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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19年前洛阳文物大案真正的保护伞

张馨予  2021-12-24 14:22:47

抓捕行动当晚的一个电话 公安厅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 改变了“12·10”专案组的命运 当年,王文海保护了曲金华 保护了宋氏四兄弟 又是谁保护了王文海呢?

 

7月18日,在河南省纪委监委发布河南省司法厅原厅长、党委书记王文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消息后的第四天,几位多年未见的原2002年“12·10”专案组成员聚到一起,在洛阳盘龙陵园祭拜2016年患肺癌去世的同事张建岳,给他带来这个没有等到的消息。

 

现年66岁的王文海,在河南省纪检和政法系统任职数十年,2018年3月,超龄两年的王文海,才从担任十年的河南省司法厅厅长一职退休,退休三年多后,王文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该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多年以来,包括张建岳在内的多名原“12·10”专案组成员实名向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举报的王文海,才是这起一直未结案案件的保护伞。

 

“12·10”专案,缘起一封来自海外的举报信。

 

2002年11月底,公安部接到举报称,有一条从河南洛阳经广州过香港而流向海外的文物通道,将从古墓盗挖的汉唐文物,包括堪称国宝的1.2米高的三彩马等数百件价值不菲的文物倒卖出境。这封举报信的末尾,附上了宋家兄弟和一名警方人员的电话。

 

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白景福在举报信上批示,要求一网打尽洛阳宋氏兄弟文物大案。但这个案子在2004年被搁浅——专案组核心成员有十余人受“小金库”影响,均被调离刑警支队。据媒体报道,河南省公安厅曾试图将2004年侦办的结果进行结案,但公安部并不同意。多年来,“12·10”专案组核心成员仍坚持向中央、公安部、省市等相关部门实名举报王文海,并请求重新调查“12·10”文物盗窃案。

 

宋氏四兄弟

 

宋家老大宋彦彬和老三宋彦庆是举报信所涉主要人物。

 

其实宋家有兄弟四人,两警两匪。老大宋彦彬和老三宋彦庆是“12·10”犯罪嫌疑人,兄弟两人控制着一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盗掘古墓、走私、倒卖文物犯罪团伙;老二宋彦海和老四宋彦洪则是洛阳警界人士。在2021年12月接受调查前,宋彦海是洛阳市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曾任孟津县公安局长;宋彦洪曾是洛阳市刑警支队民警,后在洛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任职多年。

 

谁是19年前洛阳文物大案真正的保护伞

宋彦海(图片源自网络)

 

谁是19年前洛阳文物大案真正的保护伞

宋彦洪(左)(图片源自网络)

 

从外地到洛阳旅行的游客,几乎都会特地品尝一次“洛阳水席”。水席在洛阳流传千年,整个筵席由24道菜品组成,其中凉菜8道,热菜16道,件件有水,菜菜带汤,荤素兼备。

 

位于洛阳王城大道与九都路交叉口西北角的洛阳水席园旗舰店,是不少外地游客的选择,其营业面积5000余平方米,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7点都有歌舞表演,一到傍晚,门口便车满为患。

 

宋氏四兄弟的父亲宋振志是洛阳水席园的创始人。宋振志于1934年出生于河南长垣县魏庄乡梁寨村的一个烹饪世家,19岁随伯父到洛阳做学徒,1963年进入洛阳真不同饭店学习烹饪技巧,钻研水席菜肴。

 

1983年,宋振志被调到经常有重大接待任务的洛阳宾馆担任餐饮部主任,同年,宋振志的妻子在洛阳市芳林路开了一家经营水席的饭店,这家饭店正是洛阳水席园的前身。宋振志也曾希望儿子继承家族传下来的本事,老大宋彦彬跟着他在洛阳宾馆做了几年厨师,其他兄弟也向父亲学过烹饪手艺。最终,继承家业的是老四宋彦洪,他是洛阳水席园旗舰店的董事长。

 

谁是19年前洛阳文物大案真正的保护伞

宋彦洪任董事长的洛阳水席园旗舰店。图/本刊记者 张馨予 摄

 

老二宋彦海在少年时期显露出对武术的兴趣,十几岁进入洛阳戏曲学校练武,是四兄弟中体格最壮的一个。上世纪80年代有“霹雳手”称号的梁贵斌是意拳第三代传人,是宋彦海的师傅。河南省武警总队和警校数次邀请梁贵斌到校任教,都被梁贵斌婉拒,他的徒弟宋彦海却在后来成为洛阳警校的教师。

 

