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年关将至，也门南部发生了三件高度关联的事件：南方过渡委员会（STC）先是在亚丁街头挥舞1990年统一前的“南也门旗帜”，将“独立”从政治宣示推向街头动员；随后，该委员会宣布在阿比扬省发动军事行动，宣称控制范围已覆盖“前南也门”版图；同时，沙特支持的力量在北方边境集结，对委员会扩张发出严正警告。
这一系列事件意味着也门正在加速分裂：一个是以首都萨那为核心区域、由胡塞武装主导的北方国家，另一个是以“临时首都”亚丁为枢纽、由南方过渡委员会主导并与阿联酋战略协同的南方国家。这和1990年统一以前的南北也门版图几乎如出一辙。
也门的悲剧在于，分裂并非某一方的单独选择，而是内外部多重力量博弈的产物。沙特需要一个弱化的缓冲区，伊朗需要一个战略支点，阿联酋需要一个航运节点，西方需要一个“可管控的谈判对象”��在这些多重需求博弈的共同作用下，也门的统一反而成为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最坏结果”，因为统一意味着某一方彻底胜出，会打破现有的权力平衡。
11月5日，也门首都萨那，武装分子在街头举行反以色列集会。图/视觉中国
名存实亡的“统一”
35年前的那次也门统一，被视作一场“政治婚姻”。苏联解体导致也门南方失去外部支持而倾向统一，北方则希望通过统一获取南方港口与资源。但这次统一缺乏关键的公共基础，即全民身份的共识与权力分配的公允。南也门在统一前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相对世俗化的政治文化；北也门则是传统的部落社会，宗教保守势力强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被强行缝合，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社会整合机制。
统一以来，也门非但未能实现融合，反而让南北差异进一步固化，双方渐行渐远。该国政府完全由北方精英垄断，南方在权力分配中彻底被边缘化。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南方，但开采收益大部分流向北方。南方人在政府、军队高层职位中的占比从统一初期的约40％降至近十年的不足15％。基础设施投资集中在北方的萨那及周边，南方的重镇亚丁港却逐渐破败。这种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边缘化，使得南方分离主义情绪日益强烈。
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标志着也门统一进入最后的崩溃阶段。胡塞武装在控制区推行一套与传统治理完全不同的体系：宗教法庭取代世俗司法、宗教学校成为教育主体、宗教民兵成为安全力量核心。这种治理模式对南方民众而言是完全陌生甚至反感的。胡塞武装对北方也门长达十余年的统治，已经深刻改造了北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即便未来某个时刻胡塞政权垮台，北方也已经不再是1990年统一时的那个北方，已经变成一个新政治实体。
与此同时，南方在阿联酋支持下逐步完成“准国家化”进程。2017年成立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从松散的政治联盟发展成为具备行政、军事、财政能力的治理实体，并控制了亚丁、哈德拉毛、马哈拉等南方核心省份，建立了独立的税收系统、港口管理体系、安全部队。南方过渡委员会成功地将“恢复南方国家”的叙事与现实的治理能力结合：不仅告诉南方民众“我们应该独立”，更证明“我们有能力独立”。
从物质基础来看，目前的货币体系分裂最为直观：萨那的里亚尔汇率约535里亚尔兑1美元，亚丁则超过2800里亚尔兑1美元。同一种货币，在两个权力中心的定价相差约五倍。南北方的财政收入来源也完全不同：北方依赖荷台达港关税、宗教税，以及伊朗援助，南方依赖亚丁港关税、油田收入，以及阿联酋与沙特的财政支持。两个权力中心各自支付自己控制区的公务员工资、维持自己的安全部队、提供自己的公共服务。
军队的分裂则更加彻底。胡塞武装在北方建立了约20万人的武装力量，南方过渡委员会在南方控制约4万人的安全部队，其他名义上效忠政府的军队碎片化为多个派系。也门已经不存在一支“国家军队”，只有多支效忠不同政治实体的武装力量。
当一个国家的货币、财政、军队、司法、教育等核心国家职能已经分裂运行长达十余年，当两个权力中心各自拥有稳定的外部支持与内部治理能力，当民众的国家认同已经从“也门人”退化为“北方人”或“南方人”，“统一”早已名存实亡。
多方博弈
