哮喘不只是急症 更是需要长期应对的慢病挑战
赵一刚写完板书转身，粉笔灰突然呛进气管。伴随几声难以抑制的咳嗽，赵一觉得自己能吸到的氧气越来越少，呼吸变得短促而急切。
“要来了！”
有10余年哮喘病史的她知道，这是哮喘急性发作的前兆。下课铃成了她的“救命符”，在她扒着走廊扶手走向办公室取药期间，视线开始模糊，窒息感也从胸腔蔓延到耳膜……
病因复杂的慢病挑战
赵一第一次发病时是38岁，当时咳得特别厉害，还有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因为自己和家人都没有过往哮喘病史，一开始只当做感冒治疗。直到她咳嗽持续2周并伴有气喘、胸闷等症状，经气道炎症评估、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后确诊为哮喘。
确诊时赵一还特意增加了基因筛查，排除遗传致病。“我害怕遗传给女儿”她说。在社交平台，像这样有遗传焦虑的患者还有很多，他们因担心遗传给子女而惴惴不安。
事实上，哮喘作为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病因复杂且存在显著异质性。除遗传因素外，城市化进程、生命早期暴露、环境刺激物及体重变化等均可诱发。
而且，哮喘还与神经心理存在联系。《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杂志发表的题为《神经心理性哮喘》文章指出，“以焦虑、抑郁等为主要表现的神经心理功能异常是哮喘肺外可治疗特质评估的重要内容。合并焦虑和/或抑郁可恶化哮喘症状，降低生活质量，增加急性发作，因此神经心理性哮喘作为一特殊哮喘表型而备受关注”1。
据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部公开数据显示，在我国4570万成年哮喘患者人中，过敏性哮喘最常见，约占60%2。其他类型还有非过敏性哮喘、迟发型哮喘、哮喘合并混合性气流受限、哮喘合并肥胖3。
赵一是迟发型重度哮喘，有成人时期发病，没有突出过敏原，对高剂量哮喘控制基础药ICS相对耐受等特点4。
哮喘本质是气管长期发炎，发炎会让气管内壁变厚、黏液增多、气道变窄，引发喘气急、咳嗽等症状。所以，治疗的核心是控制炎症。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INA)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哮喘学组副组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旻指出，许多患者在遇到二手烟、粉尘或感冒时更容易症状失控，因此更需要重视日常管理，比如坚持用药、定期复查、保持环境清洁等。
赵一的情况也揭示了哮喘治疗的另一挑战：哮喘其实是呼吸道长期发炎。这种炎症不仅会引发急性发作，更会导致气道重塑。所以哮喘不只是急性发作的突发状况，更是需要长期应对的慢病挑战。
“足量、足疗程、全病程”成治疗关键
尽管目前医学依然无法确定哮喘的单一直接致病诱因，但人类对抗哮喘的历史其实已经走过近3000年。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就率先记录了哮喘症状，但当时人们将其与癫痫混淆。直到英国医生约翰·弗洛耶发表第一篇关于哮喘的现代出版物，将哮喘列为独立疾病进行研究，并指出支气管收缩是导致喘息的原因，且与气候和地理区域等环境因素有关5。1928年，科学家发现了患者血液和痰液中的嗜酸性粒细胞，由此揭开了炎症与哮喘的关系6。而后者则为生物制剂靶向治疗的研发打下了根基。
在治疗手段上，人类也走了条从经验性治疗到精准治疗的道路。从燃烧曼陀罗到吸入药物蒸汽，直到1956年，定量吸入器（MDI）才正式问世6。MDI因为装置只有巴掌大小，又能精确控制药量，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至今仍是主流治疗工具。
患者配合治疗的程度，也就是依从性，是控制哮喘的关键。有文章指出，目前我国总体哮喘控制率仅28.5%，26.4%的患者曾因哮喘急性发作住院，22.4%的患者因哮喘急性发作需急诊就诊。而这些未控制的哮喘不仅会导致症状持续、肺功能恶化，还可能导致哮喘急性发作甚至死亡，为患者带来了沉重的医疗负担7。
《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年版）》也将用药依从性差纳入哮喘相关死亡危险因素。此外，同样有高风险的还有未使用ICS等8。
