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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考古,“重写”了一部怎样的中国史(3)

  2021-06-16 11:22:43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至少有3700年历史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图/中新

 

  1977年11月18日至22日,河南登封告成遗址举行了一次现场会,主题定为夏文化。大会上来了个“搅局者”。会开到第四天,临近结束,北京大学教授邹衡拿起了话筒,作了长达6小时的发言,核心观点是:“二里头文化不能从中割开,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会下,考古所的先生们窃窃私语,打算组织反攻。

 

  邹衡的“搅局”,事关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都、是哪个时代的夏都的问题。此前20年,主流意见认为二里头遗址在200多年里兼有夏商两个时代,前期为夏代晚期都城,后期为商代早期都城。这个推论有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证据:时间上,二里头早期的器物比商代更早;空间上,史书记载偃师附近有个商代早期的都城“西亳”。现在邹衡提出了另一个观点。

 

  后续几十年关于夏文化的大规模论战由此点燃。考古学家俞伟超曾说,在中国没有另外一项考古学研究,曾经在那么长的时间内牵动着那么多人的心,一次又一次地引发出新的理论概念的思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在《追迹三代》中记述了这段故事,正是他给了邹衡“搅局者”这个名头。邹衡当时是少数派,不过,他很快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支持。1983年,二里头遗址5公里之外,另一座商代城址“偃师商城”出土,与“西亳”位置吻合。那么二里头遗址晚期就不是“西亳”了,整个二里头可能都是夏代。 

 

1984年出土于河南偃师的青铜爵。图/IC

 

  “最大的争论基本平息了,普遍认为二里头是夏,偃师是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二里头)除了没有文字,其他一系列证据链都吻合,不能把这些全都无视。” 

 

  “夏找到了。”这迎合了以考古“证经补史”的心理。大概1980年代后期开始,“夏”在官方话语中正式登堂入室。二里头遗址考古队前队长许宏所在的社科院考古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不知不觉中改名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他后来问了很多人,都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时候改的,“有一年从院子里搬到楼上,木牌换成铁牌子,可能在那时候就换了。”

 

  邹衡的意见也并非牢不可破。至今关于夏商王朝分界,仍有多种提法。邹衡观点的挑战者之一,正是许宏。他认为二里头现在不是“姓夏还是姓商”的问题,只要没有发掘出文字材料,它就既不能说是夏也不能说是商。他称自己为另一个“搅局者”。

 

  相差36岁的两位“搅局者”属于两代人。邹衡的老师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郭宝钧,曾参与过殷墟发掘。邹衡与许宏的老师徐苹芳是同代人,是新中国培养的最早的一批考古学家。

 

  两代“搅局者”曾多次相遇。2004年,二里头遗址公布一系列新发现,之后不久的一次会上,拄着拐杖的邹衡遇到许宏。许宏将那次会议命名为“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邹衡跟他说,会办得很好,美中不足的是,名字要是改成“夏文化学术研讨会”就更好了。

 

利簋。

 

  二里头每一任考古队长都干了不多不少20年。“第一任老队长的观点,从跟随徐旭生改成跟邹衡一致,第二任队长认为主体是商。到了我,第三代,却不知道是不是夏了。”许宏对《中国新闻周刊》笑道,“有人说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但我作为考古队长的价值,就是提供更详实的材料,而不是明确观点。” 

 

  看似是考古人之间的“代沟”,但分歧在同一代学者之间也会浮现,反映的是对考古学使命的不同见解:考古依然要“证经补史”,执着于与文献记载“合龙”,还是突破文献的文字世界,用客观的考古发现重建一部更具人类学色彩的宏观历史。

 

  杰出的架桥人

 

  1979年8月,考古学家李济在台北病逝。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两岸关系有了破冰的迹象。

 

  当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第三期上,刊载了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以“韩起”为笔名发表的文章《台湾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这是张光直1976年寄给夏鼐的,积压了3年终于刊出。

 

  祖籍台湾的张光直生于北平,高中时随父母回台湾,后成为李济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的得意门生。从台大毕业后负笈美国,在美国任教三十多年间,一直致力于考古学理论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

 

  80年代前期,李济仍是个不能提的名字,年轻一代学生基本不知道他是谁。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记得,直到1990年,一本《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在北京出版,宣布了李济的“回归”。

 

 

  李济没能重返大陆的考古现场,但他的学生等到了这一天。1975年张光直随美国古人类学家代表团一行来到北京,但那时与大陆考古界同仁接触的机会仍然非常受限制,于是,1977年他又回大陆探亲旅游,1978年随汉代史代表团到大陆访问。

 

  中美建交后,两国学术交流逐步恢复,张光直往返于中美之间,他甚至提出想来考古所或北大工作,不是客座或兼职,而是成为一名正式员工。当时,中美生活条件差异巨大,他并不在意。90年代,他还跟陈星灿回忆过当时的想法,“一辈子都想回到大陆进行田野考古。”

 

  1983年的一天,张光直访问北京时,来到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当时毕业不久的王巍正在这个项目上,张光直看到了传说中的洛阳铲,立刻让王巍演示给他看,自己也试了试。洛阳铲,最具中国特色的考古工具,起先是洛阳一带盗墓者吃饭的家伙。杆头装一个卷成筒状的铲子,扎进地里转几下,铲子里就带上了土,有时还能带出陶片、玉器等文物。考古人沿用了过来,一看铲子里层次分明的土层,就知道地下是城墙、墓葬还是灰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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