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
本来就难以定义他的职业身份,现在似乎更难了。3年前,被冠以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传记、随笔作家等头衔的止庵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受命》出版,当人们还没有停止对其中复仇、80年代、命运、人的困境之类内容的讨论时,止庵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令颜》又问世了。
说起《令颜》的创作初衷,止庵颇有一点恶作剧的意思:“怎么老说《受命》是我的第一部小说啊?那再来一个第二部吧,我这人有点逆反心理,这样大家就不会总提‘第一部’了。”
《令颜》的故事与《受命》完全不同,贴近一个54岁女性的视角,跟随她在回忆与现实里验证自己长年存留心中的爱情。做出写情感小说的选择似乎也是偶然,《受命》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打动了很多读者,但是一个作家朋友对止庵说,“《受命》写的是少男少女的初恋,根本没经过生活的洗礼和考验,那不叫爱情。”止庵觉得,“哎,有道理啊”,那么这次就写一段跨越时间和生死的爱情吧。
“就想写一个和《受命》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最理想的情景是,盖住作者的名字,读者会认为《令颜》和《受命》根本不是一个人写的。
但只要对止庵稍有了解,就会发现,它们的底色仍是相同的。无论主角什么年纪,是男还是女,他们无不背负一个巨大而沉重的秘密,费尽心思,处心积虑,结果却全是徒劳。这是止庵一直持有的对人生真相的看法——最终徒劳一场,但谁说徒劳就是无意义呢?只要不站在天地视角,而是站在每个人的立场上,一切努力都是有意义的,即便徒劳也是美的。他始终想要表达的,便是对徒劳之美的欣赏。
作家止庵。图/受访者提供
死者控制生者的故事
《令颜》的内核是一个传统或者说老派的情感故事,让人恍惚想起《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当年的《受命》一样,这故事在止庵心里酝酿好多年。如今想起来,他感觉《受命》也许写晚了,如果在80年代末就写出来,男主人公冰锋的同龄人都还是读者,那么小说引发的思考或许与今日不同。《令颜》不一样,不能早写,要等书中的女主人公程洁已经年过半百,甚至到今天几乎不再存在类似的爱情时,把它写出来才有意思。
这一次,止庵把所有男性都推到故事的背景里,幕前面目清晰的,全部为女性。以女性视角开展故事,是止庵给自己的一个挑战,甚至写长篇小说本身也是,给自己设置困难,再完成。
但这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止庵说过,“我这个人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如果这能算件事的话。”他从不否认自己喜爱的那些作家对他的影响和启发,就拿用异性视角写作来说吧,文学史上可以参考的先例很多,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当包法利夫人被邀请参加一个晚宴和舞会,她强烈地感受到浪漫的气氛,渴望过上这种生活,她的一生即因此改变,这正是一个女性视角。而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一直紧贴男主人公佟振保,佟振保先后与四个女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从他的立场出发来感受和作为的。
对《令颜》来说,真正难的是戏中戏。两条故事线索同时展开,一条为2019年,北京的一家剧院正在排演已故剧作家陈地的话剧《令颜》;另一条则是剧本《令颜》中的故事,时间跨度从20世纪80年代上溯到40年代,虚与实彼此影响,两代女性互为镜像。
