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战奥密克戎，城市如何过关
本刊记者/霍思伊 彭丹妮 实习生/余皓晴
发于2022.3.28总第1037期《中国新闻周刊》
传播极快的奥密克戎正在打破很多“常识”。
在此前的几轮疫情中，中国已经积累了疫情防控的诸多经验。比如，要充分利用核酸检测实现“早发现”，尽快通过溯源切断传播链；核酸阳性者要被立刻闭环转入定点医院隔离和治疗，以最快速度实现社会面清零；与此同时，医院要有足够的床位和呼吸机，尤其让重症和危重患者，得到及时治疗；最后，在整体策略上，要精准防控，尽可能不要升级管控措施。当这些都能做到时，疫情基本可以在半个月内得到控制，且各地的疫情多则上百例，少则是个位数。
但在最新一波自3月初开始发酵的疫情中，人们很快发现，这些经验看起来没有以前好用了。截至3月19日，全国疫情仍处在发展阶段，已经累计报告新冠感染者超过29000例，波及28个省份，其中吉林一省就累计报告超过10000例，另有4个省份累计报告超过1000例，多个城市的单日新增仍在爬坡期，每日都破百。这一切都发生在20天内，而此前，在疫情发生以后的整整两年内，全国累计报告的确诊病例才刚突破1万。
3月17日17时，江西南昌市启动中心城区区域核酸检测工作。人们在303绿地中心广场排队等待核测。图/中新
连一直被称为精准防控“教科书”的上海，在应对早期也出现了一些混乱。中国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3月14日在微博上表示，由于短期内出现了大量的病例，全国各地难免显得有些慌乱，上海也不例外。上海的精准防控在这次奥密克戎BA.2传播之际，由于发生突然，启动晚，病毒快，目前仍处于与病毒的并跑阶段，感到非常吃力。
根据国务院定义，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城市被称为特大城市，这样的城市在中国至少有15个，它们是人口密集、人员流动频繁、社会治理难度高的地理空间。迄今为止，国内发生过较大规模新冠疫情的特大或超大城市有武汉、西安、南京、上海、深圳。
传播力更强症状更隐匿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已经令单点暴发较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性与频率大大地增加了。面对这一新形势，我们的医疗系统、社区乃至整个城市，究竟应该做好哪些应急准备，才能做到有序应对，避免手忙脚乱？
核酸检测到底要怎么做？
为何会在短期内突然出现大量病例？南开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黄森忠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因为面对更狡猾的奥密克戎，现有的疫情监测系统很难及时发现。监测系统主要有两个“眼睛”：一是通过医院上报；二是对重点人群、重点场所的定期筛查。
如果有咳嗽、发热等症状的人去医院发热门诊主动就诊，核酸阳性后，医院内部会立即通过一套24小时疫情上报系统启动防疫。
但由于奥密克戎不仅传播性更强，且更为隐匿，95％以上的感染者都是轻症和无症状，因此，患者从感染到出现症状后主动就诊的周期拉长了，以前一般是5~7天，现在会延长到10~14天。“再加上奥密克戎的传染性很强，发现时通常已经晚了。只要发现一个病例，就意味着后面还有一大串。”黄森忠说。
在黄森忠看来，随着奥密克戎的传播，未来对疫情规模大小的概念，也需要重新定义。过去，他们根据对疫情的统计发现，病例数在100例以下的可以看作是“小规模”，在100例以上、500例以下可看作是“中规模”。但是现在，500例以下就算小规模了，4000例以下则是中等规模，大规模“很难说会到什么程度”。当新增确诊从破百到破千就发生在短短一周内，对于病毒和防疫，人们经过两年多的实践而积累下来的很多理解，都需要重新审视。
在对重点人群、单位和场所的筛查上，国家早就有详细的规定，在2021年8月发布的新版防护指南中，新增了对码头、口岸、棋牌室（麻将馆）、游船（观光船）和奶茶店等10类场所的防护要求，对重点人群方面提出了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
3月18日，黑龙江哈尔滨市移动实验室内，检测人员对检测系统进行调试，为新一轮的核酸检测工作做准备。图/中新
但黄森忠指出，规定虽然有，各地的执行情况不一，所起到的监测作用也有很大差别。吉林此轮疫情中，在应该被重点监测的学校这类场所，在春节之后开始的新学期，吉林农业科学技术学院内已经有学生出现咳嗽等症状，但学校并没有提高警惕，生病的人和没生病的人仍住在一起，等到3月7日，才“识别”出首例确诊病例，此后五天内，就发现有70多人已经感染。