也门内战长期被视作沙特与伊朗的代理人战争。北方的胡塞武装一直从伊朗获得稳定支持。伊朗对也门的主要投入不是经济援助，而是战略投资。通过支持胡塞武装，伊朗在阿拉伯半岛南端获得了一个可以威胁红海航运、牵制沙特与以色列的战略支点。
但从2025年开始，阿联酋积极介入了也门的南方事务，并与沙特的也门改造计划产生冲突。沙特的核心关切是边境安全与遏制伊朗影响力扩张，希望也门出现一个统一但弱化的政府。而阿联酋更关注亚丁湾与红海的航运控制权，以及在也门南部建立长期战略支点的可能性。这种利益分歧在2025年12月已经公开化，南方过渡委员会向东扩张的举动被认为触及了沙特的安全边界，沙特的支持力量随时可能与南方在边界地区开战。
这种分歧对也门分裂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削弱了“反胡塞联盟”的内部协调能力，使南方阵营更加碎片化；另一方面，它也为南方过渡委员会提供了更大的自主空间——当沙特与阿联酋存在利益分歧时，南方过渡委员会可能在两者间寻求平衡，避免完全被任何一方控制。
西方国家则既需要维护红海航道安全，又要在地区停火与人道援助上进行多方协调。美国在也门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最具代表性：一方面于2025年初将胡塞武装列为“全球恐怖组织”，另一方面又在红海危机中被迫与胡塞武装进行间接谈判以保障航运安全。这种“法律上制裁、现实中妥协”的悖论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
可能的分裂路径
按目前的局势进展，也门的分裂不会以某个“独立宣言”的戏剧时刻突然到来，而会以更隐蔽但更难逆转的方式落地固化，如货币继续各行其是、港口各收各税、军队互不买账、外交各说各话。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会不会分裂”，而是“分裂会以什么形式进行”。
分裂的第一条可能路径是事实分治的制度化，即南北双方不宣布独立，但继续强化各自的治理体系。南方在亚丁、哈德拉毛、马哈拉等地建立完整的税收、司法、教育系统；北方在萨那继续巩固胡塞武装的宗教化治理结构。两者之间出现一条“冻结边界”，大致沿马里卜—塔伊兹一线延伸。边界两侧保持最低限度的商业往来，但政治整合完全停止。
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可能被迫接受现实。联合国在萨那与亚丁分别设立办事处，分别与胡塞武装和南方过渡委员会谈判人道援助；跨国公司在两地分别签订独立合同；外国政府在航运安全、人员释放等议题上进行“双轨外交”。没有人正式承认分裂，但所有人按照“两个也门”的现实行事。
第二条可能路径是南方过渡委员会单方面推进政治独立，比如在控制区举行“南方人民大会”，宣布成立“南也门临时政府”，或推动某种形式的“公投”。这种单方面行动的目标不是立即获得国际承认，而是将既成事实推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
但这条路径风险巨大。沙特担心南方完全独立会削弱自己在也门的影响力，可能对南方过渡委员会施加压力。此外，南方内部也存在派系分歧。并非所有南方武装力量都完全服从南方过渡委员会，亲政府的军事力量随时可能发动反击。一旦南方陷入内耗，胡塞武装就可以坐收渔利。
第三条可能路径是通过大规模战事重划边界，南北方彻底决裂。在这种最坏的场景下，胡塞武装和南方过渡委员会可能在也门政府军控制的马里卜或沙巴瓦等东部战略要地发生直接冲突。由于该地区的“背后金主”是沙特和阿联酋，所以冲突大概率不会升级为全面内战，而是保持在“有限战争”的范畴内，即双方通过局部军事行动重新界定控制范围，然后在新的边界线上达成停火。
无论哪种路径，红海航运的安全成本将长期维持在高位。胡塞武装控制荷台达港和萨那，拥有威胁曼德海峡的能力；南方过渡委员会控制亚丁港，拥有在亚丁湾制造混乱的能力。双方都可以通过“周期性制造风险”来换取谈判筹码或经济利益。2025年12月，航运巨头马士基完成了近两年来首次红海航行，但这不是“恢复常态”的信号，而是“试探性通航”的开始。航运公司、保险公司、货主都必须接受一个现实：红海不再是“安全航道”，而是“可管理的风险航道”，需要为此支付长期溢价。
（作者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智库中东研究所执行所长）
发于2025.12.29总第121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也门：分裂进行时？
作者：朱兆一
编辑：徐方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