对止庵来说,《令颜》中的剧本创作比写小说本身更具挑战性。小说中剧作家陈地曾三易稿,作家止庵也是一样。止庵一向喜欢读剧本,写《令颜》前又集中读了几十部。对《令颜》影响最大的是契诃夫的《海鸥》和皮兰德娄的剧本《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为此,止庵特意在《令颜》里安排了一处闲笔,程洁应聘的剧院“正在上演契诃夫的《海鸥》”,向这位文学前辈致敬。
最终,止庵花大力气为《令颜》创作出了完整剧本,虽然故意没有在小说中完全呈现,但几乎成为穿起书中各时代人物的最重要线索,在现实故事早已去世的作家陈地,也通过剧本里的台词不断表达着审美观和价值观,借助2019年剧院排演的话剧,他继续“活着”,不但如此,还影响着他身后故事的走向和一系列人物的命运。
两条线索,虚实交错,止庵觉得《令颜》的结构比《受命》要复杂精妙得多,但在本质上,二者都是他想写的过去影响当下、死者控制生者的故事。
长篇小说《令颜》,作者止庵。
真正的小说必须细
止庵有个“故事口袋”,《受命》和《令颜》都是他从这个“口袋”掏出来的、酝酿了起码30年的故事。今天的我们熟知的他,是以庄子、义和团、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的面貌出现的,其实,20世纪80年代,他有过一段把全部热情放在创作小说之上的日子。
止庵最初的小说写作课来自父亲——诗人沙鸥。那还是1973年,父亲在家闲居无事,起念要教授子女们学习写作,止庵和哥哥姐姐常聚在院里的槐树下,听父亲侃侃而谈,主要讲怎么写小说。止庵那时刚上中学,本来就受家庭环境影响酷爱读书,听完父亲授课,接连写了好几个短篇,取材于学校生活。
在正儿八经的习作以外,止庵曾和二哥玩过一种游戏。先是在棋子上贴些编造的人名,演习类似《东周列国志》的故事,不过国度和情节都出乎自己的幻想,后来觉得有意思,干脆你一段我一段地记在小本子上,俩人还合作写武侠小说。家里房子顶棚一角破了个窟窿,他和二哥每轮流写一段,就爬上被垛把小本子藏到里面。有一次被父亲发现,担心有违禁内容,还特意取下来检查一番,但并没有予以制止。这大约算止庵最早的创意写作练习,后来游戏中止,本子也丢了,但日后失眠的时候,止庵有个自我疗治的法子,就是编故事给自己听,某种程度上,仍然像当年和二哥合编幻想国故事的延续,虽然距离那时已经很久远了。
止庵最开始学写长篇小说时,因为崇拜老舍,也想用北京口语来写城市底层生活,但是发现《骆驼祥子》里的许多说法,与当时已经颇为不同,不能照搬,还得靠自己在实际生活中体会,于是就留心胡同里老头老太太们平时的说话习惯,随时加以记录,以后小说里对生活细节的留心和捕捉,大约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彼时,期待在文坛大有一番作为的止庵,却颇为不顺利,在80年代发表过十来个短篇和一个中篇,没激起任何水花。他觉得那算一段充满失败的经历,在生活的各个面向经历“徒劳”,曾经愤世嫉俗,所幸因为通读《庄子》而获得了解开人世间难题的钥匙。他放下了对小说的追求,转而去外企做销售,然后成为职业读书人,一下子几十年就过去了,直到60岁,决定给自己放个长假,才又从当年的笔记里找出素材,再次开始写小说。
止庵下过很多看似无用的功夫,说无用是因为全凭爱好,并无目的。例如看日剧,几年前他觉得女演员尾野真千子演技特好,于是把她参演的所有电视剧和电影都找来看了,由一个演员入手看影视作品是他自己发明的路数。迄今止庵并没写过任何有关日剧的文章,但日剧以细致入微的生活细节来推动情节的刻画方式,却滋养了止庵的小说。在他看来,日本小说也是如此,人物的情感寄托于一系列细节,这些细节看似普通,实则既深厚又深刻,其中体现了作者独特的理解发现。
《受命》里,止庵以学医时学到的科学精神去面对书中80年代的细节,到了《令颜》,他简直更进一步,以绣花般绵密的细节,灌注生活本身散发的气韵。“情节可以虚构,但细节无法编造。细节一旦不真实,读者就会感到整部小说都虚假了。”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他看来,细节像是衣服的针脚,一个地方没缝严,多好的料子也显得差劲了。
事实上,如今很多小说并没有细节,写人喝醉,就是“一杯接一杯,把自己灌醉”,在止庵看来,这好像个故事大纲或是影视剧梗概,可能人家的目的本就如此,也方便快节奏阅读,但他自己接受不了。他觉得真正的小说不能粗略,要而不繁,他喜欢的小说几乎都是这样,例如张爱玲最长的那本《半生缘》,曼桢和世钧相遇后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就是每天上班,到饭馆里吃饭,筷子有点脏,洗洗筷子,曼桢手套丢了一只,世钧给找回来,他们的关系就在这一件件小事里展开,成了情侣。
