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见证中国文博业40年风雨

 

于坚：见证中国文博业40年风雨

 

本刊记者/鲍安琪

 

发于2021.9.20总第1013期《中国新闻周刊》

 

1984年4月调任故宫博物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之前，于坚从没有挑过这样重的担子。此前他当了11年负责人的国家文物局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只有30多人，故宫却有上千员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他对找他谈话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表态说，自己2月刚过的生日，已经59周岁了，明年故宫博物院60周年大庆时自己也将60周岁了，就干到那时，保证把院庆搞好，然后就下台，请局领导准备好接班人选。

 

那时的故宫，院长长期住院，主持工作的负责人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账上趴着的700万元专款要到期了都没人去动，难怪有人对他说，他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今年故宫博物院已建院96年了，古老的故宫早已脱胎换骨，成为年轻人心中的超级网红，与故宫博物院同龄的于坚也同样保持着活力，96岁的他虽然听力不太好，需要戴助听器，但一提到当年的事情依然能思维清晰地侃侃而谈。

 

1948年底，在华北联大（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政治研究室读研究生的于坚被抽调出来，在北平军管会所属文化接管委员会的文物部担任联络员，从此就没有离开过这一行，成为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同行者与见证者。

 

接管故宫

 

冥冥中，于坚与故宫似乎有种不解之缘。

 

在北平军管会文管会文物部时，24岁的他就参与了对故宫的接管。

 

他记得，院长马衡已年近古稀，说带有宁波口音的普通话，见到他们这些小青年也站起来打招呼。他们受之不安，马衡却说：“你们是共产党代表，应该这样。”马衡学识渊博，在院里有很高的威望。每当与他商议事情，他总是先耐心听完，再以商量的口吻说出自己的意见，无论什么事都能取得共识，让他们几个年轻人由衷地敬重他。

 

接管后，马衡继续留任院长。故宫有个规矩，每当院长专车开到北上门（后拆除），就有人向神武门方向高声喊：“院长到！”神武门处再接力向院长和总务处办公地点所在的西边高声喊：“院长到！”总务处各科室听到后，纷纷把“院长在院”的小门牌翻过来。于坚等接管人员觉得这虽然不失为一种便利的通讯手段，但总是有些旧衙门气，便与马衡商议，取消喊到这个形式，马衡没有抵触情绪地接受了，这让他们更加尊重他。

 

南京和上海解放后，两地原属国民党中央的一些事务地方不便自行其事，一直在等待中共中央予以处理。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成立了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派出董必武任团长的华东工作团。1949年12月，文化部派出郑振铎、赵万里、梁楚泽和于坚参加工作团文教组赴南京、上海，由郑振铎担任组长。

 

郑振铎是新中国首任文物局局长，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暂存南京的万余箱故宫南迁文物。因此文教组到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朝天宫了解南迁文物的情况。库务组长欧阳道达告知，国民党分三批抢运了2972箱至台湾，库房尚存11177箱。

 

1950年1月，工作团工作结束，只留下少数人组成工作团华东办事处。文教组只留下于坚一人，任务有二：一是协助运回故宫南迁文物，二是接收、集中国民党中央各部委的档案资料。故宫也专门派出李鸿庆前来办理南迁文物回迁。

 

1950年国庆前后，于坚完成了对档案资料的接收和初步分类整理，奉调回京。以后以这批档案为基础，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于坚走时，还只运回了南迁文物中的1500箱精品，大部分还尚待回迁。他解释，那不是钱的问题，是没有地方放。满清时故宫是皇室的家，不是什么博物馆，它没有库房，民国时候盖了一个延禧宫库房，空间有限，第一批1500箱就把它填满了，需要腾出专门的地方，而且文物的一举一动都需要有清晰的记录，这都需要时间。

 

此后的1953年5月，运回了第二批716箱。1958年9月，运回了第三批4027箱。余下的2211箱留在朝天宫库房里，本来约定至迟在1961年底前运走。结果，三年困难时期、“四清”“文革”接踵而至。改革开放后故宫重启此事，南京方面不放了。于坚的后任张忠培1987年上任故宫院长后，与南京博物院方面反复交涉，始终无果。

 

筹办“两馆”

 

1958年，中央决定，到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要在北京建成8个博物馆。其中，位于天安门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是重中之重，为此成立了两馆筹建小组，组长为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1959年1月，经周扬提议，成立了专职的两馆筹建办公室，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任筹建办主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于坚任秘书，任务为三项：借人、调文物、完成陈列。

 

于坚说，筹建两馆最大的困难就是对陈列内容的把关，尤其是革命博物馆。革命博物馆陈列内容的总负责人是毛泽东的秘书、筹建小组副组长田家英，后主要由中宣部秘书长熊复负责。中央还指定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等组成审查小组，对烈士名单、地图等内容进行审查。