临床上造成依从性差的主要成因多是患者对激素类药物存在误解。张旻指出，一些患者因担忧副作用而自行减停药物。此外，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开文章指出，患者或患者家属还常有“有症状再用药”，“没有症状不用复诊”等治疗误区。张旻提醒，哮喘的气道炎症往往在症状出现前就已加重，只有坚持“足量、足疗程、全病程”的抗炎治疗才是实现长期控制、防止反复发作的关键。若不能坚持长期规范治疗，可能显著增加哮喘急性加重风险，甚至导致疾病严重程度恶化、呼吸衰竭等严重后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旻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
在诸多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哮喘分型中，重度哮喘因具有高致残率、高致死率，尤被关注9。
根据《重度哮喘诊断与处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以下简称“《共识（2024）》”）披露，中国哮喘患病和发病危险因素的流行病学调查（CARE）结果显示，我国14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哮喘患病率为1.24%，其中重度哮喘占7.1%，重症难治性哮喘占5.99%10。
虽然重度哮喘患者占整体哮喘患者比例较低，但其急性发作频率要远高于轻度哮喘患者。超过80%的重度哮喘患者在过去1年中急性发作≥1次；60%以上的重度哮喘患者急性发作≥2次，直接导致急诊就诊率、住院率和入住重症监护病房率明显升高11，12。此外，重度哮喘还会造成间接损失，包括劳动能力丧失、学业影响、早年死亡等，带来生产力损失和收入水平下降13，14。
而在治疗方面，在重度哮喘患者中，嗜酸性粒细胞的升高往往与疾病治疗难度的增加相关。这类患者通常对传统的治疗方法反应不佳，常需要增加口服激素来维持病情的相对稳定。但长期使用口服激素带来的并发症风险，有可能会加重治疗困境。
20世纪中后期，科学家们发现嗜酸性粒细胞的存在后，免疫学研究逐步取得突破。研究证实，该细胞是驱动哮喘炎症反应的关键效应细胞15。基于这一进展，从免疫炎症通路的靶向研究，到单克隆抗体技术的临床应用突破，科研人员最终在21世纪初成功研发出生物制剂，将哮喘治疗向“精准靶向治疗”推进。
在新治疗格局下，生物制剂为哮喘患者带来了新选择。《共识（2024）》还基于炎症指标生物制剂分层给出了用药策略指导。医生需通过检测血液炎症细胞数量、呼出气一氧化氮水平判断炎症类型，结合传统中-高剂量治喘吸入药ICS/LABA治疗反应评估制定靶向治疗计划，而这则对患者的配合治疗、用药依从性提出了更高要求9。
“患者如果ICS/LABA治疗控制得很好，没有很明显的急性加重风险，医生就可以给他减量；相反，要给患者视情况增量，再考虑结合个人特异情况联合生物制剂用药。”张旻说。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近期公布的《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年版）》首次提出哮喘可“临床治愈”的全新理念8。这意味着，哮喘治疗不再局限于控制症状，而是追求通过精准的炎症分型、个体化的用药方案和长期规范管理，让患者达到症状持续缓解、肺功能稳定、急性发作风险显著降低的理想状态。这不仅为更多哮喘患者点亮了“自由呼吸”的希望，更标志着哮喘治疗从“被动应对”迈向“主动出击”的全新阶段。
如今，赵一每天都会认真写抗哮喘日记，详细记录每一次用药反应、症状变化和身体感受。“哮喘发作时，我因无法呼吸而倍感恐惧。这种恐惧会成为生活记忆，影响着我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但她并不畏惧，她想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观察自己，主动和医生沟通调整治疗方案。在日复一日的规范管理中，她不再把哮喘视为随时会崩塌的威胁，而是当作需要长期共处的“老对手”。
当科学方案与医患协作形成合力，哮喘患者或有望在规范治疗的护航下，重新拥抱不受喘息困扰的生活。
（文中赵一为化名）
本材料仅用于疾病教育目的，若有疑问，请咨询医疗卫生专业人士。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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