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2013年初冬，谢辰生在北京家中。图/ 《谢辰生口述》 摄影/吴澍
“以身殉城”的文保“死硬派”谢辰生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2.6.6总第1046期《中国新闻周刊》
文博界众所周知，“谢老的信可以递上去”。
谢老即谢辰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官儿不大，到头了也就是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正局级顾问，但是，“你不用我，我自己用我”。
他“用自己”的一个不二法门，就是写信。可能很少有人说得清，他到底曾给多少中央领导、多少职能部门写过多少封信。文保各界和北京老城居民都知道，谢老是最积极的保城“死硬派”，说话做事最管用。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邱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跟谢老开玩笑：“还是您敢说！”他说：“有什么不敢说的，又不是为我自己的事，都是国家的事。”
得知邱跃做了30多年城市规划，谢辰生感叹“不容易”，继而说：“跟我差不多，我干文物60多年了，也没换地方。我以身殉城了，就为了八百年北京古都。”
5月2日，谢辰生在北京去世，享年百岁。与他共事多年的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彭卿云感叹，他无冕无职，百年一业，这在现代人当中是罕见的。他的离去，也是一代家国文化遗产守望者的远去。
“城墙派”
作为铁杆“保派”，谢辰生与“拆派”的斗争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
那时他是文化部所属文物管理局的业务秘书，大家嘴里的“小谢”。他和文物局的“小罗”（罗哲文）都坚决反对拆城墙，属于“城墙派”。但当时北京城墙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局并不能直接管辖。
很快，拆城墙就拆到了文物局眼皮底下。文化部大楼在朝阳门内大街，文物局位于办公楼东南，正对着朝阳门。1956年，为解决东西交通问题，北京市决定拆除朝阳门。
还是一个小秘书的谢辰生那时就开始写信。他给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管文物工作的康生写了一封信，呼吁不要拆除朝阳门，对北京古城要整体保护。康生回复了一封短简：“尊函已读，所见甚是，昨日已面交彭真同志。”但搞建设、拆城墙的步伐并没有停下，朝阳门就在谢辰生的眼前消失了。
即便在文物局内部，也有两种不同声音。古建工程师陈明达就撰文支持拆朝阳门，认为这笔账很清楚，从经济出发应该拆除，保护古建筑重点是调查、测绘，保存资料就可以了。罗哲文和谢辰生则与他论战，罗哲文认为应该保护本体，保护资料是不得已。谢辰生提出“宁可多保存一个，不使错误地拆除一个”，因为多保了随时可以纠正，错拆了却再也不能修复。
令人感慨的是，在“反右”中，陈明达和谢辰生却都差点成为右派。谢辰生曾在整风时写过文章，说局长王冶秋是家长制领导，有国民党军阀作风。当时文物局有三个指标，相关人员开始整理材料，陈明达和谢辰生都在其中，但王冶秋不同意，说这些人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只是说了过头话，硬顶住了，文物局一个右派也没划。
后来在王冶秋“落难”时，谢辰生也曾挺身而出为他说话。
那是打倒“四人帮”后不久，有人写信举报王冶秋曾帮康生搞文物，还说国家文物局是康生要成立的（1975年文物局成为国务院直属局）。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冶秋由文物局局长转任顾问，还受到胡耀邦的点名批评。
谢辰生时任文物局研究室主任，他致信胡耀邦，说“敢以身家性命来保证”王冶秋没有被检举的那两个问题。他还写道，判断是非应有客观标准，不能因为康生的问题就因人废事、因人废言，“难道‘四人帮’说煤球是黑的，我们就必须说煤球是白的吗？”
胡耀邦很快作了批示，要求认真对待此信，实事求是予以查清，还在“判断是非应有客观标准”等语旁批上“很对！”此后，中宣部主持了调查，为王冶秋恢复了名誉。
“以文物养文物”之争
到了改革开放后，谢辰生又成了“以文物养文物”的坚定反对派。
接替王冶秋担任文物局长的任质斌不是来自文物系统的，他刚来时曾问谢辰生：“卖几个兵马俑行不行？”谢辰生说“绝对不行！”并详细解释了相关法规和政策，说服了任质斌。
但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持这种想法的并不在少数。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和文化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文物局在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划归文化部）都主张“以文物养文物”。
1982年《文物保护法》公布后，要起草一个文物保护方面的文件。谢辰生回忆，当时文物局新班子由四人组成，一位局长（接替任质斌）、两位副局长，还有他这个顾问。开会时争论很大，争论焦点是文物工作应该以保护为主还是以利用为主，由于分歧太大，起草工作完全进行不下去。中宣部将他们找去开会，支持了以保护为主的意见。此后，局长调离了文物局。