与宋彦海因习武而由洛阳警校踏入警界不同的是,宋彦洪先在洛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旋宫大厦保卫科工作,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后来担任洛阳市政协主席的潘某,成了潘某的女婿。至于宋彦洪后来如何从旋宫大厦调入洛阳市公安局成为民警,多位原“12

 

在宋家老二和老四进入公安系统前后,宋家老大和老三则踏入了盗墓行业。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横亘于洛阳城之北的邙山自古被认为是风水宝地,是古代帝王理想的死后安息之所,因此邙山地区成为中国最大的古墓葬集中地。洛阳的盗墓之风亦自古盛行,明代万历年间《广志绎记》曾记载,“洛阳水土深厚,葬者四五丈而不及泉……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洛阳铲就由洛阳盗墓者发明,这种半圆筒形的铲子可打入地下十几米,提起后带出一筒土壤,由此可判断土质以及地下有无古墓。

 

一位原“12·10”专案组成员回忆,1980年代末,在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刚过40元时,一件从古墓盗掘出的文物就可以卖出一两千元。一句顺口溜在民间流传,“要想富,挖古墓,一夜成为万元户”。

 

1990年代,宋彦彬和宋彦庆在洛阳盗墓圈形成了统治性地位,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吝于使用暴力手段。“12·10”专案组曾查实,1997年,宋彦庆为抢夺一块北魏时期的石棺板,曾携手下何建康等十余人持猎枪闯入盗墓者家中,强迫另一文物贩子让出石棺,并让对方垫付了24万元。2000年,宋彦庆的一名手下花1万元买了一对梅瓶和一个瓷碗,后发现是假文物,便带着打手打断了卖家的一条腿,逼其退钱。

 

宋彦彬和宋彦庆逐渐建立起一个分工明确的犯罪集团。“12·10”专案组的调查材料显示,依托宋氏兄弟建立的盗墓体系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直接盗掘古墓葬的人,以洛阳郊区、孟津、偃师农民为主;第二层是“支锅”,即倒卖文物的惯犯,负责组织盗墓或收购文物,一些成员会充当打手;第三层是宋彦彬和宋彦庆,也是盗墓体系的核心,他们为第二层人员提供活动经费,疏通文物通道,建立固定的倒卖文物网络;第四层是主要位于广东的文物贩子,他们能够连通海外买家,致使大量文物流失海外。

 

谁是19年前洛阳文物大案真正的保护伞

白色四层建筑是宋家老三宋彦庆曾经开办的纵横文化城所在地,这里被认为是其倒卖文物的掩护。图/本刊记者 张馨予 摄

 

保护伞

 

接近宋氏兄弟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宋氏兄弟犯罪团伙最为活跃的时候,“盗墓贼搬着文物在街上走都没有人管”。

 

回忆起那段日子,一位原“12·10”专案组成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盗墓贼难查的原因很多。首先是警力不足;其次,盗墓案件很难抓现行,很多文物倒卖被查到时已经时过境迁,没有现场,文物已经经手多人,具体从何处盗掘而来都不清楚,“证据不足,很难判,所以当时很多盗墓案就是交罚款了事”。

 

更为关键的原因,是盗墓贼与警察勾结。

 

在宋彦海担任公安局局长的孟津县,盗墓现象颇为猖獗。一名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宋彦庆曾经与洛阳公交集团的某领导合作,开着该集团的客车去孟津县盗墓,一趟大约能拉100个懂得盗墓的农民。而在客车发车前,宋彦海已经将孟津县的警力抽调到其他地方,没有警察会处理盗墓的事情。钟民说,盗墓贼过去在孟津都是偷偷干,而在宋彦海当公安局长期间,都是“晚上开着灯,明着干”。

 

给宋家老大和老三保驾护航的不仅仅是亲兄弟。举报信中的警方人员是就是时任洛阳市公安局缉私大队队长曲金华。

 

上述接近宋氏兄弟的人士说,文物贩子蔡武堂是洛阳当地盗墓的老前辈,通过蔡武堂,宋彦彬和宋彦庆在上世纪90年代认识了时任洛阳市公安局缉私大队队长的曲金华。在宋氏兄弟活跃的十余年里,盗墓案件主要就由曲金华担任队长的缉私大队负责。

 

在文汇出版社出版的《神探》一书中,作者采访了十大“神探”,其中曲金华作为“文物神探”被书写。根据《神探》描述,曲金华出生于军人世家,1982年考入公安当上警察,因办文物案件,与香港、澳门警界都有联系,熟练掌握广东话、福建话、东北话、上海话、山东话、河南话等方言。

 

