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严苛的审核流程 整体费用也非常昂贵，远非普通人所能及
据报道，近日一款3D打印自杀胶囊在瑞士“合法化”，将于2022年投入使用。想要安乐死的人，无需得到医生的许可，也无需特殊药物，只需选好地点，躺入密闭舱内，从内部启动程序即可。
听起来似乎很便利，不过，正是由于这款机器过于简易的“死亡”方式，引发了广泛关注和巨大争议。有人将其称为“杀人机器”“美化了的毒气室”；也有人认为，这为承受痛苦的人提供了解脱方式。
事实上，一直以来，安乐死在伦理、法律等方面都饱受争议，仅在瑞士、荷兰等少数国家被法律允许。瑞士也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能为外籍人士提供安乐死的国家。
然而，现实中想实现安乐死，却并非易事。除了严苛的审核流程，整体费用也非常昂贵，远非普通人所能及。
“一键死亡”
这款安乐死机器取名为Sarco，外观上类似于科幻片中的太空舱，由支持安乐死的澳大利亚医生Philip Nitschke和荷兰设计师Alexander Bannink联合研发。
图片来自Sarco/Exit International
据设计者介绍，舱内设有启动键，使用者可以在舱内设定死亡时间，并在无他人帮助的情况按下启动键。一旦程序启动，舱体下方的设备将向舱内注入氮气，舱内氧气含量将从21%迅速降低到1%，使用者会感到迷失方向，同时在失去意识前还会夹杂着些许兴奋。通过这种方法，只需30秒，使用者会在没有恐慌和窒息感的状态下平静离世。
在允许使用者实施安乐死之前，Sarco会让其先完成一组心理测试题，通过心理测试后才能获得开启舱门的密码。这款机器可以根据使用者的意愿被搬运至任何地方，他们可以在自己最喜欢的地点、最恰当的时间结束生命。
在瑞士，“协助自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2020年，瑞士约有1300人安乐死，主要方式是摄入液态“戊巴比妥钠”。戊巴比妥钠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大剂量使用会产生麻醉作用。其用于安乐死的剂量是普通麻醉剂的30倍，这个剂量只需30秒便可让人入睡。大约4分钟之后，使用者的心脏便会停止跳动。
和传统注射液态“戊巴比妥钠”相比，Sarco最大的特点在于，使用者不需要得到任何医生的许可，也无需获得安乐死药物。研究者表示，随着Sarco的推广，希望从这一流程中剔除所有形式的心理状态审核，让个人能够自己掌控离世方式。
据悉，目前已经有两台Sarco样机，第三台正在荷兰打印。Philip Nitschke称，胶囊已经通过了“法律审查”，将于2022年在瑞士投入使用。
不过，这款机器的“法律审查”的细节尚未披露。12月13日，知名辟谣网站Snopes发文指出，Sarco咨询的专家认为，这并不符合瑞士法律。瑞士的一些协助自杀组织也对使用这台机器及其合法性表示怀疑。
瑞士的一家“协助自杀”机构表示，每一起“协助自杀”的案例都会报告给当地政府，由国家检察官、警察和法医进行调查。而这种做法得到了绝大多数公众和政界的认可和支持。据此，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为自我决定的生命结束而设计的技术胶囊会在瑞士得到广泛的接受。
有分析认为，无论是借助人工干预，还是通过人工智能程序来判定一个人“该不该死”，大规模推广安乐死都存在着难以监管的风险。而缺乏监管，只需花钱就能购买，操作流程简单，这会让人们大大降低对死亡的敬畏感，如果有人在冲动之下选择了Sarco，结果将难以承受。
跨国安乐死
安乐死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两种。“协助自杀”也被认为是安乐死的一种，指在病患自己的要求下，由他人帮助完成死亡行为，大多数国家通过法案合法化的便是这种方式。目前在荷兰、瑞士、比利时、卢森堡等少数国家，协助自杀是合法的。
瑞士是唯一一个可以为外籍人士执行安乐死的国家，也因此成为全球的“自杀中心”。据了解，当地政府没有设置安乐死机构，而是由民间机构执行。据可查资料显示，目前，瑞士至少有五个以上可以“协助自杀”的机构。
2018年，在瑞士提契诺州，仅其中一家机构就协助905人实施了安乐死。如今，每年都有超过1000人通过“协助自杀”结束生命，加入安乐死机构的成员人数也在迅速增加。
不过，外籍人士想要在瑞士实现安乐死并非易事。
