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政府的密码专家白大怡落进汪伪手中，他的身份极为重要，虽然目前还没有叛变，但一旦泄密，后果不堪设想。在里三层外三层如铁桶一般的保护屏障外，军统派出的各路间谍出动，暗杀白大怡。在一个狭小阴暗的密室，一场充满张力、血腥和悬疑的刺杀之后，“刀尖”上的故事开始了。
同样是上世纪40年代初的背景，间谍们的身份扑朔迷离，原著作者麦家和导演高群书联手，不奇怪观众会拿11月24日上映的《刀尖》和《风声》作类比。14年前的《风声》，是60万人打出豆瓣8.4分、国产谍战片的里程碑。
这让高群书犯了难。《风声》也是自己作品，可是《刀尖》实在与《风声》无关，从表现手法到故事类型都是如此。
导演高群书。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解读《刀尖》，唯独不要从‘谍战’和‘风声’的角度。”高群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否则很可能会失望，好像抱着吃西瓜的心态买来一个冬瓜，会觉得“怎么不圆？没有西瓜味，不能生吃……因为它不是西瓜。”
《风声》是高群书壮年时期创作思想的记录，十几年过去了，居然还没被超越，他觉得这事有点悲哀，但他承认自己也突破不了，因为不再是当年的心境，也不是当年的环境。所以他没打算拍“风声2”，而是换个视角，拍复杂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的选择和无奈。在《刀尖》里，特工并非滴水不漏的“007”，而是充满软肋和弱点的“真人”，所以会有失误。这是他更熟悉的人物，因为来源于真实世界。大学学新闻又当过记者的高群书，始终对生活的本真抱有执念，无论拍摄什么故事，他希望影像里记录的，是有血肉的人和真正的生活。
“刀尖”上的日子
《刀尖》这本书是高群书在机场偶遇的，那时，书刚出版不久，分为“阴”“阳”两部的《刀尖》，机场的书店只有其中一本，高群书在飞机上一口气看完了。女主角林婴婴从一个单纯的女学生成长为三面间谍的过程牢牢吸引了他，世事变迁对人的改变，一向是他感兴趣的。男主人公老金最早曾出现在麦家的另一部小说《暗算》里，那时候高群书就很喜欢这个人物，“我叫金深水”，当他看到同样的开头又出现在《刀尖》但已经是全新的故事，好像老友重逢。
一下飞机，他就打电话给麦家：“你这个《刀尖》我特别喜欢，我想改编成电影。”麦家很信任高群书：“真的吗？你真要改的话，我可以便宜给你。”
与《风声》中的密室解密不同，《刀尖》里主要人物的身份很快就交代给观众，“就不是谍战片。”高群书重复了好几次，在他眼里，《风声》也压根不是谍战片，而是他最熟悉的“涉案”题材，其核心是破案，是“警察审讯嫌疑人”，因为故事集中在不到2个小时的电影里，所以显得矛盾特别集中。如今，很多没赶上当年《风声》公映的年轻人把它称为“密室逃脱戏”天花板，高群书觉得这解读挺有意思，但不是自己的本意，“那年代哪有密室逃脱？压根没听说过。”
高群书在电影《刀尖》剧组。
1940年后的特殊时期，多方势力盘踞南京，他们挣扎、杀戮、分合的历史在中国银幕上的呈现还不多。高群书觉得那段时期的复杂局面最能展现人性的冷酷和温情，就像刀尖的阴阳两面，具有史诗性。所以，当又有机会拍摄那个年代，高群书不想再“破案”，《刀尖》里两个主要人物的成长才是故事发展的主线。
史诗不一定要场面宏大。高群书很喜欢德国导演爱德嘉·莱兹早年自编自导的电视剧集《故乡》三部曲，剧集以19世纪中期为背景，通过一个小村庄里几个人的命运，讲述了数十万欧洲人逃离家乡的饥荒、贫困和暴政移民到遥远南美洲的历史。高群书也选择做一部人物命运和时代相关联的历史片，其中夹杂一些黑色犯罪电影元素，没有反转、猜谜，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真实历史。片中呈现很多死亡，有些角色死得突然，远超观众心理预期，高群书觉得，这恰恰更加接近现实。
现实，是他多数影视剧里非常突出的底色，大概率和他的专业出身相关。1986年，高群书从河北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石家庄广播电视局电视中心，既拍新闻片，也拍专题片。
80年代，新的文艺思潮不断涌进来，高群书关注文学诗歌，也喜欢电影。那时，电视中心有个音像科，老去下边查非法出版物，没收了不少香港录像带。高群书没事就往音像科跑，在上班拍“三农”、拍“秋收”，下班看香港录像带的日子里，完成了自己的野路子“导演系”教育。
