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上映的第二天，导演程耳在电影的官微上发布了一篇短文，叙述了他在路演途中忙里偷闲的半日，也蜻蜓点水地提到了“网络里发生的事情”。
文字云淡风轻，一如往常。但事实上，所谓“网络里发生的事情”此时已喧嚣无比。只是在程耳眼中，这些纷纷扰扰就像是窗外江面上的一片雾气，看似遮天蔽日、扑朔迷离，河水却须臾不曾因此停止流动。他在文章里说，“电影并不重要”。
七年前，他写过类似的句子。那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也是《罗曼蒂克消亡史》开始逐步下映的日子，他提笔回味了自己因为这部作品而陷入过的狼狈、喜悦和尴尬，甚至不无刚烈地发出“我们要注意吃相”的低吼。但及至末了，还是归于平静，说“有比电影重要得多的事”。
一切仿佛轮回，恰如他在当年那篇文章的开头所写：“时间停顿，空间凝固，与想象抑或信仰的距离并未真正改变，没有更近，甚至没有更远”——唯一尚可庆幸的，不过是“好在并非身在原地”。
2023年1月17日，导演程耳在北京出席电影《无名》的首映礼。图/视觉中国
工作
其实程耳也不是完全不在意这些外部的声音，甚至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之前知道可能会有一些争端，只是没想到这么猛。”《无名》的制片人与程耳已经合作了十几年，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在发出那篇微博文章之前，程耳还询问过自己网上的情况。“我跟他说，只要看过片子的观众都还是比较客观的，也认为演员演得不错，倒是很多观众觉得你的剪辑方式有点不好接受。他突然就释然了，说那就行，没事。”
听到这句话，她更加心疼起程耳来。“他对演员的疼爱和保护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只是针对他，没有针对演员，他就觉得无所谓。”当时她没有再吭声，但从广州飞往武汉的飞机上却一直在偷偷抹泪。一路走来，她太清楚程耳经历过什么又咽下过什么了。
“对我来说，每一次压力都很大，因为你每时每刻都需要对结果负责。”在程耳看来，所有的付出与承担都是正常状态，反而比起以往，这一次要轻松一些：“我现在回忆不起来有什么特别大的困扰过我的地方，好像这次真是挺顺利的。”
有时候，程耳也会觉得拍电影实在过于沉重，自己并不享受这件事情。一个剧组通常会随着大家的彼此熟悉而变得欢声笑语，他却几乎从不参与其中，总是一个人躲在导演帐篷里，沉默地盯着一个哪怕已经没有信号了的监视器。他原本就不擅长与人打交道，所以也从来没在片场体会过那种发号施令、呼风唤雨的兴奋感。
某种程度上，导演之于程耳只是一个工作——“人总需要职业嘛”。如果不是当初考进了北影，如今的他很可能以文为生，在他心里，这是更容易获得快感的方式。“电影很麻烦，而且过于昂贵。写小说比较省事，而且它的完成度是完全可控的，你只用对自己负责。”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尽管如此，程耳却不曾在电影创作上有过丝毫敷衍。“如果把它比做一个产品，还是希望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无论在合作过的伙伴眼中，还是仅从几部作品的成色来看，程耳始终保持着精准与克制。每一帧讲究对称、高度工整的画面背后，都是他对细节强迫症一般的坚持，哪怕只是墙面上一个莫名的污点或者衣服上一个多余的褶皱，他也无法容忍。“包括剧本里的标点符号都是非常严谨的，他会在每一场戏写完之后，自己默不作声地演一遍，确保每一个字都是通顺的。”
对待电影，程耳有着极强的掌控感。迄今的四部长片，全部是他自己编剧、导演和剪辑，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开始，连预告片、海报乃至主题曲歌词他也要亲自上手。“可能对于电影，我还是有一种自信，需要面面俱到地去掌握它，因为只有我了解自己要去营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东西难以沟通，即使存在着沟通的可能，沟通成本对我来说也太高了，不如自己来做。”
程耳并不排斥偶然的出现。他会根据演员的特质随时调整角色，也会对剧本做出很多即兴改动，《罗曼蒂克消亡史》里闫妮的大部分戏都是他在现场临时写的，这一次《无名》中黄磊饰演的张先生也基本算是“飞页”的产物，“飞页”是指在拍摄现场根据需要随拍随写剧本，但这些偶然不意味着失控。“对于创作的调整或重组，是一个缜密的系统。你始终要在这部戏的语境中，不能出去的。”
程耳一直将黑泽明电影《七武士》里的一句对白当作某种职业操守或者信条——“我会对得起这碗白米饭”。在他心里，做电影永远有一条底线不可妥协：“对于这份工作，我们应有起码的品位与现时代的审美，趋于准确的表达，不要让观众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因我们的草率无知甚至胡闹而感到羞愧。”
