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问他管理上有何经验 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两个字：不管
辽宁大学历任校长有多位，但人们习惯不带姓直接称为“校长”的只有一位，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政辽大近13年的冯玉忠。
他周围的人说，他是独特的，其办学旨趣也是独特的。他曾说，不赞成地方院校办学盲目模仿北大清华，地方院校都按名牌大学模式办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败笔和悲哀。
东北曾是计划经济的大本营，这种体制对人的影响之大、腐蚀之深，是身居其外尤其是地处南方的人无法体会的。冯玉忠从不讳言自己是计划经济的受益者，却对计划经济深恶痛绝。作为一位常出惊世骇俗之论的经济学家，他数次错过了成为“政坛新星”的机会。
他曾说，自己的命运与改革的命运似乎是分毫不差地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处于高潮，他就忙得不可开交；改革处于低潮，他就“门庭冷落车马稀”。
2021年11月25日，冯玉忠去世。88岁的“校长”和他主政的那个时代一起，渐渐远去。
1991年，冯玉忠（左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亚太地区大学校长会议。图/受访者提供
经验就是“不管”
1983年前后，高校换届中诞生了一批著名校长，如北大的丁石孙、华中师大的章开沅，他们此前都没有当过校级领导，因在民意调查中获得高票而被破格提拔。在东北的辽宁大学，也破格提拔了一位中层干部任校长，这就是冯玉忠。
1983年，辽宁大学遴选新校长，辽大日本研究所所长冯玉忠是颇受瞩目的候选人之一。
他思想敏锐，有理论功底。早在1957年2月，23岁的他就在北京的《大公报》头版头条发表处女作论文《价值规律在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中的调节作用》，一炮打响。由于这篇论文，他差点在反右中被认为是“反驳斯大林”而成为右派，虽因根正苗红的徒工出身而得以幸免，却从此搁笔20年。
70年代初，他曾担任辽大中文系主任。曾担任辽大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的肇乐群回忆，冯玉忠很早就热衷发展“新生事物”。1974年，他力排众议，开全国高校招生先河，创办了“群众文艺创作实验班”，从全省招收了41名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人。
辽大日本研究所是经周恩来提议建在东北的，最初由辽宁省委宣传部管辖，后来交给辽大，是辽大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部门。冯玉忠工作很有魄力，且为人忠厚，眼睛向下，因而在中层干部中威信很高。
当时除冯玉忠外还有几位候选人。辽宁省委组织部专门来辽大征求校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的意见。不久后，50岁的冯玉忠就被任命为辽大校长。
在就职演说中，他第一句话喊的是“老师们、同志们”。这是他的一个“小心机”。他看到，当时中国的高等院校有着日益行政化的弊端，其显著标志就是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不高，因此特意在称呼中把老师单列出来，而且放在第一位。不过他很清楚，真正依靠教师、教授治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冯玉忠上台时，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派性斗争。他和党委书记刘鹏的第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委以重任，没留一个尾巴。后来成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文元即是其一。冯玉忠对极左十分痛恨，每次提及辽宁大学教授、梁启超弟子周传儒被打成右派后的遭遇，都是痛心疾首。
当时实行校长负责制改革，辽大是试点单位之一。冯玉忠主动提出，不担任学位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而由分管副校长主持。他主政13年，没批过一张经费使用的条子，而是委托学校总会计师全权负责。他与党政方面的关系都处得很好，组织部每次来考核的结果都是廉洁团结。
冯玉忠在学校管理上采取的一项新措施是每周三晚召开校务恳谈会。恳谈会由他亲自主持，学校职能部门负责人出席，轮流邀请各系教师代表参加，不限定主题。会议发言非常踊跃，如果不抢着发言就根本得不到发言机会。如有教师对教务处制定的教学工作量化管理条例提出意见，冯玉忠当场请教务处处长作了解答，之后采纳了教师的意见，对条例作了修改。他还和刘鹏共同设计实施了学生党委联络员制度和校长联络员制度。