在现有的防护指南中，要求对学生和教职工做好健康监测，但具体实行起来却“全凭自觉”，比如要求学生每日自己测量记录体温，当出现发热、咳嗽及其他可疑症状时，及时主动上报。黄森忠建议，在新的防疫形势下，应该增加对学校、隔离酒店等重点场所的定期筛查频率，比如给学生每两周做一次核酸，各地也要考虑出台更有针对性的细化措施，提高政策的执行力。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3月19日的发布会上指出，当下防控工作的难点在于如何及时发现全部的感染者。一是“及时”，一定要赶在病毒传播出去以前，把它截住；二是“全部”，整个传播链上，所有可能感染的人都要追溯出来，避免有遗漏，遗漏的病例都有可能成为新的传播链的源头。
面对奥密克戎，早期的预防性围堵措施已部分失效，没有做到“及时”，“全部”就显得更加重要。不过，吴尊友在此处强调的“全部”策略，并非全市范围的全员核酸检测，而是针对局部地区。他说，最好是在1~3天内完成一轮检测，速度一定要快。每一轮检测一定要完成确定的局部范围内全部人群的筛查。“千万要注意防止有遗漏。如果每一轮都有遗漏的话，可能会出现做了七八轮或者8~10轮核酸检测后还有社会层面感染者发现的情况。”他说。
简言之，当无法有效做到感染者和接触者的追踪时，就应该进行大规模筛查。按照黄森忠团队的模型推演，假设在一个常住人口规模600万左右的城市中，在发现疫情之前，奥密克戎已经在社区中传播了10天，可能传了3~4代，此时，溯源和流调的难度会非常大。他指出，如果在全市范围内采取一天一次全员核酸的策略，一方面，由于感染基数超过此前几轮疫情，会对基层的核酸工作带来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在提高筛查效率上，能起到的效果是有限的。更好的策略是对重点区域进行全员核酸筛查，也就是从全域全员过渡到局部全员核酸检测。
3月20日晚，经过两个昼夜抢建的福建泉州市方舱医院正式投用。该方舱医院位于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羽毛球馆和篮球馆，分为A区和B区，可容纳1039个床位，主要用于接收轻症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图/中新
他解释，因为奥密克戎的感染者中，大约只有5％是有明显症状的普通型，传染性较强，所以核酸排查需重点针对这5％的确诊者，可以按照大概10倍的扩散影响力来划定重点区域的范围，对重点区域人群进行一天一次的全员核酸检测，非重点区域3~4天测一次核酸即可。
上海给这种“局部全员核酸”起了一个更直白的名字：“网格化核酸筛查。”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曾解释说，网格化，不同于先前“全市全员多轮核酸”的筛查模式，而是鉴于不同区域的风险情况，实行分级防控，划定若干重点区域，推行“切块式、网格化”的核酸筛查。在重点区域内，所有人员保持原地相对静止，需要在48小时内进行2次全员核酸筛查。之后，再根据该区域筛查出来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数量，年龄分布、人群分布等，特别是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判断扩散传播风险的可能，动态调整下一步疫情控制措施。也就是说，“动态调整”是网格化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实践表明，上海“盯住重点”的思路调整是应对奥密克戎的有效办法。目前，上海已经于3月16~17日对重点区域进行了一轮全员核酸筛查，在18~20日三天里，同时对非重点区域的人员开展了一次核酸筛查，累计筛查3000多万人次。邬惊雷表示，通过对筛查出的阳性感染者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重点区域的阳性感染者检出率比非重点区域的要高，同时有点状区域性聚集现象。
黄森忠还表示，由于这次疫情的特殊性，流调也要调整思路，比如，上海有最大的流调队伍，大概有3000人，即使是这样，依照现在的疫情规模，如果按单日新增病例上百来算，再加上密接和次密接，这些人也根本忙不过来，而且前面需要流调的人数在不断累积。而国内其他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城市，流调人员一般都只有几百人。“最近一些基层的流调人员几乎快崩溃了，每个人一天都要处理一两百条信息”。因此，在流调初期，要先重点追踪那5％的普通型和重症患者，把更有可能被传染上的人尽快初筛出来，目标调整后，“各地的流调队伍的压力应该能够减轻不少”。此外，很多地方纷纷自研流调小程序，通过大数据方式，提高流调效率。
1月27日晚，浙江杭州市出动400辆公交车，将长江小区居民整体转运到集中隔离点。图/人民视觉
