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龙华三和人力资源市场周边，大大小小的人力资源公司有十多家，一群“三和大神”们游荡于这一带。图/受访者提供
巨变中寻找社会学的空白地带
本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1.12.20总第1025期《中国新闻周刊》
将叠好的毯子张开抖搂一下，灰尘立刻在斜射进来的阳光下飞舞，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足以让人联想：不知多少人盖过且没洗……发霉发黑的床架、黏糊糊的席子、呜呜叫的风扇、每个人身上湿漉漉的汗水和手机中嘈杂视频声响，组成一幅混杂着不安、无望却又莫名自洽的矛盾图景。
在深圳三和人力市场周围的城中村小巷子里，为了运用完全参与式观察法对“三和青年”开展田野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届硕士研究生林凯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的指导下，住进了“三和青年”口中的“挂逼”床位。这样的床位15块钱一晚，不足30平方米的房间摆了4张上下铺，还有一张用几个大凳子搭成的简易床。
此前，由于网络上的传闻，使得媒体和民众常以猎奇眼光去寻找这个群体的极端之处。历经半年调查，田丰与学生林凯玄试图尽可能挣脱理论束缚，不带预设，以白描的手法还原 “三和青年”的真实生存处境。以点窥面，了解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之下的城市化问题。
2020年7月，《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出版，这项研究没有任何科研经费，出版过程也历经磨难，这是第一部针对“三和青年”的研究报告，或许也将是唯一一部。随着多次整改，“三和”等人力市场的招牌已被拆掉，“三和大神”已经消失。在田野调查和写作成书的过程中，年轻一代的社会学者开始表露出更为切近当下的关切意识，也面临着自己的抉择与困惑。
从“三和大神”到三和青年
不知何时开始，一群被称为“三和大神”的年轻人出现在深圳龙华三和人力资源市场。他们在这里寻找日结工作，干一天玩三天，游荡于三和周边“混吃等死”。“大神”是一种对他们挑战“人类生存极限”、以极低的收入过日子的调侃。
田丰第一次听说“三和大神”是在2016年冬天，一个和朋友小聚的饭局上。回到家，他马上打开电脑上网搜索，这群人的生存状态让他感到无法接受，“仿佛和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但作为社会学研究者，他不能接受这种主观的臆断，于是他开始时不时就搜索“三和大神”的相关消息，并有意识地保存下来，常想着有一天可以去做关于三和青年群体的研究。1979年出生的田丰总在想，如果自己年轻十几岁，也许可以深入这些三和青年之中，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2017年学生林凯玄的到来，他开始找到了深入那群青年人的途径。
2017年底，师生二人一起来到三和，他们发现三和青年的情况并不像“三和大神”贴吧中写得那么夸张，但总体状态与贴吧的描述相似。商量之后，他们决定由林凯玄深入局中，以局内人的视角融入和体验，田丰站在局外，观察、研究并把握方向。
林凯玄第二次出发去三和前，田丰先找来一些社会学经典书籍，其中最有帮助的是美国人类学学者麦高登撰写的《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按照此书的模式，田丰制定了观察、研究框架。其中包括三和作为深圳城中村的功能性，包括生产、消费、娱乐、维系生活等内容在内的具体生态环境以及有代表性的人物和各类人群扮演的角色。这基本是一个图景框架，林凯玄“潜伏”进三和后，再根据自己的观察在框架中填充内容。
这个课题没有申请到任何经费，田丰只能从其他项目里“拆东墙补西墙”，给林凯玄提供足够的生活费。但真正入驻三和的第一天，林凯玄就发现，要想真正了解、融入进而研究三和青年，必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之后，林凯玄每天跟“三和青年”吃住在一起，住过15元的床位、20元一晚的“棺材房”、30元一晚的单间，还拿着硬纸板睡过大街。林凯玄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困难在于开始时的自我转变，不但要在心理上接受所面对的一切，更多的是对三和青年的接纳，这种接纳不仅仅是不排斥，而是一种行为认同、心理认同。