一位原专案组成员表示,曲金华对外称宋彦彬和宋彦庆是自己的线人,他们给自己提供犯罪线索。对于明显涉及宋彦彬和宋彦庆走私、倒卖文物犯罪线索的案件,曲金华一向不查不问。

 

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在河南警方查办云南“烟王”褚时健案件时,曲金华被抽调过去工作,这期间他与王文海相识。此后,宋氏兄弟又通过蔡武堂和曲金华与王文海搭上了线。

 

结识曲金华与王文海之后,宋彦彬与宋彦庆的盗墓生意做得更大了。2001年,宋彦庆在洛阳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内开了一家纵横文化城,这里成为洛阳当时的第二大文物交易市场,占地约600平方米,共四层楼。原专案组成员认为,纵横文化城是文物倒卖的“合法”掩护,大量文物都是在这里转手交易。钟民表示,纵横文化城一楼是个茶室,二楼、三楼是古玩市场,楼里能吃能住,是“一条龙服务”。而从纵横文化城到洛阳市公安局涧西分局正门,步行距离不超过50步。

 

“到了2002年的时候,洛阳和周边的县,只要是盗墓几乎都是跟着宋家两兄弟干,谁有货都要找他们。”接近宋氏兄弟的人士说。

 

除了盗墓,宋彦彬和宋彦庆当时的产业还包括银桥洗浴城和葡京酒吧等实体商业。接近宋氏兄弟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银桥洗浴城一楼提供洗浴,二楼可以赌博,三楼是美发美容,“也就是卖淫嫖娼”。

 

他表示,那时无论是搞文物的,还是搞赌博的,见到宋彦彬和宋彦庆必称“大哥”“三哥”。

 

谁是19年前洛阳文物大案真正的保护伞

宋氏兄弟在洛阳老城度过童年的地方,目前经营着一家烤鸭店。图/本刊记者 张馨予 摄

 

失败的抓捕行动

 

2002年12月,在公安部的牵头下,“12·10”专案组成立。河南省公安厅刑侦、技侦和洛阳市公安局刑警为主要力量。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局长张太学,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刑警支队长李小选,时任洛阳市刑警支队党组成员、政工科长张建岳是专案组核心成员。专案组高峰时有200多名民警,大部分是从洛阳各县市区抽调。

 

一名原专案组成员回忆,在秘密侦查进行约一个月之后,张太学发现宋氏兄弟犯罪集团有转移赃物并逃跑的迹象,认为应该立即收网。

 

2003年1月13日,绝密的“12·10”专案抓捕行动启动。行动指挥部设在邙山的一个部队招待所。一名原专案组成员回忆,抓捕前只有少数几人了解前期侦查情况,除了张太学,专案组其他人连当晚要抓谁都不知道,直到行动即将开始,才给每个警察发一张简单的纸条,上面写明当晚他该抓的人,以及这个人在什么地方。

 

“已经这么保密,但还是泄密了。”上述专案组成员回忆,宋彦彬和宋彦庆是最重要的抓捕对象,但他们均未在行动中落网。直到现在,原专案组成员仍不能确定究竟是谁泄了密。但在原专案组成员中有一种推论:据负责技术侦查的警察说,曲金华在行动当晚与宋氏兄弟的手下何建康通了一个电话,当时何建康就与宋彦彬在同一辆车上。

 

彼时,王文海任河南省纪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曲金华被他抽调到身边工作。2003年1月13日当晚,曲金华也是调查对象之一。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的王宗文并不直接参与“12·10”专案的侦查,但当天河南省公安厅的领导也给他派了一个任务,即通知人在郑州的曲金华配合案件调查,王宗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他到郑州去找曲金华,但曲金华始终未出现。

 

抓捕进行时,还是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的宋彦洪正在办公室值班。宋彦洪的一位老上级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专案组领导特地交代自己要在办公室盯紧宋彦洪。“宋彦洪两个哥哥是犯罪嫌疑人,但他不是犯罪嫌疑人,不能限制他,只能盯着别让他乱跑。”原本宋彦洪未显露任何异样,直到晚上10点以后,宋彦洪接了一个长达20分钟的电话,随后“他的神情一下就变了,紧张了”。

 

由于宋彦洪当天值班,所以直到抓捕第二天的下班时间他才能离开办公室。抓捕结束后,张太学和洛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小选找宋彦洪谈话,要宋彦洪动员两个哥哥主动投案,并称如果宋彦洪参与其中,要主动说清楚。宋彦洪当时保证自己不知情,表示“回去做两个兄弟的工作”。2003年1月28日,宋彦庆被抓捕归案。

 

解散专案组

 