这样写当然难,因为得对日常生活足够了解且感受敏锐。《令颜》要写话剧的排练,没见识过话剧剧组生活的止庵迟迟没能动笔,正发愁能去哪儿体验生活的时候,恰好有个剧院请他去当文学顾问,于是,他得已完整地观看了一部话剧从建组到演出的过程。他每天与演员们同去剧组,观察导演与演员排练怎么交流,休息时做什么,随时做笔记,记下了数万字。就连保洁员平时在楼梯下休息的角落,他都去细心看了。书里杨新米醉酒的酒吧也有原型,止庵请朋友带自己去仔仔细细转了一圈,酒水单子、不同的酒匹配什么样的酒杯、酒鬼什么样,他全记录下来,最终,书里杨新米喝醉那一夜的点点细节,推动了互为镜像的两代女性,走近彼此。
“总框架搭建好后,少写意外事件,多写日常生活,让人物关系在其中不断发展,故事通过一系列细节来累积推进。”这就是止庵想写的小说,《受命》如此,《令颜》更加极致。
对人物遭遇不施以援手
对人生本质的理解仍然藏在小说里。《令颜》看似是爱情主题,其实不然,其中没有一段爱情完满,甚至没有闪光,放下或不放下,都是困境,都不满足,都为其所苦。在他的两部小说里,既没有冰释前嫌的释然,也没有得偿所愿的痛快,止庵从不对笔下的人物稍加怜悯或予以拯救,这是他一贯的创作观。
他小时候读鲁迅,对《明天》久久难以理解,总觉得单四嫂子很无辜,为什么她的儿子一定要死呢,而且最后连梦也不能梦见。《药》的结局也是,华小栓是否也可以有别一种结局,即他吃了蘸了夏瑜的血的馒头,病势竟好转了呢?这或许于作品的艺术震撼力有所减弱,但是在主题上并无大碍,至少提出这种可能性是无妨的。他开始思考,鲁迅如此选择,除了艺术方面的考虑,是否也有别的因素。止庵由此感受到鲁迅作品中的残酷或死亡之美,这在以往中国小说中几乎见不到,鲁迅小说的魅力和力量,至少有一部分因此而产生。
1984年,止庵开始读张爱玲,发现她同样如此。尤其是《色,戒》结尾,“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主角“王佳芝”的命运结束在“统统枪毙”四个字里,她的死微不足道。
现在的小说家偏温情,没到悬崖边上就转回来。而在止庵的现代文学观里,鲁迅和张爱玲是在金字塔尖儿上的,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做到决绝,这是真正的上帝视角——“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止庵醉心于这样的作品,因为作者不因人物的无辜和悲剧而施以援手,这是超越人间的物外视角。
在他看来,这就是生活的真相。当年在医院当牙医,他的一个同学帮一位红光满面的老人做了一副义齿,一星期后,一个中年妇女来取假牙,说要放进父亲的骨灰盒里。《令颜》几乎写完时,止庵总觉得结尾缺点什么,有一天出门散步,在公园一棵树上看到一串刻痕由深至浅的“爱情记录”:“2011、12、13……18,分了。”这段源于生活的真实,被他写进小说,正契合了程洁的人生。《令颜》写了爱情,但真正要探讨的,还是背后的人生——一个人怎么活过自己的一生,自己不一定清楚,别人也无从评价。
止庵认为好的文学作品,不会用虚假的安慰哄骗读者,而是写出人生的真相。“这样反而可能使人读了之后变得坚强,我自己从阅读中就是如此获益的。”作品里,他用“天地”的视角,只创造,不干涉,作品外,他当然自居“万物”之一,认真过自己的生活。
《令颜》完成的同时,他还打磨出一本关于张爱玲研究的全新著作《张爱玲事迹》,他觉得自己研究张爱玲20多年,一直编书和整理原稿,偶尔发些议论,是时候专门写一本有分量的书了。他一向信服加缪说的“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他想尽量让自己的人生充分一些,多样一些。当然,和多数人比起来,他的经历已经足够多样,当过牙医、记者、外企销售、编辑,后来又是作家、学者,还是读书人,影视爱好者和美术爱好者。尽量让人生活得丰富,大概算无意义中的意义。即便在天地看来,徒劳是人生的本质;但毕竟在万物自己眼里,各有各的作为和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