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90年，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同年，张光直获批组建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河南商丘扎下洛阳铲，寻找他脑海中商人祖先的第一座都城。但天不假年，没过几年，他患上帕金森，只能坐轮椅到发掘现场看一看，已经无法亲自动手发掘。
2012年12月28日，湖北十堰市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滴水岩化石点考古发掘现场。该考古点发掘出距今约10万-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手斧等。图/新华
张光直将自己作为桥梁，沟通两岸及美国三地考古学界。陈星灿说，那时将国外最新理论和方法引进国内，同时将中国最新成果向外介绍，张光直几乎是唯一的渠道。
然而，对于张光直的一片赤忱，他的两个故乡却都有所保留。1982年，张光直曾张罗哈佛大学与四川大学合作开展考古项目，被夏鼐阻断了。他回台湾与史语所合作，也并不顺利。“他是代表外国，两岸老一辈考古人都受过帝国主义侵略的苦，大概是过去受伤留下的阴影。”陈星灿说，“我估计他虽然有批评，但也理解。”
张光直联合考古计划告吹的同年，陈星灿进社科院考古所读研，时代正在改变。
“满天星斗”说
变革之中的大陆考古学界，有陷入困惑境地的感觉。
1984年，苏秉琦在北大考古教师会上说：“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习惯于整理材料，编写报道、论文，进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诚然，这些工作都带有科学研究的性质，都涉及一些理论，但其中却普遍存在着概念模糊的问题。说到底，是我们的实践工作已经走在前面，理论工作落后了。”
同年，张光直回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讲学。当时，许宏在山东大学当助教，现场听了张光直学术演讲，“传统考古学”“新考古学”“后过程考古”等考古学理论方法不由分说地涌向中国大陆的年轻学子。张光直宛如学术明星，山东省考古所和博物馆的人都跑来旁听，后两次不得不挪到更大的教室。
张光直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很清楚，大陆同行守着无与伦比的宝贵资料，却“满足于继续采用李济时代的方式来处理考古资料”。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大陆)80年代以前的考古研究和解释方法，仍然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水平。”
与世界隔膜许久的中国考古学，需要新的刺激。近20年里，张光直不断把国外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介绍回国，比如他有深入研究的聚落考古。聚落考古从50年代在美国萌芽，强调通过遗存来剖析聚落的社会结构，把考古学的“资料”转化为人类学的“现象”。再比如他提出的“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理论，这一成果，最早刊于耶鲁大学1968年版《古代中国考古学》，1989年，他亲自翻译刊登于《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中。
2007年，由31位水下科考人员组成的西沙考古工作队，在西沙群岛对华光礁水下Ⅰ号沉船遗址和北礁沉船遗址，开展了抢救性发掘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图/中新
针对大量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张光直指出：“所有的区域文化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都更广泛地分布，而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趋于深化，终于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
这一理论其实与苏秉琦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满天星斗”论不谋而合。
上世纪70到80年代，是苏秉琦理论建构的关键时期。恰恰在这段时期，中国考古学界迎来了一系列难以解释的难题，几乎颠覆了对中国文明史的认知。
1986年7月24日夜里，新华社发了一条通稿，以“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为题，介绍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的新发现。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7点档的新闻联播，这条消息足足播报了三分钟。报道称，牛河梁遗址将中国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牛河梁遗址是距今5000年的一处祭祀场所，属于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以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命名，距今6500到5000年，分布于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
牛河梁遗址考古领队郭大顺起了个大早，守着广播，又激动又忐忑。“讨论中华文明起源是很敏感的事啊，是个禁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主流的中国史是从夏写起的，总长度约4000年，比如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
牛河梁遗址发掘的几年里，郭大顺永远难忘的一天，是1983年的11月2日。辽西山区初冬已相当冷冽，显得分外安静，遗址上只听到小铲刮土的声音。就在这安静中，一个完整的女性人头塑像露了出来，仰面朝天，双目圆睁。
2018年1月26日，考古工作人员对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园五号墓的内棺进行清理工作。图/新华
郭大顺的老师苏秉琦端详这位“红山女神”许久，说：“这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因为牛河梁的祭祀制度与后世历代似有传承关系，其三重圆祭坛的模式，与明清天坛一脉相承。苏秉琦觉得中华文化里，红山文化这一支基因强大。
中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而这一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发现，表明距今4000~5500年，各个流域都已经形成复杂社会。比较重要的还有杭州良渚的大墓、山西襄汾的陶寺墓地，以及五六十年代发掘的石家河、屈家岭等遗址，天南海北遍地开花。
“中原中心论”摇摇欲坠，中华文明的摇篮难道不在中原，而是东北？苏秉琦预感到，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大家要有思想准备”。
这场讨论触及了中国考古最核心的问题：中华文明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
苏秉琦提出：认为文明只起源于中原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是个“怪圈”，需要跳出来。中华文明并非一灯烛照，而是满天星斗。这给了“中原中心论”最后一击。
他把广阔的中华大地分为六大区系，认为每一块都有独立的文明起源和发展体系，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块。“满天星斗”的说法则更容易理解。到夏商时代，随着各地文明交流与融合，以及对域外文明的吸收，中原才成了中心。这种“多元一体”的构想，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