刚开始，与一些青年聊天，他们总是在嘻嘻哈哈中敷衍聊天内容，他们认为林凯玄没有“挂逼”。“挂逼”在三和是一个复杂的、使用频率却最高的词汇，意涵丰富，通常形容一种倒霉状态，最高可以是死亡，逐级降低后可以形容因为犯事被公安带走或是没钱吃饭、住宿。便宜的事物前也可以加上这个形容词，例如挂逼水（2元一大瓶）、挂逼面（最简单的面，有几片青菜，5元一碗）、挂逼床位。
直到有一次，林凯玄特意像三和青年一样长时间不洗澡，不洗头，被三和青年嘲笑说：“你多少天没换衣服了，身上都起了一股味，挂逼了吗？” 他才感觉到，“不是我接纳了三和青年，而是三和青年接纳了我。” 林凯玄说。在那之后，林凯玄与一些三和青年建立起友谊，跟着他们随处一坐，倚靠在墙边聊天，听他们聊自己的往事，他发现，这些三和青年也愿意寻找一个用心倾听他们生活故事的人。夜晚，林凯玄才恢复青年学者的身份，记录、整理白天搜集的资料，和田丰用微信交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工作计划。
一开始，田丰和林凯玄对三和按功能划分出几个区，实地观察一段时间后，林凯玄发现这种功能区划分没什么用，除了人力资源市场相对独立，三和的其他功能区全部混杂在一起，例如二楼是旅馆，一楼就是网吧。
他们作出的最大调整，是对于研究对象的认识。早期，网络上传言三和有一批挑战人类生存底线的“大神”，田丰和林凯玄曾想找到这样的“大神”，把他们当作典型对象来挖掘。在长时间完全参与式观察之后，他们发现所谓的“大神”，某种程度上是网络传言的夸张，或者说，这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生活方式。挂逼状态是短暂的且流动性的，一旦有了一点钱，挂逼状态就会消失，大部分青年仍然保持相对正常的状态。因此，他们把研究对象从“三和大神”调整为三和青年。
躺平鼻祖
三和青年可以说是“躺平学”的鼻祖。他们的构成复杂，主要是依托于三和人力资源市场。多数人也曾对社会、对工作和生活怀有一些期望，在与招工企业、市场中介的三方博弈中，历经求职失利、繁重劳动、微薄收入以及证件被骗、博彩失利等大大小小的挫折，陷入了失望、怠惰、沉沦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三和的生活似乎格外令人愉快。
研究社会分层和农民工多年的田丰观察到，很多城市都有城中村，包括北京，但其他城市的城中村更像是个睡觉的地方。三和则不同，日结工作源源不断，食宿无比便宜，还能找到足够的娱乐，形成一个完整的自循环生态系统。更重要的是，精神萎靡成为这里的一种气氛，没有朋辈的压力，让失落的青年找不到动力。“在巨大的失落与三和生活的强烈诱惑面前，三和青年自然而然选择了后者。而一旦进入三和，就像陷入一个巨大的泥潭，初入三和的青年一开始还会羞愧、抵触，不久便会放弃挣扎，任由自己沉沦。”田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经济腾飞时代，中国城市的城中村始终是社会学家研究的重点议题。田丰的导师李培林是社会学重建后的第一批学者，他在2003年曾根据对广州城中村的调查写过《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一书，剖析了城市化进程中本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生活的变迁和生涯转变。十几年后，三和仍然与李培林当年在广州看到的城中村相似，但作为他们研究对象的两代农民工，却已经有了明显的代际差异。
即便有田野调查和框架分析，田丰和林凯玄仍然表示，无法统计出三和青年确切的规模以及来源，只能摸清的是，三和青年来自全国各地，相当一部分出自第一代农民工家庭。“90后”和“00后”不需要承担家庭支柱的压力，还想获得其他人的尊重，更崇尚自由，忍受不了流水线。因此，在同样面临工价被压低、劳动时间延长、劳动保障降低、劳动环境恶化等劳动权益被侵害的问题时，他们不再像父辈那样忍气吞声，但在又缺乏技能和手段的情况下，“90后”和“00后”农民工选择了一种新的抗争模式——在大都市里“混吃等死”。在田丰和林凯玄的研究中，三和青年经常说：不想工作的原因是不愿意被剥削、被克扣、被歧视。
