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此一问，说明她读懂了 父亲瞿秋白和《多余的话》
百年独伊
本刊记者/宋春丹 黄卫
发于2021.12.20总第1025期《中国新闻周刊》
“我始终不明白，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哪一个是我的父亲？”在新华社2016年的微纪录片《红色气质》里，95岁的瞿独伊低头凝视着老照片上父亲瞿秋白36岁的年轻面容，喃喃自语。
历史学者雷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瞿独伊有此一问，说明她读懂了父亲。
2021年11月26日，瞿独伊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在她去世前几个月，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前夕，她获得了由中共中央颁授的“七一勋章”。
“伪作”
知我者
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
谓我何求。
这是瞿秋白狱中绝笔《多余的话》 的开头。历史学者陈铁健说，人们对《多余的话》的认知和接受的过程，折射了政治与心灵的纠缠、政治伦理与人性观念的矛盾。而这种纠缠和矛盾，折射在瞿秋白唯一的后人——瞿独伊身上，或许就只有用“命运多舛”才能形容。
这种命运起伏，从她的少年时光就开始了。从7岁到20岁，她大部分时光是独自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度过的。1935年秋，14岁的她从苏联《共青团真理报》上看到了瞿秋白牺牲的消息，当即痛哭昏倒。1941年，她随母亲杨之华离开莫斯科回国，途经新疆时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四年后才和狱中多位共产党员一起被营救出狱，回到延安。
1946年，是她少有的幸福时光。她和母亲出狱了，母亲担任了中央妇女委员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她也入了党，并和丈夫李何一起被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更重要的是，父亲的名誉得到了恢复。
瞿秋白在陈独秀之后担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曾被认为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代表，后又被批为犯了“调和路线错误”。1945年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为他作了结论，明确提出：“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在延安，毛泽东请从新疆监狱出来的朱旦华和杨之华吃饭，瞿独伊也在场。谈到瞿秋白，毛泽东安慰杨之华：“你放心好了，中央已经对他的问题作了结论了。”
路线问题解决了，但《多余的话》似乎总从远处投来一道若有若无而又巨大的阴影。
《多余的话》最早见于1935年，国民党“中统”创办的上海《社会新闻》选登了其中三节。1937年三四月间，上海《逸经》半月刊分三期全文发表。
在这篇近两万字的诀别之作中，瞿秋白极其犀利地解剖了自己，无情暴露了自己内心中的灰暗。他称自己成为中共领袖是“历史的误会”，自己其实只是一个“半吊子文人”，一个脆弱的二元人物，无产阶级意识始终没有真正战胜绅士意识，十几年来如同一个“戏子”在扮演角色，枉费一生心力在自己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像他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尤其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早就应该被开除党籍，应该被认为是叛徒的一种，他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七八年来，他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现在只想要休息。“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
但这两本刊物都没有发表《多余的话》手迹，因此，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和左翼文化界都宁信其无，称其为“伪作”，或至少是被“篡改”过的。
丁玲后来回忆，自己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她曾是瞿秋白当年在上海大学的学生和挚友，张闻天告诉她，一些人认为这篇文章是伪造的。她从中宣部图书室借来《逸经》，读后感到那种语言、那种心情都是她所熟悉的，让她既非常难过又非常理解。她相信，这就是瞿秋白写的。
不知丁玲当时是如何回应的，但瞿秋白家乡常州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文瑞曾著文回忆，1955年初夏邵荃麟、葛琴夫妇和丁玲都在太湖华东疗养院疗养，他去看望他们，散步时谈起《多余的话》，丁玲很激动地说：“肯定假的！国民党的造谣专家多得很，造谣当然要造得像，否则也就不能骗人了。”
李文瑞还回忆，1958年5月杨之华来常州扫墓，与葛琴散步谈心。说起《多余的话》，杨之华沉默良久，才一声叹息：“我坚决认为那是假的。要是真的，国民党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一定会把手迹公布出来的。”葛琴回答，大家都认为是假的。