文件起草上报后，胡耀邦很重视，亲任文件修改小组组长，谢辰生代表文物局参加这个小组，是主要的起草人，在中南海住了三个月。
谢辰生回忆，胡耀邦一开始也是倾向于“以文物养文物”的，经谢辰生等详细解释后，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文件起草出来后，胡耀邦说：“文件先不发，我还得给你们找钱去。”
1987年的十三大前夕，谢辰生给谷牧、万里写信，建议下发这个文件，谷牧、万里和胡启立先后批示同意。过了几天，国务院秘书局给谢辰生打电话，告知如果以“决定”的名义发，需要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如果只用“通知”的名义，有现在这几个人画圈，马上就可以发，让他考虑。他担心开会万一再提出“以文物养文物”，就说通知就通知吧。11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也即101号文件。谢辰生一直认为，这是文物工作最好的文件之一。
1988年2月，邓力群给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写信，推荐谢辰生当全国政协委员。信中说：“像他这样的专家，夏鼐同志去世以后，文物界很难找到第二个了。如果安排他为政协委员，文物局的顾问还可以继续当下去，他的作用还能继续发挥；如果不安排，按年龄，顾问就不能当了，这对文物工作是很大损失。”当年，谢辰生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只要有三寸气在”
1994年，谢辰生从国家文物局离休，但他的文保生涯中短兵相接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谢辰生有一个观点，他认为文物保护问题最严重的是在90年代。当时全国进入旧城改造时期，名城保护形势异常严峻。他说，很多人骂以前拆城墙，但拆城墙只是扒了一层皮，而有的旧城改造方式是把名城的五脏六腑给掏了！
谢辰生是一个老北京。小时候，他住在白塔寺锦什邡街小水车胡同1号，随堂兄谢国桢生活。这里原是“样式雷”家的房子，前后三进院，东西两个跨院，共三十几间房，有垂花门、丁香花和藤萝架。刘盼遂、王力、容庚、吴其昌等大学者往来于此，他在这里得到了良好的史学提点。
随着1992年《加快北京市危旧房改造的决定》出台，这条胡同被拆。到90年代中期，北京每年有近600条胡同消失，美术馆后街22号赵紫宸故居、广渠门内大街207号曹雪芹故居等保存完好的四合院都相继被拆。
2000年，北京提出“五年内完成危旧房改造”。2002年，启动南池子危改试点项目。在谢辰生看来，百年古都的保护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2003年，是他背水一战的一年。
3月4日，他给新上任不久的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写信。信中说：四合院是古城的细胞，毁掉了四合院，古城的生命也就消失了。有人担心不改造如何迎接奥运，其实如果按照南池子模式把老四合院推平而代之以不伦不类的所谓高级别墅，才会遭到国际社会的非议甚至谴责。从报上看到三眼井即将成为仿古街，但“仿古”的提法本身就与国际社会通认的“真实性”原则相违背，万万不可照此实施。他还建议，在危改中一定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尤其不能采取粗暴手段欺压老百姓。
很快，刘淇作出批示：“此信十分恳切，意见也很中肯，我赞成其中的原则。当前必须停止对皇城内的拆旧改‘新’行为。不能鼓励营造新景观的计划。”
但拆除四合院的行动并没有停止。谢辰生情急之下，于3月31日再给刘淇写信，说目前拆除四合院正在加紧进行，动作极快，而且一些是在北京市文物局调查认为需要保护的五百多个四合院名单上的，这是古城中仅存的精华。眼看一些精美砖雕被工人拆走卖掉，实在令人痛心落泪。他说，知道自己的意见肯定会招致一些人的不满，“已做好以身殉城的准备”，又在前面加上“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北京市以副市长刘敬民的名义给他回了信，表示会暂停旧城区内未开工的危改项目，并对“保护院落”挂牌公示。
收到回信，谢辰生很兴奋。而且，有一两个月，拆除真的停止了。他以为自己的信真的起了这么大作用，但事实是，SARS来了。SARS一过，拆除又开始了。他只好在6月21日第三次给刘淇写信，恳请尽快公布受保护的四合院名单，“晚一天就会增加不小的损失”。
7月16日，北京市对第一批200个四合院实行挂牌保护。第二天，谢辰生和陈志华、梁从诫等一起去胡同实地调查。
位于保护名单上的孟端胡同45号院曾是清朝果郡王府，在四合院中属于上品中的上品，朱门绿廊，雕梁画栋，院里的两株百年丁香树树干有脸盆粗，每到春天满树繁花。但就是这样一座院落，墙上也写着大大的“拆”字。
失望难过之下，8月24日，谢辰生致信胡锦涛、温家宝，以一个生活了82年的老北京市民、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的文物老兵的身份向中央紧急呼吁：最近几年北京古城格局和风貌破坏十分严重，现在仅存的部分无论如何不能再破坏了；对粗暴侵犯群众基本权益的事件应该彻查；南池子模式不是值得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总结的教训。他说，今后自己只要有三寸气在，仍将继续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而努力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温家宝批示：“谢老作为一名老专家、老党员，所提意见值得重视，应认真研究。”胡锦涛批示：“赞成，要注意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古都风貌。”
