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 我们至少需要升级版的体系与管理 要求不受国家边界限制的思考与行动 而不仅仅只是回到 以前的“正常秩序”
2021年2月25日，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图/人民视觉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
文/史蒂夫·霍华德
发于2021.3.15总第987期《中国新闻周刊》
一百年前，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创作了《再度降临》，当时他有孕在身的妻子正遭受西班牙流感的折磨，险些丧命。诗中这样写道：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呀旋转，
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到处将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
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
去年9月，我在一场重要的中方国际智库会议上提及叶芝及其消极的悲观情绪时，这样说道：“我们的世界正迅速分裂成一个个地缘政治集团，各国犹如梦游者一般，在某种国际治理迷雾中踉跄前行。这是我们想要的吗——各个国家，无论男女老少，为自己设定丛林法则？当然不是！”
所幸，特朗普时代已宣告结束。
然而，过去十年间，世界逐渐分裂，纵使特朗普的影响力再大，也仅仅是加速了这个进程而已。这种分裂既发生在国家内部，亦见于国别之间，受到多方影响。
在世界亟待各方团结一致时，主权国家和地区间却开始分崩离析，中美两个大国也渐行渐远。
如何保障全人类的生存与繁荣？
只是现实中还存在着比地缘政治更强大、影响更深远的操纵力量，比如大自然。未来数十年，地球的生命力以及人类继续在地球上生存的能力，并非都已掌握在人类手中。正如为应对新冠疫情所采取的有效措施一样，唯有采取比过去更强有力的全球合作形式，才能应对这一挑战。
在我看来，我们需要从全球视角来看待人类安全的重要性，重视全体人类和国际关系的整体性——将社会、环境、经济以及软硬实力安全纳入一个总体框架中，其首要目标便是保障人类的生存与繁荣。
博闻多识的全球公民们纷纷对此表示充分理解，也自然而然地希望这一切能变为现实。然而，从地缘政治层面来看，我们未能调动集体意志，缺乏手段，无法为地球及全球公民缔造普遍认同的人类安全道路。换言之，政治上与体系上的安排未能满足人们的期望。
不只是回到以前的“正常秩序”
我认为，由美国主导、受西方影响颇深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过去75年间对我们总体上大有裨益，但现在已经分崩离析。目前，秩序方面存在空缺，人们也未能就最好的替代规则达成一致，因为现有的对话机制还只是各抒己见，缺乏谦逊与诚意。
中美双方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欧盟亦然。欧洲历经几个世纪的战争，在战后修复、发展和团结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可以分享。此外，以我的祖国澳大利亚为例，中等国家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有得亦有失，它们可以通过推动大国间的谈判，来重拾过去所扮演的角色。
新冠疫情向我们展示了事物的两面性：一方面，我们对彼此存在恐惧，害怕疾病与绝望，畏惧死亡与封锁措施；另一方面，我们又意识到人类是一体、相互联系的，要想实现真正的合作与复苏，需要彼此联系，不受边界隔离墙或心墙的阻隔。
此外，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后疫情时代，我们至少需要升级版的体系与管理，要求不受国家边界限制的思考与行动，而不仅仅只是回到以前的“正常秩序”。
那么，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开创这个建立在全球人类安全框架共识基础上、基于规则的国际新秩序呢？
2020年6月21日，巴西马斯市 Nossa Senhora Aparecida公墓内的新冠病逝者葬区。截至2021年3月9日，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116521281例，死亡病例达2589548例。图/ 人民视觉
看到世界哲学的另一面
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需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其必要性超越了典型的国际性事务对话。这类对话充分考虑各国社会深远持久的价值与信仰、文化与传统，试图寻求并发展既有的共同之处。
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通过一系列正在进行的全球圆桌会议和对话讨论，充分接受并践行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对话这一理念。这项工作要求我们专注于能达成一致的普遍原则，同时摒弃分歧，至少是包容分歧。
这一切或许困难重重，但唯有如此，相关各方有可能制定出地缘政治战略和机制，为人类繁荣与全球和平共存提供指引。
我们是否愿意进行这样的对话，又能否以谦逊的姿态真诚接受，并承诺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到世界哲学的另一面？我知道这绝非易事。这意味着我们要走出熟悉和已知的舒适区，愿意共同学习，携手并进，踏入未知世界。
从“他者”视角解决全球问题
我对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知之甚少，但我很幸运能与他的家人有过交往。
犹记得安东尼的母亲朱迪思和继父塞缪尔·皮萨尔于2000年11月参加了我们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举办的亚太系列“二轨对话”。那场闭门讨论围绕着主要影响中美关系的敏感话题展开。会后，中方代表团立即与我们取得联系，邀请我们在次年前往北京参加类似对话会，我们爽快接受了。
从那时起，在交往中，我们与中国政府建立了信任关系，使双方得以举办更多以中国和世界为核心的“二轨对话”及“1.5轨对话”，其中包括2008年在北京和华盛顿召开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对话，以及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举办的一系列对话，这些对话推动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亚投行是中国引领全新国际开发机构的成功创举，专注于全球共同利益。
回溯20年前在乔治城大学举办的那场颇具影响力的会议，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参与者身上强烈的人文关怀，让人振奋的智慧、真诚与谦恭，以及从“他者”视角解决全球问题的强烈意愿。
那场会议的核心人物正是已故的塞缪尔，他作为犹太人大屠杀事件中的幸存者，回忆了自己如何在冷战高潮期间弥合美苏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而在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宣布提名布林肯为美国国务卿时，布林肯向继父塞缪尔致以了特殊敬意。
“商业与共生”是塞缪尔·皮萨尔的信条，也是去年11月罗马圆桌会议的主题，得到了中美双方青年领军人物的呼应与认同。当时与会的两名年轻人分别是塞缪尔的女儿莉亚，以及亚投行行长金立群的女儿金刻羽。她们谈及有必要推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让具有综合思维能力的年轻一代参与进来，这是近来几代人都未能成功实现的愿景。这项面向未来的新倡议同样关注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合作，将其视为跨越各种边界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郭惠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