 

1959年9月19日晚10时，中央书记处领导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刘澜涛、胡乔木在天安门城楼上审查国庆游行彩排，结束后于晚12时莅临革命博物馆审查。时间已晚，他们来不及坐下休息就直接看陈列，看完留下两点意见：地大物稀、重点不突出。

 

第二天，于坚接到电话，周恩来要来审查。王冶秋和革命博物馆负责人徐彬如等在革命博物馆门廊前迎候。周恩来一个人从华沙车里出来，秘书都没带，他满面春风和所有迎候的人握手，没有寒暄，直奔台阶。

 

在门厅，他问王冶秋有衣帽间吗，王冶秋说设计里没有，他说将来生活富裕了，进屋有暖气，参观的外宾也会很多，都要脱大衣，得有存衣服的地方。他又查看了卫生间，说太小了，问夹层那几间房子是做什么用的，听说是筹建办的办公室，指示改成厕所。他说，搞博物馆处处要想着群众的需要，你们都忽略了。

 

序幕厅挂着一张青年周恩来的照片，是筹备组非常难得地征集到的，据判断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但不能完全确定，于坚想趁机请本人鉴定，就问：“总理，这是不是您呀？”周恩来让于坚把照片取下来，于坚以为他要仔细看一看，结果他接过照片，直接往旁边的陈列柜上一扣，说：“这件撤下去。”于坚没敢再问。他走后大家讨论，认为这肯定是他，要不然就明说不是了，因此照样挂回了原处。

 

王冶秋心里最没底的是两馆能不能如期开放，临下楼时他笑着问：“总理，您审查革命博物馆陈列，您有什么指示呀？”周恩来一边走一边轻描淡写地说：“一条红线还不够突出。”听者都以为这就是说问题不是太大，国庆开放没有问题。王冶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第二天中午高兴地上街吃羊肉泡馍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于坚又接到电话，说周恩来要来审查历史博物馆。周恩来说到就到，于坚打电话找不到王冶秋，只好与历史博物馆负责日常工作的陈乔一起陪着他看陈列。周恩来看得很快，半个多小时就看完了，基本上没提意见，只是让他们增加一幅清代疆域图，也即中国幅员最辽阔时的疆域图，包括台湾、南海等区域。

 

9月24日，正式成立了由陆定一、康生牵头的两馆筹建领导小组。10月6日，钱俊瑞召集田家英、熊复、李践为、刘桂五、王冶秋、徐彬如等开会，提出了十六字修改方针：突出红线、大事不漏、缩短战线、增强气势。筹建领导小组决定，开馆时间推迟到1961年7月1日，为建党40周年献礼。

 

1961年2月4日，陈列修改完成。2月6日，周扬和钱俊瑞等来审查，周扬一看就摇头：“‘突出红线’是‘线’，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你这变成了‘红绸子’，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到处一片红，那就不突出、不珍贵了。”因此又加班加点地改。

 

4月21日，文化部新上任的党组书记、副部长齐燕铭率领文化部党组成员前来审查，基本认可。4月30日，再次请来周扬审查，周扬说可以请筹建领导小组来审查了。

 

5月16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前来审查。于坚紧跟在他身边负责记录。他记得，那天天气特别好，天特别晴朗。筹建领导小组成员陆定一、康生、邓力群、齐燕铭、徐平羽、田家英、熊复等大都到场，筹建办主任王冶秋，革命博物馆馆长李兆炳、徐彬如，近代史专家刘桂五等陪同审查。

 

上午9点多，邓小平从正门进来，直奔展厅。序幕厅里立着一尊毛泽东的雕塑，挂着孙中山的油画像，邓小平说，油画像比雕塑好。后来都换成了油画像。

 

走到“旧民主主义”展厅，他说旧民主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摆这么一点，感到少。看到赴法勤工俭学的一张照片上有他自己，他很清楚地记得，这是赴法勤工俭学总支部代表大会的合影。走到表现早期工人运动的展区，他指示，要摘录一些刘少奇的讲话和文章。走到大革命展区时，他还没看就先问，有没有表现陈延年的内容。于坚记得，周恩来也是走到这里就提到陈延年。

 

革命博物馆的贵宾休息室与展览厅相连，走到这里时大家一起进去喝茶、休息。邓小平说，早期的李大钊等人不够突出，他指示将党的创立时期各方面起重要作用的烈士拟一个名单出来，送书记处审一下，请毛泽东、董必武、刘少奇审定。

 

审查快结束时，他问陪同审查的人，你们看打多少分呀？康生头一个回应，说“一百多分”。邓小平说，怎么能打那么满呀，90分吧。王冶秋等听后都非常开心。

 

