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其所出土的卜辞中关于商王室的资料，对历史文献中关于商朝的记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即与《史记》中对商王朝的综述基本一致。为此，研究古代史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深受鼓舞，迫切地希望用同样的方法，还原印证历史文献尤其是《史记》中关于夏朝的记载。
寻找夏朝
1948年内战局势渐明。11月，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决议选一批文物运往台湾，李济、董作宾受命参与押运，从此离开了大陆。
梁思永、夏鼐等人留在大陆。当年的殷墟考古“十兄弟”中两人早逝，四人赴台，四人留下，大多数人再也没有重逢。次年，留在大陆的人组建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社科院)，夏鼐是继郑振铎与尹达之后的第三任所长。
50年代，郑振铎、梁思永、夏鼐等人敏锐预感到，大建设将让文物遭殃，考古所先后向西安西周丰镐、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洛阳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等古代都城遗址派出考古队，配合基本建设，这就是抢救考古。
这一时期最大的成果是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发现者是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旭生。
徐旭生是留法归来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30年代前后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主任一职。北平研究院是一个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齐名、同样是大家云集的地区性综合国立研究机构，其下设的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与李济主持的史语所考古组类似。30年代，徐旭生率队前往陕西关中地区调查周秦遗址，在宝鸡至长安地段发现包括宝鸡斗鸡台遗址在内的7处遗址。
郑州商城遗址、登封县玉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从地层关系上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龙山文化，又早于商代。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寻找夏朝的动议再次燃起。
1959年夏天，已经71岁的徐旭生，坐火车前往豫西，去寻找夏代都城的遗迹“夏墟”。这位白胡子老人待人和蔼，不愿给人添麻烦，总是随身带着铺盖卷，借当地政府、学校的空房下榻。一路行程很紧，一个多月调查了十多处遗址，常常一天步行十余里，雨天光脚蹚泥，靠红薯馍充饥。
顺着文献记载找遗址，是最有效的办法。出发前，徐旭生梳理了文献里关于夏的七八十处地名，凭着自己深厚的古史底子，在地图上画了两个圈：河南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
这次先去洛阳。
1959年5月中旬的一天，洛阳偃师忽然下起大雨，道路泥泞。这一天徐旭生到了二里头村调查，兴致很高，坚持冒雨调查完毕，直到天黑。
这是对二里头遗址的首次考古调查。当时徐旭生认为二里头属于商代早期，不过，后来学者的研究将二里头与夏朝直接挂上了钩。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龟甲及其上的甲骨文。图/FOTOE
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考古学家希望证实更早的信史，目光自然投向商代早期，以及传说中的夏代。据东周《竹书纪年》记载，从“成汤居亳”到“盘庚迁殷”，商代历经七座都城，殷墟是最后一座。令人遗憾的是，二里头并没有文字出土，无法直接定位年代，需要依靠其他无言的物证。
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再没有发现比甲骨文(“殷墟文字”)更早的中国文字系统。“文字是可遇不可求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文字如果写在简帛木牍等易于腐朽的载体上，即使存在，也留不下来。
二里头遗址出世，让考古学家离夏朝从未如此接近。夏朝是文献记载里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如果将一个具有广泛辐射力的王权国家定义为“中国”，夏朝就是作为国家的中国诞生之起点。寻找夏朝，从情感上延续了晚清以来重修国史的爱国热情，也是考古学界自殷墟之后理所当然的下一个目标。王国维曾乐观地判断：“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抢救考古还在延续，从国家级考古队到省级考古队，甚至是县级考古队都出动了。
定陵是新中国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虽然夏鼐极力反对挖掘，但还是不得不亲自主持挖掘工作。从1956年开始，挖掘工作持续了两年，出土了大量珍贵的丝织品、玉器、金器等文物。然而，由于技术水平落后，无数奇珍异宝无法保存，发掘的丝织品变硬腐化，三口金丝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红漆棺椁以及万历帝后的尸骨也在“文革”前后被毁坏。
痛定思痛的郑振铎和夏鼐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周恩来批准了这一申请。不主动发掘帝王陵从此成为考古界的一个定规。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路易斯·宾福德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年轻考古学者崛起，强调以人类学视角研究考古，重要的是解释文化变迁的过程，被称为“过程考古学”或“新考古学”学派。当时，中国考古人对这些还一无所知，他们忙碌在层出不穷的新发现中，甚至来不及做出解释。
漫长的争论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新书发布沙龙。
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的许宏，如此回答现场读者的提问：“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在发现文字证据之前，如果有哪个专家说能给出定论，那这个人一定靠不住。”
这是一场漫长的争论。
1978年春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预示着“科学的春天”到来。而此前河南登封的冬季，考古界已经涌动着自由论辩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