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31日下午，天气闷热，一场雷雨正在酝酿。3点刚过，在良渚遗址一座名为反山的山坡上，考古人员陈越南从探方里清出一个土块，粘着小玉粒和漆皮。他小心地捧到领队王明达面前，王明达弯腰只看了一眼，立刻从1.6米高的隔梁跳进坑里，蹲在挖出土块的地方，观察了足足一刻钟。
到这天，反山遗址已经发掘了一个多月，还没挖到良渚时期的遗存。此前所里一位专家怀疑挖错了地方，但王明达顶着压力没有停工，他希望这里能够挖出良渚时期的高级墓葬。
王明达按捺住激动，不敢用手铲，从装土的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小心地剔去一小块土，又露出漆皮和很多小玉粒，再也不敢下手。天色暗了下来，他们悄悄用尼龙薄膜盖好，覆上泥土。这时雨点开始落下，他们把整个墓穴都盖好，冒着大雨跑回住地。这一晚，他们兴奋地喝了一顿酒，睡前不放心，还冒雨巡视了一圈。
其后，反山高等级墓葬一步步从五千年的土层中剥离出来。当时技术非常原始，整个考古现场几乎不见现代设备。反山大墓的玉器多到惊人，几乎满满铺在墓底，没有下脚的地方。考古人员独创“土法”，把两根大毛竹架在坑口，悬四根绳索下去，绳索下端也系着两根毛竹，毛竹上搭着木板，就像铁索桥一样，人蹲或趴在木板上，往下探着清理。“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腰酸背痛，一下子人都站不起来”。
经验不足也带来了一些麻烦。王明达回忆，他们以为墓坑内原来是粘湿的，随葬品露出后，特地用喷雾器喷水，以保持墓内环境湿润。结果在取出玉器时，发现朝上的一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沁蚀，或光泽消失，或包浆剥落。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所有墓葬再也不喷水了。
王明达要求，一座大墓几百件器物，要弄清当时是怎么放入的，必须做好记录。这次发掘，对玉器在墓内的原来位置、配伍关系、组合情况等有了全新认识，良渚玉器因此从单件研究扩展到组装件、穿缀珠、镶嵌件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放眼全国，80年代是史前考古全面开花结果的时期。辽宁的牛河梁遗址，发现了距今5000年的复杂社会；安徽马鞍山凌家滩遗址，发现了5000年前以玉器为特色的大型聚落；四川的三星堆遗址，发现接近商代晚期的独特文化。这些发现与良渚遗址的进展一起，推动了对五千年文明史的热烈讨论。
反山墓发掘前一年，刘斌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浙江，他将成为良渚第三代考古人领军人物，后来担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良渚反山遗址出土文物：琮王。
当时考古所史前考古室室主任是“30后”牟永抗，还有“40后”王明达和“50后”的杨楠、芮国耀，加上刘斌一共5个人，老中青三代挤在一间屋子里。刘斌赶上了好时候，进所第二年就迎来50年最大发现，而这只是黄金时代的序幕。
“从反山开始，良渚考古‘开了挂’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第三代考古人王宁远说。良渚一时间名声大噪，此后30多年，良渚还将带给人们更多惊喜：1987年，瑶山祭坛及贵族墓地被发现；1992年至1993年，莫角山宫殿出土；2006年至2007年，古城城墙被发现，与良渚遗址首次发现、反山墓发掘并列为良渚考古三大里程碑。
卫星图开“天眼”
2006年年底的一天，刘斌在莫角山宫殿西侧200米勘探时，洛阳铲碰到了地下3米的一层石块。开始没太在意，回去后，他越想越觉得应该是人工开采的石块，却不知是什么用处，想得睡不着觉。他向当地村民打听，好几个人都说打井时也挖到过。他心里渐渐有了一个答案，也许是城墙。
不少考古专家都说过，想象力很重要，你只有想到什么，才能挖到什么。反山大墓就是这样挖出来的，良渚城墙也是如此。
刘斌带着人一边想一边找，2007年，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的古城墙被全部找到，围合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良渚古城整体面貌被揭开。“不敢相信竟是那么的庞大，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对于良渚文化的认知。”刘斌回忆。
他继续发挥想象：按照中国传统外郭内城的构造，良渚会不会也有外郭？外郭比内城更宏大，依靠洛阳铲去探，难度太大。
作为尝试，考古所首次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制作了遗址区域的数字高程模型(DEM)，有了惊人的发现：挖了这么多年的莫角山宫殿遗址，以及大小莫角山、乌龟山三个高台，在模型中清晰可见。再看向城外，古城东南部外侧浮现一个长方形的结构体，北、东、南三面都有，环绕着城墙。接着迅速开展了墙体上的考古工作，古城外郭找到了。