本能
程耳其实很在乎观众。他并无意去做那种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艺术家，也不觉得自己在电影这条路上走出很远，他没有想过要去颠覆什么挑战什么，反倒期待能“用一种质朴的方式表达一些朴素的情感”，进而建立起自己与观众之间的纽带。
早在2022年2月，《无名》就放出了先导预告，9月时又推了第二支。等到今年1月正式启动宣发，程耳又开始剪辑新的预告。剧组的人跟他说，大家觉得还是太文艺了。他想了想，直接在预告里贴了一秒字幕，上书五个大字“超级商业片”。这是一个玩笑之举，但他觉得效果挺好，“喜欢的人一乐，不喜欢的人可能也觉得有趣，传播度是有的”。
在程耳的主观意识中，自己从未游离于商业电影之外。他的题材总是带有悬疑、犯罪、谍战、动作这样的类型元素，也喜欢与知名演员合作。他始终认为，优秀的商业片就是一种艺术，而标签为艺术片的电影未必是真正的艺术，“商业和艺术的划分，边界本身就没那么清晰。真正的好电影一定比商业更商业、比艺术更艺术。”他希望自己能做这样的电影。“作者性和商业性，听起来背道而驰，但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付出足够的努力，是可以融合的，这也是创作最大的一种快感。”
但在市场定位和观众预期中，商业片有着一套业已定型的路数。它建立在普遍的感官需求、审美偏好和读解能力的基础上，不容易被打破，更不轻易接受个体性的重新定义。程耳自持的商业性显然便是一种个体定义，也就注定在市场游戏中难逃失落的结局。从《第三个人》到《边境风云》再到《罗曼蒂克消亡史》，程耳在票房意义上屡战屡败，尽管他拒绝将票房视为一项评价参数，但那些“狡猾眼睛里的句子以及撇嘴时的唇语”却如剑如刀，实实在在地直戳心窝——“是啊，但是不卖钱哦。我只得沉默地举起酒杯来化解尴尬。”
尴尬之后，乐观依旧。程耳觉得，创作者和观众之间需要互相试探、不断沟通：“《边境风云》吸引了第一批喜欢这种电影的人，《罗曼蒂克消亡史》又吸引来一批，《无名》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大。”这是他的自信，亦是他的天真。
现实并不全然朝着他所期待的方向发展。《无名》上映至今，虽然不乏赞美——事实上程耳从来都不缺少钟爱者，却还是有许多声音拒绝着他那招牌式的非线性叙事。“装X”“看不懂”云云一如往昔，他们无法接受一个本来可以险象环生、高潮迭起的故事，竟然被讲得这般回环往复、支离破碎。
对此，程耳是有些困惑的。“其实这种结构上的处理，特别像我们有时候发呆去回忆自己的某一段人生旅途。陷入回忆或者梦境的时候，它都不会按照时间顺序，一定是首先想起一件事儿，然后想起前前后后。”在他看来，这种叙事不应该存在“看不懂”的问题，甚至“看不懂”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所谓的叙述方式，对于观众真正去接受一个故事，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影响。除非一个电影价值观过于晦涩，观众无法理清创作者究竟要做什么。”
也有朋友问过程耳，为什么一定要把每一部电影都剪成这样。他起初一愣，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回顾和反思过这个问题，想了想才发现，一切其实与剪辑无关，而是在拿起笔的那一刻，故事就自然而然地这么流淌出来了。“大概是出于某种本能。我喜欢在看似杂乱的众多元素中，试图重建某一种秩序，最终秩序会带来逻辑，也会带来思想。它比你按照顺序去讲述更多了一些发现的快感。”程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不管程耳怎样就其个人风格做出解释，他的电影终究带有一定的门槛，当它被投放进一个分层尚未细化的电影市场时，对于宣发的推广和观众的接受都是一道颇具挑战的难题。当初，片方为了增加卖点，特意在《边境风云》的片名上加了“风云”二字，结果期待打杀场面的观众只能失望而归；《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宣传则主打全明星阵容，导致观众捧着爆米花进场，顶着一头雾水出来。
而在他的制片人心里，这一次《无名》已经做得很好了。“上映一周就达到5亿，很了不起了。我们自己心里清楚，作者电影从来没有过特别高的票房，期望值放得太高是不符合现在的市场的。”
“做预告片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暗示了这大概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因为有一点我们必须去面对，那就是没有哪一类的电影、也没有哪一位导演能够征服所有观众。”事实上，程耳已经尽可能地尝试让《无名》免于陷入前作曾经历过的狼狈，他不想再让自己尴尬，更不想再让观众尴尬。但除此之外，他无法兼顾更多，也无法妥协更多。