或许因为始终存在这样那样一些议论的潜流，出于审慎，毛泽东1950年12月31日为冯雪峰主编的《瞿秋白文集》写的序言最终没有收入书中，直到30年后陈铁健等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才在档案馆里找到。这篇序言写道：“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
1955年，瞿秋白就义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将他的遗骨从福建长汀迁到北京，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仪式很隆重，周恩来亲自扶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瞿秋白生平报告，称其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
1957年，瞿独伊与李富春女儿李特特、罗荣桓女儿罗玉英等一些高干子弟被调入中国农科院工作。
瞿独伊和李特特同为留苏背景，关系格外密切，时常相会，过年也要买一样的衣服穿。但她们的个性相反，李特特性格开朗，爱穿大红色衣服，瞿独伊则内向沉静，衣着朴素。
“大跃进”结束后，瞿独伊从农科院情报所调入农科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当时在作物所发育生物学系工作的黄佩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领导带着瞿独伊到各个科室，向大家作了介绍。瞿秋白是历史书上如雷贯耳的名字，大家都对他的女儿的到来感到新奇，对她很尊重，她也很谦和。
60年代初，瞿独伊担任了作物所生理生化室副主任，主要做俄语资料翻译工作。
1964年周时佳分配到作物所所长办公室工作，她回忆，那年瞿独伊的丈夫李何因病去世，半年后她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又因病早逝，组织上让她休养了一段时间。
不久，瞿独伊等被派到江苏省盐城地区大丰县搞“四清”。这时政治形势已日趋紧张，很快瞿秋白在身后又将被卷入他最想远离的政治漩涡了。
“今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
事情的一个导火索是，1962年司马璐所著《瞿秋白传》在香港出版，其后附有《多余的话》全文。毛泽东提出要看，看后对陆定一说，实在看不下去，问陆定一有没有瞿秋白亲笔写的《多余的话》。
陆定一说，还在解放前，国外有人联系中共方面，称手里有《多余的话》原稿，问他们要不要买，李克农来问陆定一，陆定一说这是伪造的，不买。但陆定一也曾听周恩来说，他见过（注：可能指真迹的照片），确实是瞿秋白的笔迹。
毛泽东听后说：“今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
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为叛徒，引起学术界一片批评之声。但毛泽东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支持戚本禹的观点。他质问周扬：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从1954年起，根据湖南省公安厅上报的参与杀害瞿秋白的两名案犯的口供材料，公安部十三局组织专门力量，历时十年，于1964年10月完成了《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查清了瞿秋白就义的前后经过。但此时政治形势已变，报告被束之高阁。
“文革”开始后，对瞿秋白的批判升级，《多余的话》被批为“叛徒自白书”。1967年，造反派组织的《讨瞿战报》开始出版。《多余的话》逐渐流传开来，被说成是“乞哀告怜”“宛转求生”“投降变节”“出卖革命”等等。
1967年，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中的瞿秋白墓、瞿秋白母亲金衡玉在常州的墓地、父亲瞿世玮在济南南郊的墓地都被红卫兵砸毁。杨之华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关进秦城监狱。
瞿独伊也被扣上“叛徒、军统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员”的帽子。1967年5月，她和农科院干部颜翠柏被造反派关了半年“牛棚”。
颜翠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牛棚设在农科院老办公楼二楼，屋里放了两张单人床。她们每天要写检讨，交待“犯罪事实”，每日三餐之前要先向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请罪，上厕所都有人跟随。
瞿独伊每次受完审回来都很疲惫，但从不抱怨，还坚持做操锻炼。颜翠柏曾通宵被斗，一只耳朵被打聋，瞿独伊劝她：“党的领导是正确的，这是一些人在执行过程中歪曲了党的政策，党终究是会作出纠正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农科院职工集体下放，其中作物所、蔬菜所、气象室下放到北京市农科院。瞿独伊、谢毓男、贺菊美等人住在二号宿舍楼的二层，一层住了十几户，瞿独伊独自一人住在最阴冷的西北角。
每四户共用一个厨房，但没有瞿独伊的位置，她就在楼道里用煤炉做饭。她的煤炉总是生火困难，弄得烟雾缭绕。贺菊美是瞿秋白家乡常州人，总是让瞿独伊从自己的煤炉里取火煤生火。除了贺菊美和谢毓男等少数人，大部分同事都对她避之不及。