首先，申请人需要先缴费成为安乐死机构的会员。随后，机构会对申请人进行首次联系和个人访谈。此后，申请人还需要提供病历资料以供审核。通过审核后，申请者才算获得了暂时性许可。申请的会员，须年满18岁，被诊断出罹患绝症，只剩下3到6个月生命，经过严格的医疗和心理评估，一直到最后一步仍坚持安乐死的申请人，才可以执行安乐死。
即使上述条件都满足了，申请人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因为安乐死的价格颇为昂贵。
2016年，BBC播出的纪录片《如何死亡：西蒙的抉择》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2年起，已有超过250名英国人前往瑞士寻求安乐死，平均花费为7000英镑（约6万元人民币）。患上阿尔兹海默的英国著名作家Terry Pratchett曾拍摄一部关于安乐死的纪录片，名为《选择死亡》。在该纪录片中，Terry Pratchett指出，花费1万英镑（约8万多人民币），瑞士的安乐死机构就能提供一条龙服务，包括火化和将遗体运回家。
实际上，对外籍人士来说，安乐死的花销远不止这些。瑞士是一个高消费的国家，旅行费、食宿费等都是不小的开支。
台湾著名体育主播傅达仁，晚年饱受胰腺癌的折磨。2018年6月7日，85岁的傅达仁选择以安乐死的方式死于瑞士。而这次安乐死，傅达仁花光了毕生积蓄300万新台币（约60多万人民币）。
而这显然还不是最高费用。“协助自杀”的收费一般会按照过程消耗的时间和劳力进行计算，也就是说，安乐死的费用通常因人而异。而安乐死机构也会根据会员的经济状况收取费用，经济条件好的成员会多付一些。
国内尚待立法
由于涉及到伦理、道德、医疗、法律等诸多领域，尽管部分欧美国家和地区已出台与安乐死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安乐死的合法化之路走得颇为艰难。尤其是随着多起具有争议性的安乐死事件发生，安乐死被质疑遭到了“滥用”。
根据《选择死亡》纪录片数据，在瑞士的一家机构中，21%接受安乐死的人并非因为无法医治的疾病，而是因为对生活的厌倦。曾在安乐死审查小组工作了近十年的荷兰著名专家西奥·布尔教授认为，荷兰安乐死的人数不断上升，有被滥用的趋势——“正成为癌症病人治疗过程中的一项内定模式”。
事实上，关于安乐死，我国亦早有讨论。
早在1988年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位著名医学专家首次向全国人大提交安乐死合法化的议案。但至今尚无定论，安乐死在中国的法律上仍是空白。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提交的一份关于临终关怀和尊严死亡的提案，再度引发人们对安乐死的关注。沈德咏组织的网上问卷调查显示，约有82.82%的人对安乐死持基本赞同态度，有84.26%的人认为我国目前有必要对安乐死进行立法。
2021年2月，《人口学刊》刊登了一项关于“大众对安乐死的态度”的研究，该研究于2019年初在全国以面访式问卷调查收集资料，共回收有效问卷776份。结果显示，受访者中赞同安乐死的占比55.2%，不赞同（包括反对和中立）的占比44.8%，其中，明确表示反对的占比7.1%，持中立态度的占比37.7%。
研究人员认为，与以往调查结果比较，持赞成与反对态度的比例均有所下降，持中立态度的比例增幅较大。
“我国未来是否有可能实现安乐死立法，要根据未来我国的社会发展、医学发展、法治发展等多方面的因素考虑，目前无法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柴敏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安乐死在道德层面、技术层面、法律层面都存在可能的风险漏洞。
在柴敏看来，安乐死合法化可能会存在引起道德滑坡的风险。例如审核人员出于利益目的做出安乐死伪证，为医疗人员的医疗懈怠、过失甚至滥用提供规避借口，患者家属存有私心逃避赡养抚养义务，无节制的奉劝患者实施安乐死等。
她认为，在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将安乐死合法化，可能会导致部分患者因经济条件限制被迫选择安乐死，或者因错误诊断致使不必要的安乐死情况发生。
与此同时，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尚不健全，若将安乐死合法化，如何设计一套精密的法律制度，防止其被盗用、滥用也是一项很困难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