3月22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第三版《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和前一版相比，新版将“全员”改为“区域”。根据卫健委官方信息，区域可能小到一个楼栋，也可能大到全市范围，具体要由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在科学研判的基础上，根据疫情防控的实际需要研究确定，并动态调整。并且，新版《指南》增加了抗原检测作为区域核酸检测的补充手段，提出推进“抗原筛查、核酸诊断”的监测模式。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对此解释说，之前“全员”容易让大家误解都是在全市范围内搞大规模的检测，搞大水漫灌。这次我们改成“区域”，更突出强调科学和精准地划定核酸检测范围，强调各地要更快速、有效进行精准核酸检测。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强调，目前仍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但精准防控才是“动态清零”的精髓。
如何保障医疗冗余度？
2022年3月9日，吉林市疫情出现一周左右时间，当天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数量分别为295和269。而据官方通报，吉林市有两家新冠定点医院，设置床位552张。据媒体报道，疫情发生没几天，该市已出现床位紧缺。
而在医疗资源丰富的“中部医都”武汉，根据2018年数据，该市共有医院床位8.17万张，但传染病床位严重不足。在2020年1月20日武汉实质上“封城”之时，该市大约只有800张床位可向新冠患者开放，加之重症医学科与分级诊疗还存在短板，武汉的医疗系统在当时一度面临崩溃。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今年3月17日的发布会上表示，面对传播能力明显更强的奥密克戎，要继续提高疫苗接种率，加强新冠治疗药物的储备，同时，一定要保证充裕的医疗资源，才能将死亡率保持在低水平。
3月21日，上海市，人们在进入医院前扫描行程码。图/澎湃影像
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朱京海等人指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疗资源供给面对的考验集中在两方面：基础医疗系统与应急医疗系统的协调问题，以及大量病人隔离和收治的空间供给短缺问题。如何保证基础医疗系统的正常运转，缓冲定点医院的压力，是韧性医疗系统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个特定规模的城市，在面对多大流行程度的疫情时，应该准备多少隔离病房、病床和相应的人员及医疗物资？这些问题似乎并没有标准答案。根据要求，每个地市级以上城市都要指定一家定点救治医院。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旦疫情大暴发以后，定点医院肯定不够用，从各地经验来看，在疫情中，如果传染病专科医院60％以上的床位被使用时，就要开始启动备用医院，因为后面病人数量上升会很快。
“我们觉得，如果能够摸清每个城市的医疗资源，并且划定一条出现医疗挤兑的预警线，就能在疫情靠近预警线时，采取更快速、更精确的分级分类收治管理。”一位公卫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家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关注，但是可靠的研究结果不多，主要原因是对一个城市的医疗资源现有量并不是很清楚，而且，考虑到国内快速动员和建设的能力，这些数据还是动态的。
朱京海等人具体建议说，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应进一步增强现有传染病专科医院的救治能力，根据需求和城市能力建设一个大型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城区常住人口100万~500万的非省会城市应该重点加强一两家传染病专科医院的救治能力，同时还应适当配置几个紧急医疗储备中心作为辅助。
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应建设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同时选择一些实力较强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作为应急后备医院，平时将床位开放给普通患者，疫情期间用于集中救治传染病患者。经济欠发达的其他城市可依托现有综合医院传染科进行改扩建。除了这些永久和半永久的新建、扩建，在重点疫区，可通过新建小汤山模式医院、改造原有医院、建设方舱医院等方式，进行临时性快速扩容。