不是科班有不是科班的好处，艺术家们争相阳春白雪的时候，他这个没什么机会看那些欧洲“大师”的人，琢磨的就是怎么拍出个有意思的好故事，在中国还没有类型片这个概念时，他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类型片生涯。从体制内单位“下海”后第一次小试牛刀，他拍的是恐怖片，名字叫《蓝骷髅》，结局不用问了，过于恐怖，禁止发行，这部片子谁也没看着。
电影被毙，又已经辞职，一时不知道该干啥，他给在电视中心工作时认识的导演陈胜利拨了个电话，正赶上陈胜利在为自己的电视剧《中国大案录》“招兵买马”，干脆把高群书喊来当制片人。陈胜利被圈内称为“纪实警匪剧教父”，他导演的《9·18大案纪实》是中国第一个以案件和“警匪”缠斗为核心内容的电视剧，也是他开启了用真正的警察去扮演警察的先河。高群书觉得《9·18大案纪实》很牛，因为太真实了。由陈胜利带着入行，可以说为高群书拍摄之初的风格基底定了调。
两人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各级公安部门采访，接触了众多一线办案民警，收集到丰富的第一手案例。这一趟，高群书又当回了记者，且为后来的警匪片、涉案片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和人脉，等他再拍《命案十三宗》时，坊间都说，没有他采访不到的案件。
再好的编剧也比不上生活本身
《中国大案录》成功了，引领了全国各地开始拍纪实警匪题材的风潮，尤其在公安系统内，人尽皆知。高群书拍《命案十三宗》时，拿一封介绍信，完全凭个人身份去采访，一说《中国大案录》，大家都知道。
那是一个警匪剧极其繁荣的年代，原因并不复杂，和平时期警匪剧几乎是唯一可以合理涉及生死命题的类型，具有天生的冲突性，自然吸引人。而采访，几乎成了这个学新闻出身的导演拍片前最重要的前期准备。
尽管已经过去20多年，高群书还清晰记得他在看守所见到的《命案十三宗》故事中那些杀人犯原型：“他们都没有涉黑背景，很多人甚至是他人口中的‘好人’，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沦为杀人犯，这是最触动我的。”他一个一个地采访了13个杀人犯，随后和同事们根据采访迅速完成剧本，这次经历塑造了他的创作观，原来杀人犯并不是人们印象里的满脸刀疤、十恶不赦，可能和身边邻居、同事一样普通。他开始思考警匪剧不仅应该呈现法律问题，同样需要呈现社会问题。“都是一样的人，他成了杀人犯，你坐这儿采访他，区别就是当时他冲动了。”
人的复杂性、多面性以及偶然性在《命案十三宗》里极具突破性地铺陈开，在北京播出时，拿下了地区收视率第一，这在某种程度也帮助他拍出了后来的经典警匪剧《征服》，并创造出刘华强这个凶狠狡黠却也重情义、可以名列电视剧史的多层次人物。
刘华强有原型，其故事就发生在石家庄。这个人之所以复杂立体，当然又是高群书经过大量细致采访得来的。“‘刘华强’很早就出来混社会，当年最早办他案子的派出所民警、看守所管教……很多人几乎是看着他长大。相当多故事细节，他说的那些话、办的那些事，他的性格、处事方式，怎么一步步走到最后那个结果，都是从这些人口中获得的。”高群书说，“以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绝对想象不出这个人物。”
再好的编剧也比不上生活本身。20年了，观众们仍然没有忘记刘华强，今年年初电视剧《狂飙》热播时，刘华强买瓜，高启强卖鱼，俩人骑着相似小摩托的对比图，成为网友们现象级的“二次创作”。
高群书后来和韩国的电视剧编剧一起参加过一次论坛，他记得，热播剧《我叫金三顺》的编剧说，韩国大部分成功的剧集，内容70％来源于真实，30％是虚构的戏剧化。高群书回忆，在自己刚参加工作的上世纪80、90年代直至21世纪初，中国的电视剧也是这样，编剧和导演大量采访、实地探访、体验生活，后来的年轻从业者越来越减少这部分功课，这是如今大量影视剧从剧情到人物都“悬浮”的原因。
《征服》之后，高群书和饰演刘华强的孙红雷都火了，一天一个电话找他，拍警匪片，孙红雷主演，要的就是他俩的黄金组合，高群书一个也没答应，转战大银幕。用和电视剧差不多的拍摄时间打磨两小时电影故事，他更有时间做采访了，不仅采访，还和细节死磕。
拍第一部电影《东京审判》，他要求法庭上的发言，有严格真实的出处，法律条文与庭审流程也必须准确无误，经得起推敲。他费尽周折，请教了多位法律专家与历史学家，最后在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本由100多个记者编著的庭审记录，让影片中法庭戏的台词达到近八成还原度。