1984年10月，《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消息：冯玉忠校长聘任33岁校长助理。这则新闻在当时颇为轰动，外媒也作了报道，认为这预示着改革开放的中国要起用年轻人。
这位33岁的年轻人叫刘志超。他1975年毕业留校，在辽大宣传部工作，1979年调到历史系从教。冯玉忠一上任就开始考察他，但他自己并不知情。
此后，又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刘志超被提拔为辽宁大学副校长，那时他才34岁，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副校长。
刘志超分管人事、财务、后勤等，冯玉忠要求他在分配时要向知识分子尤其是第一线教师倾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冯玉忠格外注重年轻人的成长，总是在有意识地寻找有才华的年轻人，为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干部。
《辽宁大学校报》学生记者采访冯玉忠，问他作为一校之长最苦恼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是手中没有杆秤（意即手中没有杠杆）。他希望上级行政机关“放权”，使高校的管理者们有责也有权，责权统一。
1988年，在冯玉忠的提议下，校党委决定设立振兴奖。生物系教授董厚德的科研成果《辽宁省1:50万植被图和植被区划》被评为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一个被授予振兴奖。生物系提出的方案是奖励500元，科研处的意见是800元，冯玉忠提出，最少5000元。他说，就是要冲破头顶上的平均主义浓雾。
1988年，辽宁大学出版社率先在国内出版界实行了承包经营制。承包经营没有“红头文件”作依据，也没有现成样板作参考。
承包合同书讨论稿先送冯玉忠审阅，再送校党委审定。冯玉忠对各项条款几乎一字不易，只对承包人提成比例提出异议，认为3﹪不行，最少5﹪。大家担心校内外震动太大，他说：“就是要让全校议论这件事，沸沸扬扬才好！”最后党委讨论时，支持了他的意见。
承包后，出版社名声大噪，在全国大学出版社中名列前茅。一位记者采访冯玉忠，问他在管理上有何经验，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两个字：“不管！”
点亮一盏灯
冯玉忠常说，管理学生不是目的，教育家应是教育人塑造人的，不是用知识来装满学生的篮子，而是应该点亮一盏灯。
他认为，发展学术、追求真理是大学的生命，而实现的前提是保证师生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据他自己统计，辽宁大学自1950年到1976年先后搞了20次政治运动。斗来斗去，斗丢了教学和科研，还造成了不少人的人格严重扭曲，“历史的经验不值得汲取吗”？
冯玉忠要求学校一律不写“通知”，只写“敬告”或“周知”。他说学校不是上级领导机关，没有通知的权力，只有敬告的义务。他还组织发起“最可爱老师”评选，加强学生在教师评价体系中的发言权。
当时辽大学生社团全国知名，也因此催生了很多新事物。学生以参加社团为时尚，校学生会专门成立了社团部做管理和服务。
辽大公告栏里每天都贴着各种讲座通知。讲座内容广泛，提出的学术问题十分尖锐。其中，冯玉忠所作的“改革的理论和理论的改革”学术报告座无虚席，过道挤得水泄不通。一次开学典礼，他讲话时已近中午，他说：“大家觉得我说的话没意思、无价值，随时可以离席去食堂吃饭。”但无一人退场。
那时，在黄昏时刻的校园里，学生们时常看到他独坐在小饭店里，点一瓶啤酒和一盘炒面，独自享用。
1989年4月，冯玉忠第一次访问韩国，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位访问韩国的大学校长。那时中韩之间尚未建交，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大学校长，不宜以公开身份访韩，因此是以辽宁省经贸考察团团长的身份访韩的。
他访问韩国的最初动机，是为了多招留学生。他深感像辽宁大学这样一所地处东北的地方院校，欧美学生来留学的不会太多。当时最多的是日本留学生，但他预感未来韩国留学生的数量可能超过日本。1986年，他开始“秘密”接收以香港青年身份出现的韩国留学生，到1988年辽宁大学已有了六七位不公开的韩国留学生。
访韩归来，他写了专题报告《南朝鲜的“中国热”和我们应有的对策》，提出了六条建议，中心意思是建议中韩尽快建交。据说，报告不久便送达中央领导。他利用自己在韩国的影响力，为开展中韩交流、促进中韩建交做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工作。
