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九十二岁的老人已在与病魔搏斗的三年中耗尽了精力。” 厉以宁学生、原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董事长孟晓苏用悼文追念恩师。
厉以宁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南京，后随经商的父亲移居上海。“抗战”爆发后，随母辗转至湖南沅陵，1951年从湖南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开始了在北大长达70余年的生活。
在北大，厉以宁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深教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逝世前仍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晚年。图/中国新闻图片网 中新社记者 杨可佳 摄
“厉老师在八十年代对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启蒙了一代人，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考和建言展现了深刻的理论洞察和巨大的突破时代的勇气。”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发文悼念。
不请自来的年轻人
1983年，暮春的早上，北京大学。
拿着刚问到的陌生住址，前一天刚参加完硕士研究生入学面试的年轻人平新乔和谢百三，兴冲冲地来到蔚秀园一间教师宿舍外，冒失地叩响了门。
被女主人笑盈盈地让进门后，他们才发现，学生们景仰的厉以宁老师一家四口，正蜗居在30多平米的小公寓里。较小的那一间房里，53岁的厉以宁正伏在书桌上，用400字方格的北京大学稿纸写作，身后的大床上堆着一叠叠书和一包包装满资料、手稿的牛皮纸袋。
“清早写作3页左右，然后再干其他。”见到不请自来的年轻人进房，厉以宁起身，轻声告诉他们。
1978年，厉以宁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见解，终于被允许公开发表。1980年，厉以宁提出股份制改革，他发表大量文章，倡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呼吁确立市场经济，是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
“我记得1981年7月在烟台的芝罘宾馆开中央银行研讨会，我和厉老师住在一个宿舍里。厉老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凤岐，你看中国用股份制来集资的办法行不行？我说完全可以。”从这时起，北大经济学院年轻的学者曹凤岐开始在厉以宁的带领下，全然投入研究股份制。
1982年，《论社会主义有效投资与合理投资》发表，厉以宁用这篇文章，呼吁放开社会集资以替代不合理的国家投资。此时，曹凤岐也正在厉以宁的指导下广泛考察中国企业，意识到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存在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落后。
“企业对内缺乏动力，对外缺乏压力。”曹凤岐认为，中国企业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就是要推行股份制。”
“我们俩真够傻冒。”平新乔日后回忆。初见厉以宁的那个早上，平新乔大概并不知道，日后漫长又影响深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场改革正由老师推动。而他们这批受到厉以宁启发、引领、指导的年轻人，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最为中坚的实践者。
“当了资料员，心里要想开些”
“外国经济史一直是我的第一研究方向。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一度被借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我把研究的重点转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问题。”厉以宁在《回忆周炳琳老师》一文中写道。
在成为对改革开放思想理论贡献巨大的股份制理论开山鼻祖之前，厉以宁首先是一位潜心研究、承上启下的西方经济史学者。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后，因在全校忙于“土改”的氛围里勤于读书，在图书室摘录西欧经济史资料的厉以宁，被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赵迺抟教授发掘，转荐给专研西欧经济史的周炳琳教授。
“现在的大学生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不多了。”得知厉以宁读过许多书，又知道他想研究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周炳琳很是高兴。
当时，赵迺抟与周炳琳是同住在燕东园教授宿舍29号楼的邻居。两层小楼，赵迺抟住楼上，周炳琳在楼下，厉以宁总是先到赵教授家，再到周教授家，借书、谈话、受教。在两位先生的悉心栽培下，北大四年，厉以宁打下坚实的经济学和经济史基础。
1955年毕业后，厉以宁被留在北大经济系做资料员，从事经济史资料的编译工作。得知他能留在北大，赵迺抟很高兴，又安慰他：“你没有当教员，当了资料员，心里要想开些，不要计较名份，只要有真才实学，名份算个什么？”
对厉以宁留校十分欣喜的周炳琳，则直接分派起任务。他知道厉以宁自学俄语，且水平不错，就让他翻译苏联学者论述西欧经济史的资料。正如赵迺抟所说，周炳琳非常器重厉以宁，还让他为北大图书馆内所藏的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史杂志《经济史杂志》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编写历年刊载论文的内容摘要。
“周老师的这一建议使我一生受益，因为从此我开始在周老师的指引下进入西欧经济史这一学术领域。”厉以宁回忆。
