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闭幕的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上，“亚洲安全观”成为讨论热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年会全体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指导，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通过和平方式政治解决矛盾分歧，推动构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这一主张回应了当前亚洲安全面临的挑战风险，为区域安全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获得各方积极反响。
当前全球地缘冲突加剧、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亚洲也难以独善其身，地区不稳定因素在增多，面临三重挑战。
首先，随着大国战略博弈加剧，部分域外力量通过强化军事存在与推进同盟体系网络化，不断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程度。这种以军事联盟为基础的安全架构，正在引发典型的安全困境：一国出于防御目的的能力提升，往往被他国解读为进攻性意图，从而诱发连锁反应，加剧地区军备竞赛与战略对抗。其次，经济领域的泛安全化趋势正在加剧，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关键变量。在“去风险化”供应链重组等政策导向下，经济问题日益被安全逻辑所主导，贸易与投资关系被赋予更多地缘政治意涵。再次，文明冲突和阵营对抗的旧思维沉渣泛起，折射出当前国际社会在规则、价值与治理模式上的分歧在扩大。
面对共识缺失、规则失范和治理失效，不同观念间的竞争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深层变量。就理论层面而言，当今国际社会大体存在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安全观范式，其在安全来源、实现路径与价值取向上存在显著差异。
一种是以同盟合作为核心的“同盟威慑型安全观”。这一安全观强调通过力量优势与联盟体系来实现安全，其逻辑基础在于“以实力求安全”。在这一框架下，安全往往被理解为相对的、排他性的资源，一国安全的提升可能意味着他国安全的下降。冷战时期，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大国间的战略稳定，但在当今多极化与相互依存加深的背景下，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
另一种是以主权安全为核心的“国家中心安全观”。这一安全观强调国家独立自主与不干涉原则，其合理性在于维护国家基本安全与发展权利。然而，在全球化与跨国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这一模式也面临一定局限。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与网络安全等问题具有明显的跨境属性，单一国家难以独立应对。
与上述两种安全观相比，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属于“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范式，核心在于强调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与相互依存性，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而非对抗冲突来解决分歧。从理念内涵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突破了传统以军事为中心的狭义安全理解，将经济、科技、环境等因素纳入安全范畴，同时强调安全的长期性与结构性。
不同安全观之间的碰撞，反映了国际秩序转型期关于“如何才能实现安全”的根本性分歧。究竟是通过力量对抗维持稳定，还是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安全，世界还缺乏共识。在多重安全挑战与理念冲突的背景下，中方提出的亚洲安全观更具现实和长远意义。从地区层面看，这一理念为亚洲安全秩序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权力政治逻辑的规范性框架。“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这一表述突出安全的共享属性与实现路径，指出地区安全治理应从以对抗落实转向合作导向。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化对话机制降低误判风险，通过包容性合作增强安全互信，从而逐步塑造更加稳定的地区安全结构。从全球层面看，这种亚洲安全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价值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两者都强调国家间命运相连，安全不可分割，反对零和博弈与强权政治。
此外，中方的亚洲安全观与四大全球倡议形成内在联动关系。全球发展倡议提供物质基础，全球安全倡议提供理念支撑，全球文明倡议缓解价值冲突，全球治理倡议则提供制度保障。因此，这种亚洲安全观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在区域层面的具体实践路径，并有望通过多层次协同推进，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实践。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发于2026.4.6总第123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共促亚洲安全的新“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