3月11日，在上海江桥蔬菜批发市场内，车来车往，食品供应充足。图/中新
2020年2月初，武汉新冠感染者定点医院出现挤兑，大量感染者无法收治。武汉市在三个星期之内利用现有建筑改建出16家方舱医院，提供了约1.3万张病床，用来收治轻症和疑似病例，其中，洪山体育场方舱医院仅用37小时完成建设。
方舱医院容纳了武汉20％左右的重症、危重症新冠患者，同时确保了80％的轻型和普通型患者能够得到适当的医疗照护。它的功能不仅仅是治疗，其实也是隔离感染者。2020年2月24日左右，武汉实现“应收尽收”，成为疫情控制的关键转折点。
以2020年初武汉疫情的数据为基础，华中科技大学管理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王红卫等人通过模型来测算医院床位扩容对疫情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如果没有方舱医院的约1.3万张床位和第四、五批定点医院的11505张病床，疫情总发病人数会分别增加10.7％和8.3％，疫情持续时间将分别延长9天和7.4天。
2022年1月，杭州慧尔特公司年会共有297人参加，其中出现确诊病例，因此将与该年会相关工作人员涉及的居住小区整体转移至集中隔离点，第一批隔离的就有近1万人。因此，黄森忠表示，目前一些地区已经提前建好隔离方舱，这是比较好的做法。他建议，未来各地也都可以建一些方舱备用，“一个人口在600万级的城市，建设备用方舱容量在2万左右是可以满足基本需要的。”
不过，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也做过一个初步测算，发现疫情如果快速上升，一个城市的隔离能力可能不到一周就会达到上限。内地大部分城市的集中隔离能力能应对零星和散发疫情，但大多无法承受疫情暴发的冲击。
他假定一个1700万人口的城市，目前可用来集中隔离病人的房间是4万，每个感染者背后还有15个密接者也需要隔离。如果最开始时，这个城市的感染者为50人，感染人数每天以30％的速度增加，那么10天内感染者和密接者就会占用现有4万个隔离房间，15天内，将需要15万以上的隔离房间。因此，在现行总目标下，一个城市需要一个很大的集中隔离容量，而且应该是远远大于实际的救治容量。
焦雅辉则在3月22日表示，各省现在要根据疫情的形势建设或者拿出建设的方案，保证每个省能够至少有2~3家方舱医院。确保在需要启用方舱医院的时候，能够在两天之内建成并且投入使用。
为何总缺应急物资，演练怎么办？
根据朱京海等人的研究，中国的应急体系存在不足，应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手段来处理危机，以避免浪费，同时将处理危机的经验系统化制度化。
疫情发生两年多之后，物资紧缺的情况依然存在。在此轮吉林省疫情中，该省红十字会3月15日发出募捐倡议书，募捐物资包括医用外科口罩、防护服、防护面罩、消毒液等。吉林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参与核酸采样，一天至少需要一套防护服、四副手套和两个N95面罩，现有的防疫物资只够维持两到三天。差不多同期，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也发出了医疗物资求助信息。
3月15日，内蒙古满洲里市一处封控小区，执勤的呼伦贝尔边境管理支队警察为居民取送生活物资。图/中新
面对医疗物资的缺乏，吉林省启动了重点防疫医疗物资“日调度”机制，每日调度全省防疫医疗物资产能、储备、消耗等情况，由专人与长春、吉林、四平、辽源、通化、松原、延边、梅河口等地区衔接防疫医疗物资的需求，并及时协调对接医疗物资生产和流通企业，确保各地防疫医疗物资能够按时配送到位。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区也立即开展防疫医疗物资保供。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中，应急物资的保障能力是重要一环，尤其在应对疫情时，口罩、防护服等都属于战略物资，按照应急预案，各地都要有足够的储备能力，一般来说，市级层面的物资库会有一定储备，各医院也都有相应的储备。
在黄森忠看来，吉林全省的“缺供”也有其理由。因为按照原本的防控经验，各地的医疗战略物资基本都是按照“疫情规模最多千人左右的量”去准备的，谁也无法预料到这一轮的本土疫情会上万。未来，随着奥密克戎的传播，疫情的规模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因此，各地在战略医疗物资上应该储备多少，参考什么标准，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也给未来的防疫和城市应急管理带来了挑战。