在经过半年的参与式观察和研究之后，田丰和林凯玄收集资料三四十万字。田丰曾想过将资料转换为纯学术论文，但如果那样，最终只能保留一二万字，太过可惜。最终，他们把重复冗余的部分去掉，将全部一手田野笔记整理成书。
2019年初，田丰和林凯玄完成写作，书稿辗转多个出版社并删掉几万字后，终于在2020年8月出版。书出版的当月，田丰和林凯玄又去了一趟深圳。几次整改后，三和市场变化很大。网吧、小商店都没了，招日结的中介分布到了周边公园。据深圳媒体报道，深圳于2021年对三和进行了最后一轮整改清场，三和人力资源的招牌已经拆掉，附近大大小小的中介也被清理，不允许再有中介拿着招牌去招工。原来聚集于此的青年，纷纷想办法转移阵地，去往广州、惠州等周边附近的职介市场。
白描社会现象转瞬发光的一刻
田丰承认，他和林凯玄的作品或许不是最好的研究，但他认为这却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过程中最缺乏的研究。或者说，此次研究的设想很大程度上来自现有社会学对社会事实白描的忽略。
社会学是自西方传入的学科，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框架、理论框架以及学术评价体系都来源于西方，这套成熟的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学在中国得以迅速重建并发展，但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无法避免地产生一些脱节。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一些社会现象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难以找到准确参照体系，短期内难以清晰透彻地研判。田丰认为，如果拄着理论的拐杖去寻找理想中因果关系的研究模式都不太适合，不如抛开种种桎梏，使用白描研究的分析方式打开局面。
而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持续四十几年的巨变也是西方社会无法比拟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师陆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现在，日本和西方社会学研究，已经细分得非常细碎，因为他们基本已经完成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变迁，无论制度还是社会变化相对较小；但中国依然处于巨变之中，中国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很多学者想去研究，但可能还没研究几个月，情况就发生变化或是又另有新的事情出来，中国社会变化之快、之复杂是对社会学极大的挑战和考验。
在田丰看来，当今的中国社会要求学者要像记者一样，对社会问题快速地作出反应。否则，整个学术的发展与现实需求之间的隔阂可能越来越大，中国社会处在转瞬即逝的变革之下，很多社会现象来不及深入研究就已经消逝。这时候，基于社会事实的白描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抓住社会现象转瞬发光的一刻，这是中青年学者应该尝试作出的探索。
但是，中国目前沿用的西方学术评价体系，尚未对学者是否关注当下社会议题作出反应，评价标准更多参考学者发布了多少论文。
2012年，田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遇到著名社会学家周雪光，那时，周雪光已经从定量研究转向田野调查。谈起方法论和学术风格上的转变，周雪光对他说，年轻的时候有评职称的压力，做定量研究只需要研究数据，不用出去跑，发论文的速度很快，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要去做一些自己感觉更有趣也对整个社会更有贡献的事。这些话对田丰影响很大，2017年，在职称全部评完后，田丰启动了对三和青年的研究。
在美国访学时，田丰发现西方的论文动辄从19世纪说起，几乎每个议题都有丰富的历史调查记录，而这正是国内社会学研究普遍缺乏的。他赞成那些纯学术的宏观构建，但他觉得当下的议题、细小的群体同样应该有人关注，哪拍只是先记录下来，作为留给后人的资料，也许再过个三五十年，这些白描式的资料就显得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