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3月20日，高尚全在中央党校作了题为《探索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报告，提出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当年8月21日，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高尚全在《国家体改委快报》撰文，就十三大报告(征求意见稿)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三点意见，认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一种手段和手法，并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用国家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必然趋势；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展开，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会发生变化。他指出，从实物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
很快，这篇文章获得高层批示，中共十三大报告采纳了高尚全的建议，用经济合同制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迈出了一大步。
1992年，对于中国改革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转折点。当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从理论上实现了计划和市场的统一。
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终结了长期以来的计划与市场之争，引发了新一轮思想解放，将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阶段。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高尚全再次参与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和郑新立、张卓元一组，主要负责市场体系部分。在对“劳动力市场”的表述上，一部分人建议提“劳动就业市场”，认为劳动力进入市场就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但高尚全坚持提“劳动力市场”。
为了使自己的建议能得到高层的支持，高尚全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五点意见，分别征求薄一波和李岚清两位中央领导的意见。薄一波于1993年10月14日作出批示，“我同意你的五点论述，但我觉得目前不必多争论，多看几年自然而然(或顺理成章)地解决。”李岚清则于10月15日作出批示，“我原则上赞成这个意见。但劳动力一般理解为体力劳动，劳动力市场应为广义的概念，应包括脑力劳动，因此提法上还值得推敲。”
得到两位领导的正面评价，高尚全有了底气，谁知后来的送审稿依然写着“劳动就业市场”，高尚全有些着急，担心这么长时间的努力都白费了。正好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高尚全作为起草小组的市场体系分小组负责人列席会议。
本来在这个会议上，高尚全无权发言，但对他而言，这是最后的机会，于是鼓足勇气，举手发言，并一口气讲了五条理由：第一，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第二，确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第三，我们现在就业压力那么大，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解决不了。第四，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第五，我们提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高尚全侃侃而谈，有理论依据也有实践支撑，整个过程中没有人打断他的发言。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听完后，问：“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
这个问题，让高尚全看到了希望，显然，他的建议已经引起了中央最高层的重视，直到此刻，他才恍然意识到自己“越级”了。“那时候最担心的是领导不接受我的建议，都没有顾忌其他。”高尚全如今回忆道。
第二天，高尚全找到起草小组组长温家宝，向他解释了自己冲动之下“越级”发言的原因：“如果我不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就出不来，‘劳动就业市场’就动不了。”温家宝并没有责怪他的越级，而是说，“我赞成你提劳动力市场的建议，但能不能上到中央文件，我也没把握。”
后来，温家宝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时，专门就高尚全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建议询问中央决策，最终，“劳动力市场”这个概念得以写进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改革开放以来，高尚全参与了六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十五大报告，两次中央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十二、十四、十六三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按照中国改革的步骤，十年一次大的综合改革，到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他又两次就改革的核心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并得到采纳。
以问题为导向
高尚全和改革结缘始于1956年，当时，还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的高尚全注意到部里招待所长期人满为患的现象，分析背后的源头是企业缺乏自主权，只能“跑部钱进”，于是以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引起企业界和各有关部门的关注。
高尚全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正陪同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在沈阳出差，一天早上散步时，汪道涵说：“小高，刚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你的文章！”语气里似有赞赏之意。
然而，给企业自主权的说法，显然是不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至于后来在反右中高尚全差点被定为右派，“幸好机械部是个大部，每个单位5%的右派名额轮不到我，躲过一劫。”
此后，高尚全对经济体制改革更加关注，也开始思考当时中国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在实践中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为他以后极力主张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高尚全经常讲的一个例子是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时，他发现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工厂，一个变压器厂，一个冶炼厂，都是政府行政主导的企业，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由主管的一机部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而冶炼厂生产的铜则由冶金部从沈阳调往全国各地。“现在听起来挺可笑，但当时就是那样。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由于行政主导，没有市场，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高尚全说。
后来，高尚全进入国家体改委，经常到各地调研，看到了一些经验，也看到很多的问题，这些都成为他思考的源泉。
1994年，高尚全应山东省委省政府之邀，给省领导和厅级干部作一次关于国企改革的报告。讲完后，现场有人提问，山东诸城的改革闹得满城风雨，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
诸城是山东省的一个县城，在大跃进时期建立了一批国有小企业，1992年4月，诸城通过对150家市属独立核算企业进行审计，发现有103家企业亏损，新上任的市长陈光决心进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