20 世纪 50 年代前半期的北大，学术氛围活跃，崇尚自由争鸣，遇到可造之材，名师与大师倾囊相授，同学之间亦乐于相互切磋。
然而，青年厉以宁学术研究的最好时光极为短暂，仅持续了7年。1958年初，厉以宁成为“反右”运动中第一批被下放的教职工，在当时称为“京西矿区”的北京门头沟区西斋堂村劳动了整整一年，1959年春季才返回北大。
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的起点。一年前，因为翻译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厉以宁从三联书店获得了约20%的劳务费（那时80%要上交给学校），他用这笔钱结婚、安家并把外祖母、母亲和弟弟厉以平由武汉接到北京来住。
1959年，厉以宁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妻子远在辽宁鞍山，食品供应紧张，一家五口租住在海淀苏公家庙四号院三间简陋的平房里，生活艰难，只能靠翻译稿费贴补生活。“令我感动的是，周老师、赵老师两老都从北大步行到我简陋的家中来探望我。他们看到我家如此清苦而仍埋头读书和翻译，不断对我勉励和安慰。此情此景，至今我仍铭记于心。”厉以宁日后回忆。
1962年，周炳琳身患重病。得知消息后，厉以宁匆匆赶往医院。那时周炳琳已变得清瘦，但还能下床，师生二人在病房前面走廊的靠椅上交谈很久。厉以宁告诉恩师：“现在政策已经宽松些了，市面上的供应也比前两年丰富一些了，看来情况正在好转。”周炳琳点点头，只说了一句：“但愿如此。”
1963年，周炳琳逝世。厉以宁曾写过一首绝句追念恩师：“旧事模糊淡淡痕，只知冬冷未知春。先生不顾潮流议，夜半邀谈深闭门。”追悼会上，厉以宁失声痛哭。师母魏璧先生握住他的手，流泪叮嘱：“周先生把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要多多努力啊！”
两年后，厉以宁便译完了恩师生前寄予厚望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将其交到商务印书馆。然而，未及出版，“文革”开始，厉以宁先是被打成“牛鬼蛇神”，在经济系接受监督劳动，后来又被关进“牛棚”，最后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农场和北京大兴劳动。
对于那十年间所尝苦楚，厉以宁甚少提及，只在解释自己经济思想及研究方向转变时解释：“目睹了农民的艰苦生活之后，我才进而认识到正是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这些灾难。我个人经济思想的转变，并非开始于三年困难时期，而是开始于鲤鱼洲农场下放劳动期间。”
“沉沙无意却成洲”
当年从北大毕业时，厉以宁填过一首《鹧鸪天》：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
“沉沙无意却成洲”，25岁的口占，成了对厉以宁一生治学的总结，日后回看当年的诗词，厉以宁也挑出这句词：“当初我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就学时，哪里会想到大学毕业后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后会怎样？但不管怎么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学识是一年一年累积起来的。”
除了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厉以宁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探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此外，厉以宁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贡献还包括：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深化农村改革，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推动股份制改革与企业上市，指导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等。
厉以宁还从几位恩师那里完整继承了栽培后生的志业。1989年，曹凤岐因为研究股份制改革，受到一些人的批判，连评教授职称的资格也被取消。“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厉老师一直对我支持和保护。”
类似的事情也在发表了《试论我国经济改革的若干战略问题》的孟晓苏身上发生。论文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碰上思想理论界批判“市场经济”的风头。“我问厉以宁老师：要不要我反驳他们一下？他说：不必，你越反驳，他们劲头就越大，现在有人已经写出‘批厉以宁’了，我也没有回击他们。”孟晓苏回忆。
此后，1992年4月，中央领导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写入了党章与宪法，“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的判断，也被写入了中央文件。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厉老师提出的一些经济学观点，尤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观点引起了一些争论。作为学生，我能感受到厉老师当时承受的压力。当时，厉老师用充足的论据和严谨的理论坚持己见，为我国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厉以宁的学生刘姝威回忆，通过新闻报道得知自己经历“蓝田事件”后，“厉老师紧紧握住我的手，看着我，无言！”
“在厉以宁老师溘然长逝的日子里，我再次翻开他主持撰写的经济学巨著《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泪目中跳出来的是他灼热的句子：‘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孟晓苏在悼文里写道：“他字字铿锵地指出：‘我们的观点是，在深化改革中稳定经济。改革将给人们带来信心，带来希望。我们只能有这种设想，也必须作出这种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