良渚反山遗址出土文物：玉鸟。本版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谓“数字高程模型”，通俗地说，就是把地图上相同高度的物体涂上相同颜色。这样，即使一道城墙断裂成分散的小段，因为基本高度一致，在图上就显示为相同颜色，所以就能清晰看出城墙脉络。
他们尝到了甜头，之后，“地图考古”将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今年5月上旬，在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的数字实验室里，王宁远指着覆盖半面墙的一张卫星遥感图，勾勒出良渚水坝的轮廓。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良渚地区水脉纵横，北部靠山，良渚先民是先建了防洪的水利工程再建古城。大坝沿着北部山脚延伸，分为三段，西侧的谷口高坝和东侧的山前长堤是90年代之后陆续发现的。不过，这两段似乎有关系的堤坝，中间却缺了一段，考古专家为此困惑了多年。
2011年的一天，在美国任教的考古学者李旻送来一张“科罗娜”卫星1969年拍摄的遥感图，这张解密的遥感图出自冷战期间美国情报机构的侦查行动。在国外，卫星和飞机的遥感图已经掀起一阵“太空考古勘探”的热潮，考古学家“开了天眼”，辨认出古代的建筑、道路、城市，按图索骥，发现了比吴哥窟更大的柬埔寨中世纪古城，以及17座埃及金字塔等。
这是一条细长的遥感地图，呈现出植被茂密的环太湖山区。王宁远放大后浏览细部，看了很多天，有一天，突然有了发现。他手指在图上向下划动，在高坝和长堤中间，往南几公里之外，两个圆形山丘中间，隐约浮现一条平直规整的堤岸。“这两座山丘承受山洪的冲击，一般来说不可能存在连接，应该是人工的遗存。”后来立刻进行地面勘探，证实了他的发现。
这段平原低坝是关键的一块拼图，一段横阻于山前的大型水利工程，如大雁展翅的形状完整浮出水面。
王宁远发现，良渚水利工程不仅能在汛期挡水，还能在旱季补水，大坝形成的两级水库向城中补给，保证生活用水和航运水位，十分科学。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
根据测算，良渚水库水面是杭州西湖的1.5倍，库容则是西湖的4倍。工程规模浩大，延绵11公里，最高处15米，体现了惊人的动员能力。良渚水利系统再一次抬高了良渚遗址的地位。国际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认为，良渚的水坝可能是世界上最早达到如此规模的公共工程，也为良渚进入早期国家阶段提供了证据。
高科技探究古城兴衰
在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的地质考古实验室，藏品柜里存放着从附近山上采集的几乎所有石材样品，标记着经纬度坐标和深度。2007年古城城墙发现后，考古人员采集了这些样品，希望搞清楚当时人们从哪里采石，花多长时间，是怎么运输的。
“80后”的良渚第四代考古人姬翔是地质考古专家，他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参与了良渚遗址的地质考古项目。
良渚反山遗址出土文物：玉端饰。
“这是为了研究良渚古城的生活生产方式和社会面貌，能大致了解到当时各地区的交流。”姬翔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石头样本的用途。他们研究出的结论是，根据城墙垫石质地和形态对垫石进行分垄计算，当时城墙垫石是用竹筏运输的，并根据河道和采石点位置，还原了可能的运输路径。
“以前只能用肉眼看，大概判断像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在红外、荧光检测设备之下，能够分析石、玉、土的化学元素和矿物结构，精细地比对。”姬翔说，目前发现的最远的岩矿，距离古城约100公里之外。对城内猪骨的检测也发现，古城居民吃的猪与100公里之外嘉兴平湖遗址的猪很相似，可能是同一批。
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设立了多个科技实验室，从地质、水利、动物、植物等学科认识遗址。中心还与国内很多高校合作，复原了距今7000年、5500年、4200年、3800年等关键时点的较高精度的水文、地貌、气候环境。
这些研究为良渚古城的兴衰提供了线索：距今约4200年，杭州余杭盆地遭遇了持续性的大洪水，良渚古城从此销声匿迹，直到2000年后的战国时期，才重新有人类来此生活。
“现在技术手段更多，老先生以前把框架搭起来了，我们现在是往框架里面填充细节。”姬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