在疫情最严重的吉林市，除了口罩、防护服这类基本的医疗防护用品，更核心的物资短板是核酸检测试剂。由于本地缺乏核酸产能，吉林省目前调派了39辆移动核酸检测车和600名核酸检测队伍进行支援，近半个月内，吉林市的核酸检测能力已经从单日4.5万管持续增加到了28.5万，但仍远低于很多城市。
相较而言，南京全市核酸单管检测能力目前已达到每天100万管，南京的常住人口超过900万，如果采用“十合一”或“五合一”混检，足以支持整个城市2~3天完成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南京还计划在3月底前集中采购建设12个方舱实验室，预计每天可提升18万管检测能力。西安在2021年12月暴发新一轮疫情后，政府抽调131家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组建了14400人的市级核酸应急采样队，同时组织全市19家第三方实验室，配套5家城市核酸检测基地，并紧急调用33个方舱、6个气膜、10台检测车，日检测能力达到160万管。在上海全市共有164家核酸检测机构，每日最大核酸检测能力可以达到单人单管190万份以上，就在3月初，这个数字还是102.8万份。
可以发现，在这些有充分防疫经验的百万或千万级城市中，其自身拥有的核酸检测能力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面临突发疫情时，它们可以快速调集资源，在很短的时间内提升核酸检测能力。
发布于2021年9月的第二版《全员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规定，发生疫情时，各地能够迅速调度相当于完成10％~15％实际管理人口单管检测的核酸检测力量，以适应全域大规模核酸检测需要。另外，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应当储备5处以上可供核酸检测支援队使用的实验室或可改建的区域，每个实验室或可改建的区域应当至少可容纳5支检测队，其中，每支队伍日检测量至少可以达到1万管，一般至少要配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人员20~25人。但据黄森忠观察，还有不少城市达不到这种“冗余”储备。
3月17日，广东深圳市，罗湖区湖贝小学为外卖员、快递员提供留宿过夜等暖心服务。由于深圳一些社区临时封闭，部分外卖员无法回到住所休息，选择在公共场所过夜。图/澎湃影像
2021年8月，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等人发表了一篇题为《从COVID-19大流行中学到的经验》的观点性文章。高福等人指出，虽然大流行在本质上不可预测，但是恰当的事先规划与准备有助于更好地应对。
2003年SARS疫情之后，中国逐步建立起“一案三制”为基础框架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一案”是指应急预案，“三制”则包括以政府办公厅（室）应急办为枢纽的综合协调体制，以预防准备、监测预警、信息报告等为内容的应对机制，以及包括一系列法律法规在内的法律制度。
王贵强指出，各个地方不仅要有储备救治医院，而且需要一个快速和顺畅的启动机制。一个救治医院是否做好准备、能够随时启用，取决于它的空间和物理条件符不符合呼吸道传染病的救治，它的重症救治能力如何，以及医务人员基本的院感培训，而这些都不是临时可以完成的。
虽然现在各地都在建不同梯队的传染病医院，王贵强感到，各个流程的衔接梳理得还不顺畅。他曾参加过多地的新冠疫情救治，发现一开始都存在着各部门间协调的问题，感染者分流、密接者管理以及分层救治这些，做得都不好。“预案有了，演练不足”。
就拿最近的吉林和上海来说，就出现了医院等封闭场所中出现感染者时，病人没有第一时间被分流的情况。而在某城市，虽然有专门对健康码异常的“黄码”就医者开放的定点医院，但据公开报道，却发生了孕妇因为收治不及时而流产的情况。
因此，王贵强说，更重要的是做好预案和实战演练，要细化到一旦发生疫情，多长时间能把病房腾空这样的程度。有些环节没想过会出状况，但可能演练中就会发现真存在问题。如此，感染者真正送来医院以后，就不会出现“打乱仗”的混乱状态。而且，单是医院演练还不够，这应该是政府主导的一整套协调机制，医院、社区、物资保障等各部门之间要反复实操、磨合。
唐金陵也建议，医疗体系应提前准备和调整，以应对大暴发流行，可以一步步进行沙盘推演。比如，如果医疗资源只能允许1％的病人入院，那99％的人怎么办？如果多数病人只能居家隔离，如何知道一个感染者病情加重，加重时该怎样处理，谁可以将其送入方舱医院或者定点医院，怎么送？
非新冠患者的医疗需求如何满足？
“每个城市一暴发疫情，需要血液透析的病人都很糟心。”尿毒症病友平台“肾一样的人”发起人智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疫情所在城市的病人和家属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他们，担心影响到自己出行和治疗。在最无奈的时候，还有病友表示，恨不得自己现在感染新冠病毒，起码还能被送到医院去。