2005年1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终于编制完成并获国务院批复。参与编制的规划专家邱跃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分别在1954年、1958年、1972年、1983年、1994年、2004年和2017年编制过七版总体规划，2004年这一版明确提出要“保护北京特有的‘胡同-四合院’传统的建筑形态”。
谢辰生很高兴，说终于拿到了保护北京城的“尚方宝剑”。他还写了一首《七绝》，其中一句是：惯迎风暴难偕俗，垂老犹能作壮兵。
永不言晚
但尚方宝剑很多时候并不能抵挡住旧城的消逝。谢辰生说，这就像一场遭遇战，能保一点是一点，永不言晚。
2004年11月，北京市政府聘请郑孝燮、吴良镛、谢辰生、李准、罗哲文、宣祥鎏、徐苹芳、傅熹年、王世仁、王景慧10位专家组成“北京旧城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小组”，又称“危改高参”。凡涉及北京重大文保规划的项目，都需要请这10名高参中的5到7位进行论证。
这些专家中有“主拆派”，也不乏“跟风派”，谢辰生和考古学家徐苹芳则是最坚定的“保城派”。即便有时没有受邀出席论证会，谢辰生如果获知消息也会直奔会场。有人说他是“老愤青”，他说：“碰到不对的事，就得‘愤’！”
2006年上半年，郑孝燮、谢辰生、李准、罗哲文、宣祥鎏、王世仁六位专家受邀出席了东四八条、九条危改项目第三次拆迁第一次论证会，谢辰生明确表示反对拆迁。10月中旬，第二次专家论证会召开，谢辰生没有受到邀请。项目最终立项。
他还参加了文昌胡同和文华胡同拆迁专家论证会，从始至终表示反对，但胡同还是被拆了。
有800多年历史的孟端胡同的被拆让他最为痛心。2004年，这里被划入北京市金融街开发项目征地范围。谢辰生的策略是，全力保住其中最好的45号院，大楼建不成了，就等于保住了整条胡同。他致信北京市文物局，提出像孟端胡同45号这样的园林式四合院在技术上搬迁不了，迁就等于拆。经过一番努力，开发商同意不拆了，他放了心。
不久后，开发商再次邀请专家论证，谢辰生到现场后才发现，周围都已拆光，45号院成了一座孤岛。到这一步，坚持保留已无意义，最终他作为少数派接受了“易地迁建”的妥协方案。迁建那天，他在院子里待了一个上午，看着45号院被推平。
2010年，北京市成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聘请17人组成专家顾问组，谢辰生是其中之一。时任北京名城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邱跃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几年专家顾问组每个季度开一次座谈会，谢辰生几乎从不缺席，一开口就是谈保护。“名城委”一发现风吹草动，也会赶紧报告他，因为他是“坚硬派”，说话“倍儿绝”，发言有力量，当仁不让，不会妥协，对文保工作的支持非常大。
2011年，在规划地铁6号线时，其中有一个方案是穿过故宫地下。谢辰生坚决反对，工程专家解释是在地下16米深处施工。他问有没有震动，对方说不能保证完全没有。他说：“那坚决不行！几百年历史的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我会死保。”无论讨论多少次，他和徐苹芳、傅熹年都坚决反对。最后，6号线改经北海北。
此后，地铁绕过故宫成为了惯例，中轴线上的8号线修建时也绕过了故宫，再从正阳门绕回。这与谢辰生的坚持是分不开的，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争议，因为地铁绕线施工难度很大，花费很高。
但是谢辰生也不是铁板一块，如对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他就持赞同意见。在他心中，好的改造例子也有，比如烟袋斜街就保留了原汁原味，没有赶老百姓走，老百姓自己把房子修好了。
“光杆布衣”
谢辰生一生没有担任过任何有职权的领导职务。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彭卿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文物局“顾问”由国务院总理签署任命书，是局领导班子正式成员，但没有明确的权责和任期，新领导就是以“顾问顾问，可顾可问，也可不顾不问”为由让谢辰生离休的，这样他就成了一名头衔为“原顾问”的老布衣了。
彭卿云说，谢辰生是新中国文物管理的活字典，也是文博界的无冕老英雄。他思路开阔，文字功底深厚，处理问题能力强。在他作为一个“光杆布衣”的几十年里，局长离不开他，处长离不开他，写文件报告离不开他，起草法令法规离不开他，对外交涉离不开他，出了问题离不开他。