中韩建交后，他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了“韩国学系”并亲任系主任，使辽大成为继哈佛大学之后第二所开办韩国学系的大学。如他所预料的，辽大的韩国留学生数量很快超过日本留学生，跃居第一位，达到500多人。
“藐私必损公”
冯玉忠是一位大学校长，同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
他总是一有机会就为商品经济大声呼吁。他说，商品经济的大门口写着八个字：顺我者富，逆我者穷。
他说，一个不尊重自己企业家的民族，不会是先进的民族。他发现一些锐意改革的厂长饱受“告状”困扰，感叹一封匿名信就可以干掉一个改革者，说这叫“猫被耗子咬”，还编了一个顺口溜：捆住前后爪，任凭耗子咬，正气不压邪，是非大颠倒。
1986年春，全国上下普遍关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新的一年改革如何深入。冯玉忠在辽宁大学组织了一场主题为“改革需要理论、理论应该改革”的大讨论。《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他的谈话。他还联合赵希友、王泽普等一批著名企业家，于1986年10月创建了“理论沙龙”。
1986年12月16日，时任辽宁省省长全树仁应邀来到沈阳第三机床厂，参加了理论沙龙的第二次活动。这次沙龙活动的中心议题是：1987年应如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全树仁边听边做笔记，随后也发了言。
他说，搞活大中型企业是搞活辽宁的核心问题，应该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以利于形成一大批企业家。要保证经营者的自主权，还要解决经营者本身的利益问题。干部制度也要改革。党管干部不能理解为组织部定谁是谁，组织部应是人才库，任命不任命还要看经营企业的实绩。
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大家都说，这个发言不带官气，有自己的新见解。
1988年春，冯玉忠发表了自己最重要的文章《提高全民族的资产关切度》。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自己对产权的思考。
他对产权的关注由来已久。1953年，他被所在的东北商业专科学校（辽宁大学的前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每年寒暑假都回老家——北京市平谷县梨羊村。那年冬，村里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的二伯父冯邦荣却拒不入社，说“得瞅瞅再说”，但还没等瞅明白，就在1956年的合作化高潮中“被入社”了，从此后牢骚满腹，怪话连篇。冯玉忠常与他辩论，说他落后、忘本。
1960年是困难时期，放假回到家乡的冯玉忠无法再回避一种不敢想、不敢信的严酷事实：本村和邻近几个村庄天天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其中就有最疼爱他、给了他童年最大温暖的姥爷。冯玉忠满怀困惑，找不到答案。但从此以后，他不再与二伯父辩论了，农民的意见他听得进去了。
1982年冬，二伯父去世，临死前还念念不忘当年入社时的85块钱本金没有退还他。就在他去世后不久，包产到户就全面铺开了。冯玉忠想，让二伯父一生不平的，归根到底不就是产权问题吗？
1987年，冯玉忠再次回乡探母，发现一位同辈兄弟正把刚盖起两年的五间大瓦房拆了重建。他迷惑不解，对方反问他：“我问你，解放后没收过农民房子吗？没有。可是除了房子之外，农民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充公！”
这些都让冯玉忠渐渐看到了产权问题的严重性。产权是经济问题的核心，也是文化道德问题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子”。
他在《提高全民族的资产关切度》一文中提出，应采取健全公民私有财产保护法等各种措施，促使十亿公民增强资产关切度，使亿万公民既有产权利益，又有产权风险和产权约束。文章发表后，内地和香港的32家报刊相继转载，“资产关切度”一时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经济学词汇之一。
从90年代起，冯玉忠的研究侧重点开始转向“经济与文化”。因为他认为，计划经济造成的不仅有经济后果，还有文化后果。经济后果就是贫困的普遍化，对此人们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文化后果则是道德滑坡，对此人们还没有很好的认识。
