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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纯粹数学的美丽与哀愁(3)

  2021-05-31 09:57:39

  “文革”结束后,华罗庚又萌发了将学生调到一起搞纯粹数学的念头,但思考之后放弃了。他不无感慨地说:“其实,过去我把你们组织起来,一边搞普及一边搞理论,还是有可能的。现在当然不谈了。”

 

  为华罗庚做传

 

  1982年,胡耀邦给华罗庚回信,建议他工作不可过重,可以写写回忆录,把一生为科学奋斗的动人经历留给后人。王元主动提出要执笔此书,他认为只有自己对恩师尤其是对他的数学工作最为了解。

 

  1985年,华罗庚身体已相当虚弱。他把王元叫到家中,递给王元一份自己草拟的传记参考提纲,上面主要是他的数学工作。不久,他就去世了。

 

  王元觉得,传记如果这样去写,可能只会对数学工作者有些参考价值,一般人是不会去读的。他决定要尽可能全面地写,包括历史背景以及华罗庚的欢乐、彷徨与劫难。

 

  为了不受任何约束,他没有申请任何经费,没有与出版社签约,也不找助手,而是独自一人开始写作。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计划每年写出一至两章。

 

  那时没有上网条件,所有材料都是他在图书馆里一点一点搜集的。他还利用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的机会查资料。整个过程如同大海捞针。

 

  这本书他写了两稿,第一稿约40万字,写完后全部推倒重来。这是他的习惯,第一稿只是理清思路和建立框架,第二版才可定稿。

 

  对当时的人和事,他都反复加以核实,务求真实。对一些敏感问题,他也没有回避,包括自己参与念批判稿的那段历史。他写道,虽然这在“文革”中实属小事,连华罗庚本人也早忘记了,但他自己每每想起这件事就觉得无限内疚。他说:“作为学生对恩师的攻击,即使是为了保命亦终究是可耻的。”

 

  他还探讨了华罗庚在盛年从学术主流退出、20年如一日搞数学普及之谜。他认为,华罗庚的选择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华罗庚在“文革”中虽然也受到了批斗,但很早就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完全可以关起门来在家搞纯数学,但他的决心并没有动摇。

 

  王元说,华罗庚深知做数学理论研究工作是何等困难,对年纪大的数学家尤其如此。“数学家大致到35岁为止”是一句人所共知的魔咒,华罗庚的老师哈代就说过:“比起任何其他艺术或科学,数学更是年轻人的游戏。如果一把年纪的人丧失了对数学的兴趣并将它抛弃,由此造成的损失对数学和他个人而言都不会很严重。”

 

  早在50年代华罗庚就曾感叹,一个数学成果要在历史上留下来是多么难,有时候整个数学领域都会被淘汰掉。他在一篇“检讨”中写道:自己的保守思想与在科学研究工作上走下坡路是分不开的,每年看的文章不过一二十篇,学术思想水平停滞在三四十年代。

 

  王元觉得,这些话多少反映了华罗庚的心境。对此,他自己也颇有体会。他曾告诉记者,做科学是极端残酷的,做不出来时人会有要疯掉的感受。做完哥德巴赫猜想“2+3”的证明后他想好了退路:这个成果够他“用”五年时间,五年以后做不出新的成果,他就去大学教书了,哪怕是一所外地的三流大学。

 

  只是那时他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花近10年时间,来为老师写一本传记。

 

  1994年,30万字的《华罗庚》由开明出版社出版。

 

  “如果停止学习,名气再大也一钱不值”

 

  方开泰回忆,他与王元的合作开始于1975年。

 

  那年,冶金部委托所属北京钢铁研究院鉴定合金结构钢国标的合理性,因为要处理复杂的生产数据,钢铁研究院求助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方开泰参加了该项目。这项研究需要计算大批五重积分,如果用传统方法,当时的计算机速度几乎不可能实现。

 

  方开泰想到了华罗庚与王元1965年合作发表的《积分的近似计算》,这种高维求积公式的数论方法在国际上被命名为“华-王方法”。他向王元求教,王元从书架上拿出一本论文集,向他详细讲解了算法简单的“好格子点法”。方开泰试验后,对这种高效方法敬佩不已。

 

  1978年,七机部三院的工程师在三个导弹指挥仪的项目中遇到困难。受计算机运算速度所限,解微分方程组需要一天时间,远远达不到实际需要。方开泰想到数论方法可能有帮助,就找到王元,王元同意共同开发,约定每周见面讨论一次。

 

  三个月后,王元和方开泰算出了第一批“均匀设计表”,在内部资料《概率统计通讯》上发表,同时向《应用数学学报》投稿。投稿时,王元坚持用方开泰一人名义,不参加署名。

 

  作为两人合作成果的“均匀试验设计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2008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被认为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1983年,张寿武考入中科院数学所攻读硕士学位。当时,王元认为自己研究的经典解析数论已难有出路,鼓励张寿武自由选择方向,他选择了当时国内少有人问津的算数代数几何问题。王元对这个领域并不熟悉,但是他给予了张寿武足够的自由和鼓励,只是告诉他该怎样做研究。

 

  张寿武硕士论文答辩时,王元说:“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考虑到你每天很早就来办公室,很用功,这个硕士学位就送给你了。”

 

  后来成为新一代华人领袖数学家的张寿武评价自己的导师王元是一位“极为开明的”老师,度量、气派了得。王元则说,其实后来张寿武是自己的老师,自己总是向他请教。因为如果不去关注、学习前沿的新东西,那名气再大也一钱不值。

 

  除了中科院研究员,王元几乎没有社会兼职。1984年他担任了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与副所长杨乐一起,使数学所成为中科院对全国开放的两个所之一,广泛邀请国内的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来所工作。但他坚持只做一届,1987年就不再担任所长职务。他是最早申请退休的院士之一,也是主动提出不连任的政协委员。

 

  80年代,王元和潘承洞常常有机会见面。有一次,解析数论学者十几人去青岛进行学术交流。王元回忆,每天看着潮起潮落,平静时,海天一色,孤舟点点;风起时,惊涛拍岸,声若闷雷。潘承洞是高度近视,王元会扶着他去海边散步。两人常常忆起当年书信交锋、一起攀登哥德巴赫猜想高峰的幸福时光。

 

  王元是全国政协委员,潘承洞是全国人大代表,开两会时,两人就约好在人民大会堂进门休息厅的右侧见面。开院士会时,则共住一间,一起聊聊天。

 

  晚年,王元因心脏、前列腺等疾病动过几次手术,为了恢复健康,他从1996年开始练书法。他从临颜真卿、柳公权,再到专临王羲之、王献之、毛泽东,还向书法家欧阳中石求教。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练字,冬夏不辍。

 

  1996年3月18日晚,陈景润病危。王元和杨乐赶到北京医院去看陈景润,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第二天中午,陈景润与世长辞。

 

  王元在致中科院学部联合办公室的信中说:“景润兄走了,四十年相处,常记于心。”他说,自然科学是英、美、俄的“领地”,他们十分傲慢,对发展中国家甚至日本采取歧视态度,在学术论文中提到他们以外的工作已不容易,在专著中提到就很难了,若在教科书上提到,则除非不提就不行了。而陈景润的工作是在他们的大学教科书上被提到、在他们的专著上写出全部证明的,是永留史册的。

 

  1997年底,潘承洞也去世了。王元在《回忆潘承洞》中写道:“陈景润才走了一年多,潘承洞又走了,留下了一片空白,一片凄凉。”

 

  现在,王元终于又跟他们在一起了。他们可以在数学热爱者与卓越者的圣殿里,没有阻隔地共享数学的纯粹与永恒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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