在彭卿云看来，谢辰生无职无位，反倒“无官一身轻”，成为自由人了。他由于持续工作时间长，接触分管文物或重视文保的历届领导干部多，有的还交往颇多，请示报告比较方便，也就成为一些领导人了解文物工作的一名通联者。而地方上的相关人员则多视他为老领导、老权威。于是他反而有了“咸鱼翻生”的特殊地位，这种特殊更激励起他的雄心壮志，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奔波不息，忘记了病痛，越战越勇，真如老将出马，一以当十。
最后几年，谢家斗室常常门庭若市。白天，拜访者络绎不绝，电话响个不停，有邀请他外出看文物的，请他出主意的，希望他帮忙向上反映问题的。入夜，他专注研究资料，给各级领导写信，经常夜里三点才入睡。
谢辰生晚年，他的学生丹青经常陪伴在他左右。
当时全国各地旧城改造风起云涌，成片的老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被撕心裂肺地推平消失。谢辰生常常立在家里阳台上，无语仰望星空。他想给中央领导写信，呼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出台不能再拖下去了，但手头资料太少，因此只要身体健康条件允许，就在丹青陪同下出去调研。
所到之处，谢辰生一般很少讲话，只是冷静地嘱咐丹青将看到的一切真实记录下来。这时候丹青当年从父亲那里学习到的速记技能就帮了他大忙，他常把一路上遇到的人与事快速记录下来，这一招深得谢辰生赞赏。
2006年4月，丹青接到谢辰生的紧急电话，说最近多人向他和郑孝燮、罗哲文等人反映，常州在文化保护区拆迁古建筑，他让丹青立即赶赴常州现场调研。但丹青等专家的建议并不为当地领导所接受，他只好收集了证据后回京。
丹青将在常州、南京调研时的资料整理成材料，并将谢辰生的口授整理成一万多字的文稿。在此基础上，谢辰生于2006年10月16日致信温家宝，呼吁采取措施制止南京、常州等城市正在进行的改造历史街区的拆迁活动，并再次呼吁尽快出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温家宝作了肯定的批示，还亲笔复函谢辰生：“先生为国家建设，特别是文物保护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其精神令人感佩。先生年事已高，甚望珍重身体。”
丹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批示不仅刹住了一些名城大拆历史街区之风，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这一保护条例的制订。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由国务院颁布实施。
谢辰生家里经常接到恐吓电话。他的晚年助手修淑清曾问他，挡了开发商的财路怕不怕对方上门报复，他坐在沙发上挥着一根拐棍说不怕，坏人来了就用拐棍打。
谢辰生很有语言天赋，年过九旬还能大段背诵赛珍珠的英文小说《大地》，能用上海话和苏州话与当地人交流，还会唱苏州评弹和陕北梆子，高兴时就唱一段。
他喜欢在晚上给老朋友打电话，喜欢找年轻人来家里聊天。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很少出差了，但仍然对各地文物保护状况了如指掌。
丹青说，一些发生在眼前的事你问谢辰生，他往往会呆呆地看着你，好像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几十年前的往事却能说得头头是道，许多鲜活的历史镜头、生活细节都能在他超人的记忆里一下子被唤醒。他一直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物局和那批开局元老念念不忘，对那个心无旁骛、热情似火的时代梦萦魂牵，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爱早就融进了他的骨隨。
谢辰生说，老局长王冶秋越是面对逆境越是显出强大的韧劲，可惜他只学到了三分之一，“如果真的学到一半，我也不是今天的谢辰生了”。
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乘车还是在旅途的休息地，说静就能静下来。丹青觉得，他的静坐如禅，成了他积聚生命潜能的一种姿势。
从2006年起，国家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立为“文化遗产日”。为了迎接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当年3月谢辰生参加了“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活动，去了营造学社的旧址四川宜宾李庄。
他在座谈会上发言说，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日是从纪念梁思成开始的，梁先生的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当年“梁陈方案”没有实现，但是50年后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时，明确提出“旧城整体保护”的原则，这正是梁思成当年的观点，也可算是告慰先生了。我和梁先生没有什么交往，但他的思想影响了我半个世纪，在文物保护的方针政策上，我始终没有离开梁先生的思想，他的理念影响了几代人，我从他身上获得了力量。
（本文参考了姚远著《谢辰生口述》和李经国编撰的《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