1991年8月，冯玉忠去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亚太地区大学校长会议，会后由东向西横贯欧亚，在苏联考察访问了18天。这次考察让他感受到两个强烈的反差，一个是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反差，这令他吃惊；另一个是现实与以前看到的苏联电影的反差，这让他大有上当受骗之感。
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苏式计划经济制度是一种最没有计划的经济，是首长经济，其本质就是两个字：剥夺。他认识到，藐私必损公。
两个月后，他又去汕头参加了地方性综合大学校长会议，会后自东向西，访问了深圳、东莞、广州、珠海等地，也是为期18天。
在珠三角，他看到一片热气腾腾、生气勃勃的建设景象，不仅与在苏联看到的冷冷清清、一片萧条的景象形成巨大反差，也与北方特别是东北那种沉闷空气形成十分鲜明的反差。他再也按捺不住了。
1992年正月初三晚间，他开始动笔写作，初四写成。这是一篇随感录性质的文章，仿邹韬奋《萍乡忆语》，起名叫《南行忆语》。文章强调，辽宁与广东的最大差距是观念的差距和机制的差距，差距的核心是如何对待商品经济（当时“市场经济”一词还没有开禁）。
冯玉忠将此文投送了几家报社，但在当时改革低潮的气氛下，这几家都迟迟未发。
3月中下旬，《经济参考报》和《沈阳日报》率先刊登了这篇文章。很快，传达了邓小平南方谈话。此文的境遇突然改观，先后被十几家全国性和省级大报转载或摘登，几成热门。香港《广角镜》还发表了《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冯玉忠理论受重视》的文章。有的人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事先得知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神，否则为什么写得如此有针对性？
“激情不能退化”
1995年，冯玉忠从校长岗位上退了下来。肇乐群1990年调任沈阳市民委主任后，经常和冯玉忠共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认为，冯玉忠的影响力恰恰是在他退休后体现得更为明显。
冯玉忠经常建议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做社科院领导首先得当社会科学的行家里手，必须得挤时间搞些自己的东西，不能放任自己。要成熟起来，谙熟人情世故，但激情不能退化，进取心不能丢失。
1995年，赵德志成为冯玉忠的博士生。他回忆，那时上课的地方都是经济改革发展的第一线。鞍山、辽阳、海城等地走在辽宁改革开放的前列，冯玉忠经常去提供理论指导，鼓励探索，企业和地方政府负责人甚至摊贩都很欢迎他。
1997年，冯玉忠受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邀请，南下深圳。当时一些人认为特区已不特，要求取消特区的声音甚嚣尘上，厉有为要在舆论上组织反击。
冯玉忠到深圳后，跑了很多地方，发现了各种问题，一些甚至是带有全局性的迫切问题，比如公私财物的确权。他认为，如果取消特区政策，深圳的改革开放就会陷入困境，而没有深圳的先行先试，全国的改革开放也会受到很大影响。他旗帜鲜明地支持特区，并提出“国有资产不许侵犯、私有资产不容剥夺”。
2003年，冯玉忠70岁，一些学者和朋友为他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辽宁省委原副书记孙奇发言回忆，冯玉忠曾在辽宁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了很多理论观点，对辽宁省的改革发展起了重要的建言作用。他还拿出一个笔记本，边翻边念：某年在某座谈会上，您如何如何说。
冯玉忠晚年，辽宁东北亚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姜明秋在他身边工作了20多年。姜明秋几乎隔一两天就会去看他，每次去都会给他带去长寿参鸡汤和泡菜。他对朝鲜半岛局势和私营企业的营商环境特别感兴趣，总会向姜明秋问起，因此阅读和记录这些方面的新闻成了姜明秋给自己布置的一道作业。
2014年，88级物理系的韩雪松第一次与冯玉忠在聚会上同桌共餐。在敬酒时，冯玉忠准确叫出了他的名字，还知道他的工作经历。韩雪松说，冯玉忠非常注重自己在年轻人心中的形象，每次上台讲话之后都会很认真地问身边的人，自己的着装是否合适，某句话是不是说得不妥。他认为如果自己不被年轻人所接受，那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力。
一次，昔日学生们与他聚会，席间纷纷回忆起当年辽大不写“通知”而写“敬告”等往事。冯玉忠很开心，还说现在的饭店都写着“禁止吸烟”，其实应该是写“请勿吸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