“说白了，我首先得做我擅长做的事。”他说。
底色
程耳的擅长一直没有变过。很多导演会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表现出不同的趣味、气质，乃至精神状况。程耳则从那部技惊四座的毕业短片《犯罪分子》开始，就似乎已经确立了自己贯穿一生的风格与思想。
只是在那之后，他的电影履历出现了七年的空白。他去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写过电视剧，也拍过广告，后来筹到三百万的投资才带着长片处女作《第三个人》归来。再之后，他又消失了，直至《边境风云》和《罗曼蒂克消亡史》接连诞生。而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到《无名》，之间的空白还是七年。外界通常乐于称其是几年磨一剑，但程耳并不喜欢这个说法，他觉得拍电影不需要磨剑，这是一个熟练工作，什么时候都可以拍。
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程耳为那些空白作出了一份注解：“刚毕业那个时候，因为电影市场没有这么热，肯定需要一些等待。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到《无名》这个阶段是比较自主的选择，如果想拍是比较方便的，但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冲动，也觉得自己需要再沉淀一下。”
然而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实际上，《罗曼蒂克消亡史》之后的一段时间，程耳甚至连“电影”这两个字都不愿意提起。他的制片人补充了一个另外的视角：“（因为）整个过程经历了太多痛苦，没有一件事是开心的。如果不是《无名》，他可能就一直不拍了，他觉得拍电影这个事情没有任何意义。”
或许仍是不愿卖惨的性格使然，又或许是因为涉及具体的人和事，这些阴霾笼罩的暗影统统都被程耳藏在了身后。他有着坚固的骄傲，“不会让狼狈被旁观”。只有当问起他那段日子是否陷入了失落之中，他才略作沉吟，然后说道：“可能也不是失落，也许我会觉得某种沟通上的无效。”
所幸，如今的程耳终于要继续了。在那篇微博短文的结尾，他宣布夏天过后就将拍摄名为《人鱼》的“超级艺术片”。在他那本已经出版了七年的短篇小说集里，《人鱼》是开篇的第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在海底世界扮演美人鱼的女孩，想用自己并不美丽的身体换取一个睡觉的地方。
重新点燃的激情首先来自《无名》，在这部被他视作目前为止完成度最高的作品中，他找回了一种安全感，也找回了拍电影的快乐。除此以外，对现实的感受与思索是更为深切的刺激。
原本将会成为程耳第五部长片作品的应该是《不浪漫》，甚至那支1分45秒的超前预告放出时，《无名》都还没有开机。但三年过去，表达的欲望已不再有当初的强烈，他觉得对于当下，这部关于情感的电影可以先放一放。
程耳表面温和、沉默，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愤怒的人。他始终怀有一种“冷漠的温情”，负责任般地想去关注弱者，关注某种朴素的真相或者不公，即使是《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这样的往事怀想，他力图展现的也还是个体或社会的命运。
正如七年前的文章中，他曾写道：“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幸运一些，时常探讨心灵，述说灵魂，却浑然忘记或是假装看不见身边那些只求生存的绝望的肉身，那些千疮百孔的皮囊……愿上帝最先保佑他们。”春节期间的那篇文章中，他依然写着类似的话：“更重要的是这些天无力走进电影院，甚或无力过年的人们。我们喧闹的春节档与他们毫不相干，亦如浦东一侧那些凌厉的高楼。这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
在小说里，《人鱼》无疾而终的故事被安排了一个想象的结尾：“在某一次的匆匆入水之后，她豁然开朗，突然发现在这并无边界与止境的水里，如果不再上去而是就这样一直游下去一直跌落抑或一直往下沉，也没什么太不了的。……事实上，她仍是那样，并将一直那样，依靠贫乏的资源活下去，什么都不会改变。”如无意外，电影的结尾大概也会是差不多的样子吧。因为——程耳说，自己底色悲凉，眼中的世界最终总是忧伤的。
发于2023.2.13总第107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程耳：我不想孤芳自赏
记者：徐鹏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