在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武汉，2020年初，突然暴发的疫情让一些医院迅速关闭了血透室，有的医院因医护人员抽调或感染导致人手不足，也有人因为小区封闭无法外出……混乱之下，武汉数千名需要做血液透析的患者无处可去。
2020年1月28日，武汉市卫健委指定武汉几家医院，作为需要透析的新冠感染者定点收治医院。但是，起初这个过程中因为透析机分配紧张、医护人员不足和过分疲劳、等待新透析室改造等情况造成混乱，此后，疫情指挥部逐渐把这类定点医院从2家扩充到6家再到16家，问题才逐渐得以解决。
智安的救助平台在疫情中主要援助了三个城市的病友：武汉、兰州和西安。在去年12月下旬的疫情中，西安多家有大量透析床位的医院“应疫情防控需要”陆续停诊，一些需要透析的人即便有绿码，也一度因为小区封控无法外出就诊。
1月19日，陕西西安市，疫情防控下，小区进行封闭管理，快递员在小区的隔离护栏外分拣货物，方便物业工作人员分拣归类。图/人民视觉
每隔数天就要定期进行的血液透析，是慢性肾衰竭患者肾脏替代治疗方式之一，是该群体生命得以维系的关键。实际上，尿毒症患者的透析问题只是应急状态中不容忽视的治疗需求之一，其他等不起的病人包括心梗患者、孕妇、需要定期化疗的肿瘤病人等等。眼下，因为缺乏应急预案，这部分人群的医疗保障很多时候是依靠民间力量。智安的平台还帮助过发生疫情城市的艾滋病人获取药物。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黄宇光也表示，疫情期间，非新冠患者就诊时，进入院区困难，而且需要携带48小时核酸报告，给急、危重症特殊就医者带来障碍。因为诊疗流程复杂，多数医院的急症科经常出现大量患者滞留的现象，尤其是部分急症和重症患者。
传统理念认为，医院在大流行期间的应急响应，应该聚焦于“4S”框架：物资、人员、空间和系统，然而，美国匹兹堡大学急诊部门医生杰瑞米·卡恩等人去年7月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撰文指出，这些要素是必要的，但还不够，一种综合的视角是考察医院的组织韧性。
有韧性的医院，其中一个表现是，应对疫情暴发的同时，要保证对非感染者的治疗，包括肿瘤病人、需要紧急心脏手术和外科创伤救治的患者等。这有赖于一些因素，包括灵活的电子健康档案、医院间协作、区域内转诊网络等。
比如，在疫情期间，美国亚利桑那州卫生服务部和医院管理者联合建立了一个名为“Surge Line”的应急调度系统，协调该州100多家医院参与，实现新冠病人的快速安置，同时平衡患者和医疗资源，如ICU病床、呼吸机和医疗护理。
一位血透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武汉市的透析机数量和血透室的医护人员原本是够用的，无序和关闭透析室是造成“容量不足”的根源，疫情之下需要做的是资源的合理调配。如果有预案，有专家参与决策，可以事先做一些安排，减少无序。
在智安看来，在疫情没有发生时，一个城区就要对自己辖区内需要长期治疗的病人数量、疾病种类和常规治疗的医院做到心中有数，此外还包括区域内的医疗资源，基于此，提前制定应急预案，疫情发生时能够重新将病人与医疗资源进行匹配。
在今年1月份的北京市政协会议中，黄宇光就建议说，应建立分诊机制，完善急危重症特殊人群救治的“绿色通道”，与此同时，在各区建立非新冠患者的急危重症就医指定医院和专项门诊，充分调动现有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协同机制，让转诊联动起来。
还有公共政策人士从患者角度给出了更多细致的建议，比如，确保需要入院的突发疾病（如脑卒中等）病人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检测结果；中高风险地区的患者前往低风险地区医院就诊时，医院应允许患者在到达医院所在城市后有资格挂号，在14天隔离期中，可先行与医生进行远程视频、电话问诊，以确定下一步可能的治疗步骤和方案等等。
但这还不够。智安说，在很多城市的疫情防控中，其实都有孕产妇、血液透析患者等特殊群体以及急、危重病人救治的政策出台。然而，在执行中缺少可落地的细节。比如，他最近碰到一位透析病人，有私家车，也有核酸报告和透析证明，但社区一定要按照政策，要求病人找120救护车，这在疫情期间就很难。
因此，智安认为，政府还要给终端执行者一个宽松的权限，允许他们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有韧性的医疗体系，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度，允许机构可以针对单个问题考虑一系列解决方案，并在预先计划的方案不起作用时迅速转向。”美国匹兹堡大学急诊部门医生杰瑞米·卡恩等人写道。
