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提到了多项关于足球产业的内容，其中包括：研究推进发行以职业联赛为竞猜对象的足球彩票；加强足球产业开发；加大中国足球协会市场开发力度；建立足球赛事电视转播权市场竞争机制等。
马德兴称，上述足改方案公布后，很多老板看到了足球产业的商机，于是蜂拥而至投入足球市场。他们简单地认为，砸钱就能搞好足球，就能从足球产业中获利。在这种肤浅的认识下，他们投资足球的动机是不纯的。金元足球让球员身价虚高，也让球员产生惰性。“过去这些年，我们的球员拿钱太容易了。有的球员在国内踢球，坐冷板凳就可以拿四五百万元年薪，比五大联赛的一些球员薪资都高。他们更不愿意提高水平，离开舒适区，去海外踢球。”
一位市级足协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很多投资人不懂球，却又急于出成绩，想两三年就做成一个顶级俱乐部，这完全不符合足球发展规律。前几年太多俱乐部盲目烧钱，如今金元足球泡沫破裂后，就只剩一地鸡毛。“为什么有泡沫？就是有功利性。大家都想速成、走捷径，把球员市场也扰乱了。”
这位负责人还称，“有些投资人并不爱足球，他们只是为了获取政策红利。有的投资人甚至以建足校名义拿地，最后慢慢变成商业用途。毕竟，拿地时相比商业用地，教育用地的地价要优惠许多。”
淄博蹴鞠队原主教练侯志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金元足球泡沫破裂后，足球的投资成本也会大幅度下降。他估算，在今年这种疫情赛会制情况下，中乙、中甲、中超分别投资一千万元、两三千万元及一亿元左右就基本可以维持正常运行。
球队大量解散背后
3月29日，中国足协发布了“2021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准入资格俱乐部名单”，三级联赛共57支球队参加新赛季联赛。
中超卫冕冠军江苏苏宁队未获得准入资格，球队最终因投资人无心经营而正式解散，成为去年天津天海队之后，中国足球连续第二年出现主动退出中超的球队。此外，2021赛季的三级联赛中，共有6支球队退出，除江苏队外，还包括中甲球队泰州远大、内蒙古中优、北京人和，中乙的深圳壆岗、江苏盐城。
2020年12月1日，在2020赛季中国足协杯(苏州赛区)第三轮江苏苏宁易购队对战昆山FC队的现场，江苏苏宁易购队球迷拉出横幅助威。图/IC
2020年，三级联赛共有16家俱乐部退出，其中包括辽足这样的老牌球队。中国足协公布的信息显示，辽宁宏运队等11家没能通过准入审核因“存在欠薪行为且未能解决”。2020年5月24日，辽宁宏运足球俱乐部宣布告别职业联赛，这支成立于1953年、培养出了大量国脚，并创造过“十冠王”佳绩的球队，就此退出足球舞台。而包括天津天海在内的另外5家俱乐部则为“主动申报退出职业联赛”，原因同样涉及资金问题。
根据中国足协公布的扩军计划，到2023年，中超球队由16支扩大到18支，中甲球队由18支扩大到20支，中乙球队由20支扩大到30支左右。在大量球队退出的背景下，也让业内对三级联赛扩军的前景多了几分隐忧。
球队的退出，也让一部分球员面临窘境。讨薪1年，1分钱没拿到，这是前辽足俱乐部球员、教练、工作人员2020年的关键词。为维持生活，某辽足预备队球员不得不到蛋糕店打工，月薪为2000元人民币左右。“去体育局招人烦，找足协不受理，好不容易请来律师帮忙打官司，上诉还被驳回了。他们又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可俱乐部被注销，中国足协就不再对此事进行仲裁了。部分球员向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发去仲裁申请书，得到的答复也是‘不予受理’，理由是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一名中甲球队原主教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球员看似风光，其实很弱势，目前仍缺少保障他们权益的渠道。“球员在整个职业发展改革中是没有发言权的，有些球员说下岗就下岗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量球队的退出，除了经济问题，也与2021年中国足协力推的队名中性化改革有关。广州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黄盛华在接受《东方体育日报》采访时称，推行中性名改革，多少还是有些操之过急。现在，各投资人还需要球会的品牌效应，立即要求队名“中性化”，投资人的热情可能就会大大减退，没准还会有投资人认为“降级也无所谓”，这就会对足球产业造成较大的打击。
2017年11月4日，辽宁宏运队在一场中超赛事失败后降级，球迷打出大横幅希望球队能够重整旗鼓。图/IC
“疫情下很多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中性化名称改革为何不推迟两年进行？”白岩松在专访中曾向陈戌源抛出这个问题。陈戌源回应，中性化名称改革，到现在已经第6年了，“疫情影响，有些企业经营困难。我觉得这和中性化名称改革没有太多的联系。企业投资俱乐部，不是全靠冠名带来经营效益的。有人说这是压垮一些俱乐部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关于中性化改革，张路曾与有“日本足球教父”之称的日本J联赛创始人——日本国家队原主教练川渊三郎有过长时间探讨。日本曾经所有足球职业俱乐部都是企业化，球员都是企业的员工。川渊认为这样对俱乐部影响太大，俱乐部成了企业私产，对发展不利。队名中性化改革后，促进了日本足球职业化的发展。张路认为，在国内中性化改革也是正确的方向，但是什么时候做、怎么做，应该斟酌。在执行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和俱乐部的磨合难度。
谈到中超卫冕冠军江苏苏宁队的退出，陈戌源称，他和苏宁的老板曾多次沟通。“足球本身是社会公益产品，投资人要有社会责任感，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今后不再发生。”此言一出，足球是否具有“公益”属性的话题，也引发业内争论。
马德兴称，足球的投资人，不管是来自国企还是私企，都要体现出公益性。今年多支球队退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中性化改革导致。中国足球职业化近30年来，多次颁布过方案，提出中性化、限薪等改革，但没有引起俱乐部重视。“这次强制后，很多人又抱怨来得太快，没时间准备，这其实是在找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