在于坚印象中，邓小平说话一句是一句，有时候还很幽默。那天他坐的电梯出了故障，他被关在里面，大约10分钟才修好。在场的人都捏了把汗，他却不急不恼，若无其事地走了出来。

 

“出国文展车间”

 

1973年秋，于坚从五七干校被调回，分配到位于故宫武英殿的国家文物局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对外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委员会”）。

 

出国文物展兵分两路，一路去了法国、英国、奥地利、瑞典、加拿大、美国，一路去了日本等国。把这两路人马送走后，抽调来参加筹备工作的一百多人就陆续回原单位了。于坚来时，展工室只剩下照相组、美工组和行政组的一些人员，最重要的展览组只留下庄敏一个人。给于坚的任务就是要他“抓业务”，但业务怎么抓并不明确，有没有新的展览业务也不知道，实际上就是让他等出国展览文物回来收摊子。

 

展工室主任、支部书记王友唐以及庄敏等业务骨干先后调回文物局，于坚就自己组织支部，自任书记，指定张庸和郭森为委员，三个人组成一个领导小组，密切合作。新的展览邀请接踵而至。于坚在展工室工作近11年，筹办了近20个出国展览。

 

他说，展览工作室是“买空卖空”的，手头没有一件文物，且对外全由文物局外事处负责，武英殿实际上成为一个出国展览“生产车间”。谈判协议不能参加，出国人员回国汇报听不着，总结看不到，如同闭门造车。

 

那时候大家都想出国随展，一来涨见识，二来有很多好处，可以买到彩电、洗衣机、冰箱这些大件，还能做一套毛料西服，置一双皮鞋。每次出国随展都有局里的人，那是领导机关大家没话说，但经常是这家博物馆出文物，局里却另派无关博物馆的人去，给他们调文物带来很大困难，于坚提了几次意见都没用，还好他这个多年的处长还有点“老面子”，还能勉强调来。

 

1980年初，任质斌接替王冶秋担任了国家文物局局长。不久，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彭炎将于坚请去谈话，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见面后，彭炎向他问起王冶秋和康生的关系。他说，据他所知，两人确实接触比较多，但都是跟文物工作相关的，因为康生说一句话对文物保护管用。彭炎问，政治上有什么联系吗？于坚说，他认为王冶秋没有条件和康生发生政治上的联系，因为王冶秋不过是一个局长。

 

这年底，丹麦代表瑞士、西德、比利时四国来华协商，要办一个中国的出土文物展览。任质斌把筹办任务交给了于坚，交代他要办一个商业性展览。此前办展览，都强调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任质斌要他草拟一份商业性质的展览协议，参加对外谈判，总之对内对外全部工作都交给武英殿了，同时还指定他担任赴丹麦和瑞士的随展组组长。于坚1973年到武英殿，这还是第一次参加谈判，第一次出国。

 

这次展览，主办国的政要全都出席了，让于坚第一次直观感受到了为什么办展被称为“文物外交”。展览的经济效益也很可观，仅第一站丹麦就给文物局寄回了五万四千美元。

 

主政故宫

 

1982年底，接替任质斌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孙轶青告知于坚，要调他去故宫博物院担任副院长。但之后一年多没有动静，他估计肯定“吹了”。他做好了准备，就在武英殿离休。

 

1984年3月，吕济民继任文物局局长。4月，吕济民找于坚谈话，开门见山地对他说，领导决定调他去故宫博物院，担任副院长、代院党委书记，抓全面工作，任命书即将发下。于坚这才知道，原来调任要经过文化部、中宣部、中组部，最后由国务院总理签发任命书。

 

4月20日，吕济民带着他到故宫上任。此时，老院长吴仲超已住院四五年了。他于1984年10月去世，继任院长张忠培于1987年6月上任，中间三年没有院长，于坚主持院务。

 

吴仲超病重期间，先是由常务副院长彭炎主持院务，但彭炎也于1982年底退休。1981年派来负责人吕少泉，同年又从电影系统派来负责人许里。于坚接任时，许里年满65岁离休，副院长孙觉也于当年退休，次年吕少泉调走。这几年来，院领导班子调动频繁，业务基本处于维持状态。

 

于坚首先考虑的是健全班子。一年的时间里，班子配齐，他抓总，杨伯达管业务，王树卿管行政，魏文藻管党务和人事。

 

于坚上任时，离故宫博物院将于1985年10月10日迎来的60周年大庆已经很近了。大办院庆，首先是经费的问题。

 

他刚到任时，副院长孙觉告诉他，故宫在1983年的年度预算是380多万，其中门票收入约占1/3，另2/3来自国家补差。故宫一角钱门票已实行了数十年，当时雍和宫的门票都十多块了，而且外国人参观故宫的票价是一元，内外不同价。于坚想到了上调门票价格。

