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
6月27日下午3点，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高尚全一生都与中国改革相伴。1982年，高尚全被调入刚成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此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他曾先后参加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等6次中央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提出了关于“企业自主权”“商品经济”“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重要改革建言。
2018年，《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专访他时，他已年近九旬，但仍然是个“工作狂”，每天朝九晚五到体改会“上班”，在铺满书和文件的办公桌前开启一天的工作。他还时常出差，出席一些会议和论坛，或给各地政府和高校讲课。
直到晚年，高尚全仍然心系中国改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干劲，也许是因为搞好改革是我的责任吧！”高尚全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8年7月，《中国新闻周刊》曾推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封面报道《改革启示录》，当时对高尚全进行了专访并发表报道《高尚全：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
高尚全：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
本刊记者/贺斌
本文首发于总第861期《中国新闻周刊》
早上八点多，高尚全像往常一样来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他的办公室在二楼中部，没有电梯。打开门，沙发、茶几和办公桌上堆满了一摞摞的书报和文件，从改革内参到大部头理论著作，使本来就不大的办公室显得有些拥挤和局促。
“屋子太乱了，最近没顾上收拾。”高尚全不好意思地笑笑。
他实在太忙了，按照中央的要求，要总结40年的改革经验，目前已经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改革同行》《亲历六次中央决议和改革建言的回顾》三部著作，正在清样和编审阶段，不久将付印出版。同时，媒体采访也很多。此外，他还时常出差，出席一些会议和论坛，或给各地政府和高校讲课。
这样的工作强度，即使年轻人也吃不消，但高尚全却感觉很充实。已近九旬的他，每天朝九晚五到体改会“上班”，在铺满书和文件的办公桌前开启一天的工作。
“人家都说我，你都那么大年纪了，享享清福不好吗，那么忙干吗？但我觉得有做不完的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干劲，也许是因为搞好改革是我的责任吧！”高尚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老祖宗没说过的话”
1982年，一直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的高尚全被调入刚成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此，改革成为他研究的重大命题，也使他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这一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明确提出要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是中共文件第一次提到“市场”，第一次提出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划分，从而撕开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口子，为下一步突破奠定了基础。
那时候，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商品经济，迅速富了起来，理论界也注意到这一现象，进行了探讨。
1984年9月初，在北京西苑饭店，数十名来自改革最前沿的研究者聚集一堂，召开了一场研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该不该搞商品经济。
发起并召集这次会议的，是当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调研组组长兼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所长高尚全，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此前，在参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过程中，高尚全极力主张将“商品经济”写到文件中，却遭到阻力，有些人担心把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也有些人不同意写“商品经济”，只同意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那时候我人微言轻，反对的人官都比我大，没有办法，我就找到童大林，商量开个会共同探讨一下。”高尚全说。
参加讨论的有童大林、董辅甸、蒋一苇等知名学者，用高尚全的话说，大多思想比较解放，大家畅所欲言，讨论的结果，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阶段。
这一结果以报告的形式上报给中央决策者，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最终，商品经济的概念被吸收进中共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中。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邓小平对这个《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邓小平所说的“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就是《决定》里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并未停止，企业受指令性计划调控，积极性难以发挥。1986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带队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考察，真切地感受到指令性计划不但无法满足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更会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