)推出首只中国公募基金,香港证券交易所获准发行A股期货等。外国企业正准备扩大在华外资机构投资的范围,这证明更大程度的经济自由化可以与更严格的监管并存。此外,自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来,中国已批准了28个金融许可,并100%免除了美国公司要求的关税豁免。尽管中美局势紧张,并受到疫情干扰,但贸易和资金流动一直保持着稳定。

 

中国还加强了其气候承诺,并宣布将停止对燃煤发电的外部融资。随着企业和家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提高,中国人民银行、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已承诺支持小型企业,作为将气候问题纳入更宏观审慎管理的总体措施的一部分,监管机构也发布了一份绿色债券分类。气候外交仍然是中国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展示全球领导力的重要渠道。这意味着既要与发达经济体合作,又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未来一年,中国将不得不关注各种短期周期性问题,包括疫情后复苏缓慢、债务和违约风险增加、自然灾害更加频繁、投资和消费疲软等。但在市场经济的自然起落之下,中国将更加平静地应对变化中的局势,强调增长的质量,容忍增长率的适当放缓,以及更大的周期性波动。大多数中国人会认为,为实现“共同富裕”而作出一定的调整是必要和明智的。

 

(作者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和政治学副教授,世界经济论坛青年全球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