在抓捕蔡武堂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变化,进而改变了专案组的命运。

 

《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一份专案组材料显示,2004年3月,蔡武堂为了立功赎罪,要求面见张太学,并在当年4月15日主动检举揭发了王文海的一些违法违纪问题,涉及作风腐败、索贿受贿、酒后交通肇事找人顶包,以及为文物犯罪充当保护伞等方面。

 

同年4月17日,蔡武堂的妻子赶到蔡武堂被关押的焦作市,得知蔡武堂已被秘密转移到栾川县关押。张太学在201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04年4月17日,“公安厅的一个人到栾川见了蔡武堂”。

 

张太学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并通过第三人表示自己不愿意向媒体再提及当年专案的事情。一位知情人士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时见蔡武堂的是一位公安厅的重量级人物,而这实际上是违反程序的。

 

神秘人物见到蔡武堂的第二天,2004年4月18日,河南省纪委调查组即宣布对张建岳、李小选、尤益民等专案组的具体工作负责人和侦办主力进行“双规”,原因是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财务管理存在问题,涉嫌私设“小金库”。调查显示,此前10年,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共存有总额约1600多万元的账外资金。

 

《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一份专案组汇报材料显示,当时刑警支队长期存在办案经费缺口,每年缺口在200万元左右,为解决经费不足,洛阳市政府提出了公安系统上交罚没款后返还80%以补充公安经费不足的意见,小金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属于“体制遗留问题”。材料中,刑警支队对账外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解释,显示资金都用于办案。

 

在张建岳、李小选、尤益民以外,多位专案组成员在当时接受了河南省纪委的调查,他们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查小金库是个幌子,因为调查时几乎没有问小金库的情况,问的都是文物案的进展,问张太学、李小选等人有没有贪污受贿,甚至说“王文海也是你们能查的?”

 

“双规”期间,张建岳假装睡着,并在看守入睡后从“双规”的宾馆出逃。李小选和尤益民则在得到消息后离开,没有接受“双规”。随后张建岳、李小选、尤益民与其他几位专案组成员一起前往北京,到公安部说明了专案的情况,并解释了小金库的问题。

 

专案组成员从北京回来以后,没有人再提“双规”的事情。但是张太学在2004年6月突然接到调令,转任河南省人防办副主任,专案组成员也陆续被调离。专案组相当于被解散了。

 

当初进入2002年“12·10”专案组的警察几乎都是洛阳市公安局重点培养的对象,但在2004年下半年至2005年,他们都被调离原来的岗位:张太学被调至河南省人民防空办任副主任;张建岳调到高新区公安分局任副局长;李小选被调离公安系统,进入洛阳市政法委任调研员;尤益民被调入巡警支队任副大队长;还有其他成员被调入交警支队、警犬队等。一位原专案组成员表示,当时曾有人放出话来,在专案组的人一个都不能提拔。

 

专案组解散后,张建岳等人一直在向上级举报王文海,但王文海却一路被实名举报,一路翩然升迁,最后官至河南省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省司法厅厅长、党委书记,执掌河南司法系统长达十年。

 

王文海从1990年开始从事纪检监察工作,2003年出任省纪委纪检监察室主任,2004年刚当上监察厅副厅长,原“12·10”专案组成员认为,王文海背后还有更大的力量,否则作为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局长的张太学,他的调任是王文海无法决定的,需要有其他方面和王文海配合。

 

随着张建岳等人对王文海的一系列举报石沉大海,宋氏兄弟继续控制着洛阳的文物倒卖市场。

 

2016年,宋彦彬曾向洛阳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但很快就被放了。

 

宋彦海的仕途并未受到影响。他在2011年从孟津县公安局转入洛阳市公安局特殊警务支队任支队长,随后晋升至三级高级警长,又晋升至二级高级警长。宋彦洪则在几年前离开洛阳市公安局,以洛阳水席园旗舰店董事长的身份在商界活动。

 

宋氏兄弟的安稳日子在王文海被调查后终结。目前,宋彦海已被纪委监委留置审查,宋彦洪等数十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

 

2021年12月2日,河南省公安厅发布了一篇通告,公开征集宋彦彬、宋彦海、宋彦庆、宋彦洪四兄弟等人的违法犯罪线索。这篇通告,宣告河南警方对洛阳宋氏四兄弟的调查,在搁置17年后重启。当年,王文海保护了曲金华,保护了宋氏四兄弟,又是谁保护了王文海呢?

 

在相约祭拜张建岳之前,专案组成员给张建岳写了一封信,他们在信中说,“待到案件收官时,我们再来与你同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