那时，在秦城监狱的杨之华已罹患癌症，却无法得到医治。一天，专案组突然交给瞿独伊一封信，是母亲写的，说犯病了，监狱里缺少“脉通药”。瞿独伊认为这是提示她给中央写信的双关语。
瞿独伊给周恩来写信，请求探视母亲，并允许母亲就医。不久，杨之华被送到医院治疗。
1973年秋，瞿独伊终于获准首次探视母亲。10月，杨之华获准保外就医，但出来第三天就去世了。
复查
粉碎“四人帮”后，瞿独伊开始为瞿秋白的平反而奔走。
她拜访的第一位老前辈是中宣部原部长陆定一。当时陆定一刚被解放，住在北京医院，他向瞿独伊讲述了自己所知的瞿秋白被定为“叛徒”的经过。
她又拜访了中组部原部长安子文。安子文告诉她，1963年初刘少奇在家中向十来个人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说瞿秋白是叛变了，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后来下面的人议论，认为这个决定不怎么公道。
廖承志是瞿秋白和杨之华的好友，早在“文革”时期就关心着他们的平反问题。瞿独伊去北京医院探望廖承志，他说：“独伊，你应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你父亲平反。”
瞿独伊又去看望陆定一，把廖承志的意见转告了他。过了几天，他把瞿独伊找去，告诉她自己已给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和常务副书记黄克诚写了一封信，请求复查瞿秋白的案子。他把信的底稿给瞿独伊看，嘱咐她赶快给中央写信。
瞿独伊回家后马上给中央写信，请求为父亲作结论。瞿秋白的胞妹、在杭州的瞿轶群也给陈云写了同样内容的信。
1979年5月，中纪委成立了八个专案组，对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陈毅、瞿秋白的冤案以及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同时立案复查。瞿秋白问题复查组又称“八组”，由五人组成，孙克悠任组长。
6月18日，时任中纪委书记王鹤寿、秘书长魏文伯首次约见瞿独伊，希望她相信党中央会作出正确结论。复查组还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铁健参加复查工作。
陈铁健于1979年3月在《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重评〈多余的话〉》，公开为瞿秋白和《多余的话》正名。他写道，《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其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透过这篇发自肺腑的自白，人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作者灵魂深处某些本质的东西。
文章刊发后，在历史学界一石激起千层浪。正在吉林大学历史系读大二的雷颐读到后十分震动，他在“文革”时曾在红卫兵小报上读到过《多余的话》，也知道那时中央还没有为瞿秋白平反的迹象。
1979年6月，陈铁健到福建才溪参加学术讨论会，主持者执意要他讲瞿秋白，好对他发起“围攻”。颇为戏剧性的是，就是在“围攻”的会上，他接到了社科院转来的中纪委的通知，要他即日赶赴上海，与“八组”会合。
陈铁健回忆，复查组从原国民党档案中找到了《多余的话》的一个手抄本，是用钢笔抄写在福建出产的竖十行红格纸上的。据原来看押瞿秋白的国民党三十六师人员回忆，他们当时根据原稿，用钢笔誊抄了两份，分别报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驻闽绥靖公署。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在请示师长宋希濂后，根据瞿秋白生前的要求，将原稿寄给了瞿秋白的一位亲友。无疑，这就是《多余的话》手迹没有问世的原因。
复查组推论，他们现在从档案中找到的抄件，极有可能就是两个抄本中的一个。此前流传的《多余的话》都转载自《逸经》，经比对，这个印刷版没有改动和添加，只是漏掉了两处共五段文字。至此可以确认，《多余的话》确系瞿秋白亲笔所书。
1980年1月，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中央的《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一系列文件。
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并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但瞿秋白的平反问题未在这次会上讨论通过。
对此，瞿独伊感到难以接受。她打电话给中宣部部长王任重，问为什么父亲的平反文件迟迟没有下来，王任重说，是因为毛泽东定的12号文件不好改。孙克悠也曾说，12号文件给瞿秋白的平反造成了巨大障碍。
12号文件即中发［1972］12号文件，是“文革”中影响最大的文件之一，它转发了毛泽东1971年八九月间出京巡视期间同各地负责人的多次谈话，作为“批林”材料传达到了每一个基层单位。谈话内容多与“党的历次路线斗争”有关，谈到瞿秋白时毛泽东说：“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中纪委复查组曾在上海召开了20来人参加的座谈会，受此启发，瞿独伊想在北京也张罗这样一个座谈会。她去找了周扬、贺敬之、林默涵，均得到支持。
经由中国文联向中宣部写报告，并报中央书记处批准，1980年6月17日，中国文联等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座谈会，有300人参加。周扬作了《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的报告。谭震林发言说，邓小平不久前说过，我们党内领导同志只有瞿秋白不搞家长制。李维汉也作了类似发言。