刚刚上映的《刀尖》，当身穿制服的金深水开着挎斗摩托，大大咧咧行驶在路中央，路旁衣着艳丽调笑着行走的和服女性、灰黑衣服行色匆匆的国人、为庆祝节日而四处悬挂的彩旗和阴郁天空、湿漉漉的地面，一起勾勒了一幅1940年南京的波云诡谲和鱼龙混杂。远处一晃而过的横幅上写着：“庆祝纪元2600年”。历史上，1940年正值日本侵华战争的僵持阶段，其国内早就陷入了疲惫与沉闷，为了鼓舞士气，日本确实搞了一场纪元2600年大庆，整整闹腾了一年……高群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以纪录片的真实度要求置景和道具，片中人物随口提到的妓院、旅馆全部有出处，就连汪伪政府政保局局长卢敬瑜请众人吃饭那一桌菜，都来自当时南京一家著名饭馆流传下来的菜谱。他希望，若干年后，如果人们想了解那个时代，也许可以把他的电影当作可信的史料或纪录片。
“他回精神病院了”
和很多已经隐匿于公共话语场的从业者不同，高群书至今活跃在微博上，名字叫“他回精神病院了”。除了宣传自己的片子，随时关注社会时事、科学研究、家庭教育，转发的推送五花八门，好几次因为在微博上随便说话而得罪人。他说从未把自己当作艺术家，而是更多把导演理解为社会学家，所以他拍电影的原点是从现实出发，围绕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表达。这使他能跳出一些圈子内的条框。
例如对待演员，不少圈内人说：“老高最会调教演员。”不管素人、新人还是大牌明星，到了他手里都一样。调教知名演员的集大成之作，当属《风声》，周迅、李冰冰、张涵予、黄晓明、王志文、苏有朋都是当时的一线演员，还有知名导演英达也在其中出演，高群书没感觉有什么难，“不要把他们当演员，还是当人，我永远都是，你顶流也是一样，不要把他当演员，你就是这个角色。”他也不怵任何大牌演员，高群书在现场有自己的控场法，毕竟他见过的杀人犯比见过的明星多多了。
他大概是圈子里最喜欢用素人的导演，刚入行的时候赶上一段用真警察演警察的风潮，开创这个“流派”的就是他的“伯乐”陈胜利，高群书监制的《中国大案录》、自己任导演的《命案十三宗》因为都根据真实案件改编，使用了大量侦办案件的警察在剧中扮演他们自己。
过于真实而呈现出纪录片般的粗粝美感是高群书最偏爱的，所以他将这样的拍摄方式延续下去。2008年上映的《千钧一发》改编自发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一起连环爆炸勒索案，高群书跑去齐齐哈尔采访那位擅长排雷的模范老片警时发现，“这个片警讲话太有意思了，让他讲讲平常生活中排雷的过程，人家一张嘴就能让所有人投入进去，该惊心动魄的时候惊心动魄，该掉泪的掉泪，该笑的笑。”他想不出任何一个演员能把这个原型演好，于是干脆在哈尔滨的基层民警中挑了一位。在2008年第十一届中国上海国际电影节，《千钧一发》不但获得评委会大奖，被高群书选中、第一次当演员的派出所普通民警马国伟还摘得影帝。
非职业演员都怕镜头，高群书有办法，“尽量不要让他们看到机器，因为看到机器他们就紧张。”2012年，他几乎全程藏着镜头拍出了《神探亨特张》，这也是他启用非职业演员最疯狂的一次，全员电影素人，用的都是他在微博上的大V朋友们，比如做《读库》的老六张立宪，都是一群文化人。这部以极度现实主义风格展现出的中国社会“犯罪浮世绘”，在第49届金马奖上，击败了杜琪峰的《夺命金》和娄烨的《浮城谜事》，抱回最佳剧情片大奖。高群书说，如果未来有人想看看2012年的北京大街什么样，看《神探亨特张》就行。
有人把他这些素人演的作品也归为涉案类型片，他自己觉得这些是作者电影。高群书想纠正一个观念，作者电影、艺术电影并不意味着沉闷。他从不想在电影中运用什么意识流，也许还是最初的训练决定了日后的表达方式，他读新闻专业的时候，这个专业还被划在中文系里，他总是习惯按文学规律去表达。他说，“学电影出身的人，可能喜欢用电影技术去做这些事情。而用文学表达是不一样的，文学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是塑造人物，一个是把故事讲好。”
他觉得，电影发展到现在，商业类型片和作者电影不该再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互相也不冲突，类型片本身也已经互相渗透杂糅。他眼里的好电影，既要讲好故事又要有作者的表达，同时应该有新理念，不管新的技术、场景还是奇观，总之该有些新点子。
戏剧导演牟森曾问过他一个问题：想做大师还是巨匠？他回答：想做巨匠。因为巨匠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师是为自己服务的。中国不缺大师，就缺这些工匠。而巨匠又是什么样呢？他觉得，倒不用30亿、50亿那样的高票房，而是过了一百年，这个电影还能被记着，还有人觉得有意思，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