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权力当成了换取资本的工具
在落马5个月后，周江勇首次公开亮相。1月19日，反腐专题片《零容忍》第五集《永远在路上》播出，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出镜忏悔。
面对镜头，周江勇说“我自己反思，理想信念是不能动摇的，初心不能忘记，这要警钟长鸣，这是我血的教训”。
周家两兄弟，政商两制
周江勇、周健勇兄弟二人“一家两制”，一人从政，一人经商。
周江勇本有着大好前程，他生于1967年9月，浙江宁波人，当过中学教师，走上仕途后长期在宁波、舟山任职，先后主政温州、杭州两市，一时风光无限。
他由温州市委书记升为浙江省委常委时，尚未满50岁。2018年5月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去年8月落马。
周江勇弟弟周健勇也有着不错的前途。周健勇是上海理工大学教师，但他不安于立德树人本职，而是羡慕商界成功人士的生活。可是周健勇既无资金又无技术，如何成为商界成功人士？
周健勇的秘诀是靠哥哥。2006年他兼职办企业，地点就选在宁波象山县，彼时周江勇正任象山县委书记。两人的未来命运因此就纠连在一起，祸根就此埋下。
专题片中可以看到，周健勇说，“想办公司，正因为有周江勇，他有这个权力，我就找了周江勇，其实从这一天开始，就注定我要跟他发生关系了”。
周江勇说，“弟弟要经商办企业，给他介绍一家企业去合作。就是因为我牵过那个线，然后就慢慢地……这是祸根啊”。
周江勇在象山当地找了一家民营企业出资金、土地、设备，周健勇就出所谓的技术。这家民营企业和周健勇“合作”办了宁波翔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其实“合作”是幌子，该公司很快变成周健勇独立承包，但长期免费使用这家民营企业的土地、厂房和设备。这家企业通过免除租赁使用费的方式，向周家兄弟输送利益700多万。
投桃报李，周江勇则利用职权，为该公司在获取土地等方面提供帮助。两人这样就有了第一桶金，权钱交易来的第一桶金。
联手拓展商业版图，弟弟充当“权力掮客”
在权力与商业资本的加持下，周家兄弟二人联手拓展商业版图。
周健勇和同乡周文勇等人“合作”开办永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虽然周健勇占股40%，但实际上他应付的注册资金和增资款共计1400多万元，全是周文勇代付。
这些老板希望出巨资和周健勇“合作”，以此可以攀附上周江勇。周健勇也向周文勇许诺，“以后万一有什么事情，周江勇也会帮忙的”。
后来周江勇果然出手相助。2014年，永润公司为了节省成本，违规将炼油后的废渣交给无资质的企业“处理”，而处理的方法竟然是运到山东倾倒在农田里。
山东警方就此立案追查，周江勇却干预司法，抢夺案件管辖权，让宁波当地警方立案调查。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拓展商业版图的过程中，周健勇实际上充当了权力掮客的角色。一家建筑公司老板史时红，主动结识了周健勇，周健勇通过周江勇帮史时红承揽工程。
周家两兄弟共同收受巨额贿赂，再投入家族企业作为资本。2013年到2017年，周江勇在多个项目中为史时红提供帮助，周健勇则先后八次以“借款”为名收受史时红钱财9000多万。
面对镜头，周健勇坦承，“实话讲，我必须承认，我也没想要还”。周江勇则说，“没有我的权力，他（周健勇）什么都不是”。
专题片中提到，周江勇和史时红从不接触，都是通过弟弟作为桥梁，他以为这样设置“防火墙”可以规避监督。
在数字经济时代，周家兄弟拓展商业版图的手段也与时俱进。2017年周健勇在宁波和人合资创办优城联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对外宣称是聚焦“地铁互联网+”的高新科技公司。
又是在周江勇的帮助下，优城联合与宁波地铁进行合作，该公司第一笔业务就拿到了宁波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统筹权。周江勇说，“这个是我打过招呼的”。
周江勇调任温州市委书记后，优城联合获得了温州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部分项目。周江勇调任杭州后，该公司又投资创立了杭铁优城科技有限公司，打算在杭州拓展业务。
周江勇在后台办事，周健勇在前台结交各路老板，表面推销高新科技，实际上兜售权力。一些老板也希望通过周健勇绑定周江勇，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权。
专家：补全漏洞，避免刻意回避规定
面对镜头，周江勇忏悔说，“从我的这个案件来说，现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痛悔不已，这个是真的真的非常痛苦”。
从专题片揭露的内容看，周江勇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未能正确对待政商关系，家风不正。农家出身的周江勇本该珍惜事业机遇，但他逐渐背离初心。
主政杭州期间，周江勇曾公开说，能够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城市工作，是我们每个干部的无上光荣，也是对我们每个干部的重大考验。”很明显，他没通过考验。
周江勇还曾叮嘱下属，当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一句“再见”都不会说。如今这句话也变成了对他的反讽。
另外，周江勇案暴露出的问题也值得重视。那就是官员配偶、子女以及其他旁系家属是否可以经商，如何避免类似现象？
专题片解说词提到，浙江是市场经济活跃地区，部分领导干部存在搞“一家两制”的问题。在周江勇倒台后，杭州市官方就影响亲清政商关系突出问题进行了专项治理。
反腐专家、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研究员彭新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近年来，因查处一案带出一串、一窝的家族式贪腐现象比较突出。腐败分子与家族亲友内外联合、共同策划作案，这使得反腐败斗争中发现、突破、处理腐败的难度不断增大。
在彭新林看来，正是因为周江勇家风不正，大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前门当官，后门开店”的勾当，使原则在亲情面前变通、底线在人情世故中失守，才让其把家族兄弟当成了利益共同体，把权力当成了换取资本的工具，最终跌向腐败的深渊、身败名裂。
彭新林说，官员家族亲友为政或经商，原本都是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但若官员从政后仍得陇望蜀，利用职权帮助家族亲友谋利，搞权钱交易，这便是滥用权力，也是对制度的破坏。
北京科技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杨志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实际上关于官员配偶、子女经商问题，官方已有相关规定。比如《关于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试行)》。
简单来讲，该文件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该领导干部任职地区，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广告代理、发布，开办律师事务所，受聘担任律师，从事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等娱乐业等诸多经营活动。也就是说，官员配偶、子女可以经商，但不得在相关领导任职地区经商，也不得从事上述经营活动。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曾提到，1984年至2016年，中央发布的涉及“禁止官员及其亲属经商”规定有20余份。十八大以来，关于官员配偶、子女经商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市、广东省、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
五省市相关文件特点类似，级别越高，要求越严格。省（直辖市）一级领导干部配偶不得经商，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本省（市）经商办企业。
从上述文件看，除官员配偶、子女及配偶外，政策文件未对官员其他近亲属经商行为做出明确限制性规定。
彭新林认为，虽然文件并未对官员旁系亲属（兄弟姐妹属于旁系）经商有明确规定，但全面从严治党以来，明确禁止领导干部借用亲属名义经商，同时也要求领导干部管好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
杨志云还提到，在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千方百计规避现有制度。例如，有不同地域官员进行利益交换，A地区领导干部家属至B地区经商，B地区领导干部家属去A地区经商，双方互相进行利益输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补全这方面的漏洞。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金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以往查处的官员案例中，许多领导干部配偶、子女都有经商行为。除补全制度漏洞外，惩处和监督手段也要跟上，比如运用大数据进行反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