市民基本生活如何保障？
随着上海核酸筛查范围的扩大，多位封控小区的上海市民对记者反映，近期在盒马、美团等电商平台下单时，有时“抢不到货”。“必须在早上六点开始买，有时候买得到，有时买不到，七点之后就肯定买不到了。”一位被封控管理的上海市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不过她表示，被封之前，社区都会提前1~2天通知她们采购物资。
针对部分超市缺货，线上买菜送货速度慢等现象，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3月13日回应称，电商平台、超市卖场都在积极保供，有的企业通过线上线下联动，为处于封控小区的居民提供点对点服务。目前，电商平台在上海的各前置仓刚需品类的平均备货量已经达到了日常的1.5到2倍，大部分区域货源供应较为充足。此外，已建立重点批发市场、超市卖场、电商平台等保供企业名单，会同相关部门加快建立省际和市内物流运输绿色通道，优先保障相关从业人员核酸检测，确保主副食品市场供应平稳有序。
3月21日，疫情下的上海出现“空城”，在以往摩肩接踵的外滩和南京路步行街上，游客寥寥，近乎无人。图/澎湃影像
当下，很多城市的日常生活都被按下了暂停键。为了应对奥密克戎，很多疫情严重的地区采取临时性交通管制+小区封控的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城市面临的挑战，与疫情早期的武汉等地是类似的。在物资供应、物流保障等应急内容上，考验的不仅是一个城市的硬件资源，更是它的精细化治理能力，尤其是基层的治理能力。
在2021年底暴发的西安上一轮疫情中，西安实施了继武汉、石家庄疫情之后，当时国内“动作最大”的一次防疫管控。在2021年12月22日之后，该市几乎所有市民都被封在了小区内，无法流动。在当时，西安买菜难、就医难等话题频繁登上热搜。
事后回顾，西安生活物资难以及时供应，不是因为货源供应量不足，而是因为“外卖小哥”不够和运输车辆不足，很多人都被“封”在了社区内，无法正常上班。以盒马为例，由于运力紧张，每天仅开放0点、8点、12点三个批次的线上订单单量，某外卖平台站点原本有70名配送员，但“封城”后很快骤减为20人，后来降为7人。“封城”以后，在“足不出户”的一刀切政策下，配送员、快递员、护士、司机和志愿者等都被困在了各自的小区内，他们是维持一个城市基本运转的毛细血管。
为解决这些问题，西安市副市长徐明非于2021年12月31日指出，政府着手从三个环节上加强保供力度：在前端，组织5个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加大货源筹集、保障市场供应；在中端，为蔬菜运输开通绿色通道，保障物流企业正常运转，确保蔬菜配送顺畅；在末端，对超市、物流、配送等工作人员，确定无风险的安排尽快返岗，与社区一线工作人员“内外配合”。
在吉林，为确保各类生活物资的供应和保障，当地建立了《吉林省疫情防控应急物资通行证》和《紧急运输通行证》制度，明确了重要物资运输车辆的申领流程。截至目前，该省共调度普通货车15986辆、危险品货车244辆、牵引车148辆、冷链车48辆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可赴各地开展应急物资运输工作。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即使有了这些机制做支撑，在保障服务的“最后一百米”上，基层实践中仍面临许多困难。比如，在去年西安疫情中，某封控楼多位居民对《中国新闻周刊》反映买菜难，且数次联系社区，没有得到解决。其所在社区工作人员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封控楼的居民在电商上买菜后，外卖会送到楼下，每栋楼有一位管家，由他来统一进行“配送”。如果居民有任何需求，都可以在业主群里反映，管家会“点对点”解决。但问题在于，每一栋楼有1000多人，每栋楼只有一位楼管，既要帮忙组织核酸，又要负责对接物资需求，“每天要看很多条信息，如果说楼管没有及时看到消息，或者送菜慢，肯定是有的。”这位工作人员解释说。
因此，有充足的社区工作人员又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一环。3月5日傍晚，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突然收到通知，由于所辖平阳社区的润景苑小区有居民核酸异常，要封控管理，涉及2198户7000人。于是，社区连夜组织叮咚买菜“打包”生活物资，每户一份，包括猪肉、鸡肉、土豆、胡萝卜、蔬菜等，第二天一早就送入被封小区，全部免费。“因为小区是在比较紧急的情况下被封控，我们担心一些家庭没有储备食物，所以临时给他们准备了一份物资，作为应急使用。”上海市洞泾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据了解，送货员和司机要在小区门外的隔离区域穿好防护服后再进入，将食物放在每个单元外面的定点送货区。小区对每个单元楼配备了2~6名志愿者，主要由下沉到基层的干部构成，如果是有阳性的重点封控单元，则由穿隔离服的志愿者亲自送货上门，如果是普通封控单元，则由社区组织居民分批下楼做核酸时顺便领取物资，对于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也是由志愿者上门服务。