 

于坚让办公室拟文上报，要求将故宫门票价内外统一，调整为一元。国家文物局批示同意，但北京市物价局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老百姓对物价不稳本来就有意见，故宫调价就是火上浇油，会引起连锁反应，影响北京社会稳定。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1985年5月，于坚再次打报告要求上调票价，还是同样的结果。

 

故宫60周年大庆，于坚靠搞文创产品筹到了经费。庆典结束后，他第三次打报告，要求上调票价。

 

1985年11月24日，文物局通知于坚，中央书记处第二天要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文物问题，也包括故宫门票调价问题，要他第二天一起去参会。

 

第二天，于坚按约定时间与局长吕济民、文物局老专家谢辰生一起，坐一辆小面包来到中南海。他们进去时，已经到了不少人，一个大会议桌几乎坐满了。

 

讨论到故宫调价问题时，吕济民说，故宫门票一毛钱太低了，想增加到一块，北京市物价局则提出了不同意见。主持会议的胡耀邦说，北京市物价局怎么还管故宫门票呢。他提出，不要一下子涨10倍，明年开始调到五毛，一步一步来。

 

这是于坚第一次参加党中央书记处的会，印象很深，胡耀邦说的每句话他都记住了。

 

当天的会议结束后，于坚高高兴兴地回到故宫，立即安排印制票价5角的门票，计划从1986年起实行新门票制。没想到，事情又起波折。

 

副院长王树卿给他打电话，说北京市还是反对，于坚说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他“顶回去”，明年照样调价。北京市把报告送到了国务院主管副总理田纪云处，田纪云批示同意物价局意见。调价又搁置了。

 

1986年3月，于坚不屈不挠地再次打报告。北京市物价局把矛盾上交田纪云，田纪云批示：何时调价，两家商量。批示转给文化部，文化部转给文物局，文物局转给于坚。看到这次的批示里没人说不让干，于坚也不再“商量”，说干就干，当月就开始执行新票价。

 

至此，故宫上调门票终于尘埃落定。

 

院办秘书姜舜源回忆，故宫门票由1角调到5角后，1986年全院年收入500万元，1987年上升到138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在门票调价成功的同时，1986年1月12日，故宫地库也奠基开工。

 

于坚一上任副院长孙觉就告诉他，国家基建委和国家计委于1982年4月划拨了一笔700万元的专款（故宫全年经费才400万元），用于故宫建文物库房，限三年内提出设计规划，逾期取消。如今已过去两年，项目仍未启动，眼看这笔巨款就要泡汤。

 

于坚考虑了好几天。他想，如果在地上建库房，就需要专家论证，在哪建、建多高、建什么形制、是古建筑还是一般库房、用木料还是钢筋水泥……还没等论证完，期限可能就到了。因此，唯一的办法是建地库。

 

急事急办，他在故宫召集了第一次院务扩大会议，提出了建地库的想法，大家都很赞同。故宫古建部主任于倬云是50年代初从文整会调来的，大学科班出身，是学工程的，于坚和他相熟，在会上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建地库不需要讲究形制，但也有风险，因为国内没有先例可寻，出国取经又来不及。于坚是沈阳人，他想起上世纪30年代日本曾在伪满洲国“首都”长春建立了一个中央银行（后改作吉林银行），其中就有一个地下金库。辽沈战役长春围城时，国民党“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把司令部设在这里。他让于倬云带几位古建部工程师去看一看。

 

于倬云去长春考察了一周，回来向于坚汇报，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地库整体建在一个密封的防水钢骨水泥方盒内，离地下水位还有几米，可防水、防潮。于坚考虑，建这个地库是百年大计，谁也不能保证地下水位永不上升，为了增加保险系数，地库应建成双层套盒，且两层中间要有适当距离，以便人员进入处理。

 

“故宫地库工程启动规划”如期上报。1985年3月，上级批复了这个规划，而且还增加了投资，从700万增加至1176万元。

 

为了监督工程质量，于坚成立了一个监督小组，由古建工程队队长白春林任组长。于坚在给这个小组开会时说，他们的任务是监督质量，任何环节都不能凑合，不要赶任务，不要求献什么礼。“将来这里面是装宝贝的，一点马虎不得，否则的话就是为我们——以我为首，也包括你们——立了一个遗臭万年的钢筋水泥碑。”

 

1990年3月30日，面积约4818平方米的故宫地库竣工。这是中国第一座地下文物专用库，已于1987年离休的于坚受邀回去参加了竣工典礼。

 

1993年，故宫又启动了二期地库建设，1997年建成，建筑面积15970平方米。2018年4月，“地下库房改造及通道工程”正式启动，在一期和二期之间再建8285平方米地库，并将对地库进行温湿度分区调控，以最终实现“平安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