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可说是“先人而新，后人而旧”的人物 是所谓“进步保守主义者”，这类人在英美甚多 但在中国社会极少，如今值得重新评估
改变自己，进而改变中国
文/维舟
发于2021.10.4总第1015期《中国新闻周刊》
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曾在今年开学演讲中追问，在全球疫情之后的当下，所有人都身处于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年轻人读书求学的意义何在？他的回答是：审视我们的价值观，扩大我们的知识，并发展同理心和想象力，“改变自己，进而改变世界”。
类似的话，一百年前就有人讲过。1921年前后数年间，梁启超曾在诸多场合，向国内的年轻学子做了不下三十场演讲，讲的都是同一个主题：在当时的大变局下，寄托着“少年中国”希望的一代，如何选择？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他们的选择最终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当时看清这一点的，并非只有梁启超一个人，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他比其他人更明白预见到，在那个危机年代，落在年轻人肩上的担子绝不轻松。这在他1927年冬写给孩子们的家信中表露无疑：“我想你们这一辈青年，恐怕要有十来年——或者更长，要挨极艰难困苦的境遇，过此以往，却不是无事业可做，但要看你对付得过这十几二十年风浪不能。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预备着将来历受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者。”
在近代史上，梁启超可说是“先人而新，后人而旧”的人物，是所谓“进步保守主义者”，这类人在英美甚多，但在中国社会极少，如今值得重新评估。他一辈子倡导“新民”，旨在重塑社会基本单元，在清末这是革新思想，但到了1920年前后谈“新新青年”，实则是欲矫“新青年”之偏，想从传统儒学汲取资源，以传统反思现代化，重塑中国文化本位。
他在当时出现思想的转变，无疑与1914～1918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冲击有关。在游历欧美后写的《欧游心影录》中，他目睹了西方遭受的巨大战争破坏，早年的现代化梦想遭遇幻灭。既然欧洲各国在大战中的惨烈厮杀证明西方文明出了大问题，那么中国也不必妄自菲薄：“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驳得个水流花落。就算他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真’呀！”虽然他自己当年就曾竭力推行变法新政，但此时却说：“自二十年来，所谓新学新政者，流衍入中国，然而他人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
看来很奇怪的一点是：他重拾中国文化自信，乍看像是“返旧”，但他借以批判现代化的弊端，其实又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开新”。
梁启超深信通过教育重塑社会的基本单元，才能从根本上救中国。他在1917年后尤其着重教育改革，想推动全国学校的转变。这又使他秉持一种唯意志论，相信个体的道德力量，却相对忽视了社会制度建设，将“平天下”的基础落在个人的“修身”上。
他敏锐地看到了民国初期新旧教育青黄不接带来的各种弊端，强调仅仅灌输零碎知识的“贩卖智识杂货店”，并不能塑造一个德性、实践上整全的个体，像这样下去，“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他所忧虑的“救救青年”，其实和鲁迅所说的“救救孩子”一样，最终都旨在“救救中国”。
那他寄望的是什么样的“新新青年”？他们应当回归修身为本的正道，兼容并蓄西学，这正是保守进步主义那种“立足传统谋求进步”的取向。个体如此，放大到整个国家也一样：以传统道德作为社会之根基，一面也不排斥现代知识，以图“返本开新”。问题是，对新成长起来的激进“新青年”来说，梁启超的这种想法无异于倒退。因此他在忧心如焚之下，才转而寄望于更年轻的一代“新新青年”，试图为将来的中国文化校正方向。
他的这番苦心失败了，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的观点没有价值。在现代化渐趋实现的今天，中国人或许比当年的“新新青年”更能理解他的看法。他的很多批评至今有力，例如他明白指出近代学术最大的问题就是“以知识为学问”，掌握了一堆新名词就以为获得了真知，但既未真正理解，又缺乏实践，并不能解决人生的困惑，而传统学问是与生活、生命融为一体的，“成人”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这非常接近“通识教育”的理念：最好的教育是让人实现自我的终极价值。不管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却是不同时代的人们都不会丢弃的理想，因为我们对于“美好社会”的设想，就奠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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