叮咚买菜副总裁张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海进行网格化治理后，有一些员工被“封”在了小区内，无法配送。为解决运力问题，上海市商务委给叮咚买菜开具了一个保供证明，凭借着这个“红头文件”，再在市商务委的统一牵头下，与各区商务委一对一沟通，为被封员工开设“绿色通道”。员工只要出示保供证明+工作证明，再凭借48小时核酸阴性报告，就可以从被封小区中“解放”出来，之后，叮咚买菜会单独给这些员工安排统一住宿，以解决封控期的出行障碍。经过上下协调后，陆续有几百名员工从封控区回到了工作岗位。但在一些封控区较多的地区，比如浦东、徐汇和闵行等区，现在的运力仍比较紧张。
但张奕也表示，在和各级政府协调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一些问题，从区一级，到乡镇和街道，需要层层协调。她希望，未来再次发生重大公卫事件时，在协调企业保供方面，不同层级政府可以更好地统一口径或提高信息上下传达的效率。“不过，和很多地方相比，上海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至少，我能在市里面找到一个牵头部门，而且沟通之后有反应，也有协调能力。”她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教授魏晟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之所以出现疫情下的物资供应和物流难题，是因为“最后一公里”被中断了，这不是物资匮乏，也不仅仅是城市被暂停后的交通障碍，归根到底，是社区治理的问题。
“所以，最重要的是有一个紧急预案，政府部门要有预案，社区也要有预案，比如，小区突然被封后，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把居民的物资需求采集上来，然后传给相关部门，谁来安排调度，谁负责采购，谁负责运输，社区人员不足时如何动员更多人力。一般来说，由民政和商务部门共同负责保供，社区和保供部门之间应该成立一个保障组。疫情往往来得很急，如果没有提前准备好一套详细的应急预案，即使是上海、深圳这种城市治理水平较好的地区，一开始也会出现忙乱。”他说。
仅有防疫策略就够了吗？
截至3月20日，国内部分地区的疫情虽有所缓解，但从全国总体来看，仍处于上升期。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3月20日0~24时，全国共报告新增本土病例1947例，吉林省的新增病例仍保持高位，为1542例，福建疫情发展迅速，单日新增154例，河北、广东、上海等地疫情仍在发酵。
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20日对“动态清零”的两层含义进行了解读：一是理想状态，社会面没有病人，但新冠病毒的独特性决定了我们暂时无法做到；第二层含义是一旦发生疫情，可以快速识别处置，切断传播链，社会面总体上就会向动态清零逐渐迈进。“如果不追求动态清零，社会面的传播就会持续性连接起来，形成规模性反弹。”梁万年说。
在黄森忠看来，这不仅是一个防疫策略的选择问题，也不仅是一个流行病学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涉及科学、资源、机制、人力、财政和观念的博弈与权衡，不同城市交出的答案，反映出一个城市的综合治理水平。
“实际上，各地都有自己的应急预案，但在有些地方形同虚设，一些地方是治理能力跟不上，一些地方是对疫情缺乏警惕心，还有一些地方可能是因为财政紧张。”他说。
他还指出，这套预案对应的不是单一的响应策略，而是针对疫情的不同发展情况，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比如，何时要“禁足”，是否有科学依据或量化指标作为参考。从流行病学角度来看，可以通过数据模拟的方式进行规模研判，并进而为决策提供依据，但现实中，“禁足”是个艰难的决定。
当《中国新闻周刊》询问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面对奥密克戎这样传播力超强的毒株，一旦局部疫情大规模暴发，我们该如何应对，业界有没有研究过预案或沙盘推演”时，他只回答了四个字：“问题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