李维汉是“八七会议”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三个常委之一。他曾回忆，那时大家普遍认为“左”比右好，“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这种认识在党内形成了舆论，这就成为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动力。他说，瞿秋白是一个正派人，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不搞宗派主义，弱点是在接触实际上有点教条主义。
经过这些工作，1980年10月19日，中央批转了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明确宣布：《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由此，正式为瞿秋白平反。
重读《多余的话》，雷颐逐渐开始理解它。《多余的话》末尾提到屠格涅夫的《罗亭》（当时译作《鲁定》）等几部名著“很可以再读一读”。雷颐觉得，瞿秋白与罗亭十分相像，很可能是从《罗亭》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命运。
19世纪俄国文学中有一种贵族知识分子，被称为“多余人”，出自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罗亭就是这样一位贵族知识分子，他向往民主自由，热情洋溢地谈革命谈理想，但是性格里又有软弱的一面，追求爱情却没有义无反顾的勇气。
屠格涅夫为罗亭安排了一个突兀的结局：他离开庄园后四处漂泊，致力于改革社会，却屡遭失败，最终在1848年革命失败关头死于巴黎巷战，临死时手里还握着一面红旗。
“小独伊”
瞿独伊1978年从农科院调回新华社国际部，1982年离休。晚年，她独自居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一套三居室，客厅南墙挂着瞿秋白和杨之华的合影，东墙上挂着女儿绣的巨幅十字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她常说，自己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说，“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
她和女儿李晓云一起编辑了《秋之白华》，收录了父母之间的书信。在那些书信中，瞿秋白是一个热烈奔放的爱人，温柔怜惜的父亲。
瞿秋白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此后常驻共产国际的两年期间，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来到莫斯科。瞿独伊爱吃牛奶渣，瞿秋白下班回来路过店铺时总是买一些回来，每隔一星期送去儿童院给她吃。夏天，他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瞿秋白画图折纸给她玩。
瞿独伊是杨之华与前夫所生，但在她心中，瞿秋白才是她的慈父。她最后一次见到瞿秋白时才9岁，在她已经模糊的记忆中，父亲戴着眼镜，面容清瘦，话不多，很温和。母亲让她叫“好爸爸”，他则管她叫“小独伊”。
瞿秋白在1929年2月26日给杨之华的信中写道：“好爱爱，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好爱爱，亲爱爱，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是独伊。梦中的你是如此之亲热，全身投入到我的怀中，和独伊投到你的怀中一样。”后面画着瞿独伊牵着一只雪兔的几笔涂鸦，旁边写上几句：“独伊，我画一个你，你在笑。为什么笑呢？因为你想着：你是好爸爸和姆妈两人生出来的。”
瞿独伊一直保存着父母1930年8月1日回国途中从柏林寄给她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印有一束蓝色勿忘我花，正面用中文写着“独伊”，背面用俄文写着“送给独伊”，落款是“妈妈”，但瞿独伊看得出，中俄文都是瞿秋白的笔迹。
很多人都回忆，瞿独伊喜欢跳舞。
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周要去万寿路的老年交谊舞俱乐部两次，天气好时还喜欢去玉渊潭公园与老人们跳交谊舞。71岁时，她代表新华社参加北京市老年交谊舞大赛，拿下探戈、华尔兹、“平四”三项冠军，还获得过北京市中老年交谊舞甲组冠军、老年模特赛个人组冠军。在开国元勋合唱团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上，90岁的她还即兴来了一段新疆舞。
她每年都会和当年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小伙伴”聚会，用俄语交谈叙旧。胡乔木之女胡木英90年代末在这样一个聚会上与瞿独伊相识。她发现，只要有音乐响起，瞿独伊就会旁若无人地跳舞。
2006年，胡木英担任会长的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筹拍文献纪录片《延安儿女的故事》，瞿独伊领唱了片头的《国际歌》。
她的父亲瞿秋白是这首歌的中文译者。最后时刻，他也是唱着这支歌，酒毕徐步刑场，盘膝坐在草坪上，对行刑者点头说：“此地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