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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考古,“重写”了一部怎样的中国史

  2021-06-16 11:22:43

  百年考古,“重写”了一部怎样的中国史   

  本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1.6.14总第999期《中国新闻周刊》

 

2020年6月13日,湖南常德市汉寿县株木山乡全赋村的老坟山墓群考古发掘工地。图/IC

 

  2021年4月,在《推理与发现:考古纪事本末》的新书发布沙龙上,一位读者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不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

 

  《推理与发现:考古纪事本末》一书是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许宏回顾自己20年考古田野经历,向读者展示其亲历的考古发现及思考的考古普及读本。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相传这里是孕育了华夏文明的中原腹地。自发现之日起,对其“姓夏还是姓商”就争论不休。

 

  对夏的执着追寻,交织着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追问、对华夏民族身份的确认、对国家自信的重建、对考古学科的期许等等,堪称中国考古学复杂使命的缩影。

 

20世纪30年代的殷墟王陵大墓M1217发掘考古现场。图/FOTOE

 

  100年前,一位瑞典人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的大门,西方现代考古学就此传入中国。“中国史前文化的系统论不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套用,而是根据扎实的考古材料所建立起来的文化历史。”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如此写道。

 

  100年里,考古学让人们用另一种方式了解过去,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脉络逐渐清晰。不过,这门学科带来的疑问,或许比答案更多。

 

  第一次考古高潮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带队,在河南仰韶村挖出了大量石器和彩绘陶片。这些出土文物,被确认为远古文化的遗存。因此,仰韶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命名为仰韶文化。

 

  安特生热爱冒险,去过南极和北极,他本是北洋政府从中立国瑞典聘请的地质顾问,来帮中国寻找矿藏。刚来两年,袁世凯去世,地质调查没了经费。这却给了他一个机会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收集和研究古生物化石,并申请到了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许可。

 

安特生。图/FOTOE

 

  这趟由个人爱好与特殊身份催生的出行,却是个了不起的开始:1921年10月27日,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西方现代考古学,进入了中国。

 

  仰韶文化也被称为彩陶文化,其范围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持续时间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

 

  但是当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解读,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沮丧——他认为仰韶文化是从西方传入的。因为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彩陶,在中国从未见过,在中亚却大量出土。19世纪起,一些西方人就做出这样的论断:中国文明是源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这种说法流传到国内,甚至写进了清末民初的历史课本。

 

  这次官方考古的初体验,非但没能唤回民族自信,反而又一次刺激到了中国人,也引发了中国考古发现的第一次高潮。

 

民国时期,傅斯年与史语所同仁在北京北海合影。前排右起李济、吴稚晖、蔡元培、徐中舒、裴文中。后排右起赵元任、傅斯年、董作宾 、 姓名不详、丁山。图/FOTOE

 

  1926年初的农历小年夜,留美归国的人类学博士李济顶着寒风,带队前往山西夏县西阴村。他希望找到更多证据,阐明彩陶的来源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是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梁启超给儿子梁思永写信谈到这次行动,针对当年安特生判断的仰韶文化来自西方的论断,梁启超说这些中国学者“想翻这个案”。1929年春天,从西阴村等地考古归来的李济,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正式接任殷墟发掘负责人,从此他的名字与安阳不可分割。

 

  这时期,中国考古界收获非常大,包括对周口店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中瑞学者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了大量汉代大小城堡,还有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等。

 

  殷墟遗址位于河南安阳西北郊区,跨洹河两岸。对殷墟持续至1937年的15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七块龟版”、后母戊鼎以及藏有1.7万片有字甲骨的YH127甲骨坑等。这些古老而新鲜的材料,与历史文献合拢,使得商代成为确信无疑的信史。

 

  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研究,开创了中国人认识历史的一种崭新方法:用地下材料印证文献记载,并补充古史的缺失,亦即“证经补史”。在此之前,历史研究只能依靠古文献和有限的青铜铭文、石刻碑文等材料。国际学界也因为殷墟的发掘对中国考古产生了兴趣,美国学者评价,殷墟堪与特洛伊遗址的发掘相媲美,两者都把传说变成了现实。

 

1935年,傅斯年前往安阳视察第十一次发掘,右一为梁思永,右二为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图/FOTOE

 

  殷墟是星星之火,中国第一代最重要的考古专家几乎都是从这里走出的。除了李济和董作宾,还有第一位受过西方考古学训练的梁思永,以及石璋如、尹达、王湘、高去寻等。这群当时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称兄道弟,在李、董、梁三位先生之下,戏称“十兄弟”。

 

  有个26岁的实习生参与了第十三次发掘,见证一具完整的女性骸骨出土时,他正站在坑边,产生了诗意的联想:“她的爱人洒着眼泪,将泥土遮没了痕迹,哪里知道数千年后有人来翻掘呢?”他叫夏鼐,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了考古事业长达30余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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