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当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实力时 理想主义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理想主义 而现在唯一清楚的是 美国没有足够的实力
美国回归现实主义
文/埃里克·波什纳
发于2021.10.4总第1015期《中国新闻周刊》
美国总统拜登为从阿富汗撤军辩护的演讲，宣告了美国外交政策与理想主义传统的决裂。这一传统始于伍德罗·威尔逊，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
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实践上，美国的理想主义都反对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在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中，国家不得干涉别国内政，和平通过维持均势实现。威尔逊试图用国际机构管理的普遍正义原则取代这一体系。“二战”期间，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中重申了这些理想，宣布自决、民主和人权为战争目标。
但冷战期间，美国奉行坚定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以国家利益为中心，支持或容忍那些反对苏联的独裁政权。美国对人权的承诺始于其处于弱势之时。在越南的军事和道德灾难之后，吉米·卡特总统和美国国会试图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注入道德核心，开始动用人权话语。罗纳德·里根总统将人权视为打击苏联的方便的修辞武器。但两位总统都继续支持符合美国安全利益的独裁政权，也都没有使用武力来推进人道主义理想。美国领导的人道主义干预时代，等到冷战结束后才到来。
美好的言辞超越了现实，但现实确实发生了变化。作为唯一的全球霸主，美国发动了众多大大小小的战争，其中充斥着务实的安全利益和理想主义的言辞。在巴拿马、索马里、南斯拉夫（两次）、伊拉克（两次）、利比亚、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美国以国家安全和人道主义为由发动了军事干预。不干预 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可能是这一时期后果最严重的事。
所有这些引起了人们对国际法和法律机构的极大兴趣。众多国际法庭被建立起来，并催生了常设的国际刑事法院。如今，每所西方大学都有某种形式的人权中心，这是那个时代理想主义的证明。
很明显，特朗普否定了这种人道主义或准人道主义军事干预的传统，但拜登强行放弃这一传统多少有点令人惊讶。在演讲中，他一再强调确定和捍卫美国“重大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国家”这个词很关键，拜登毫不隐讳。
在阿富汗引入民主、帮助妇女摆脱中世纪的神学政权、教育儿童或帮助防止另一场内战，这些都不是美国的重大利益。他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是“为了结束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塑其他国家的时代。我们在阿富汗看到了反恐任务——让恐怖分子停止袭击——转变为镇压叛乱、国家建设，试图建立一个民主、团结和统一的阿富汗。这是阿富汗历史上几个世纪以来从未做过的事。改变这种心态和大规模的军队部署，将使我们在国内变得更强大、更有效、更安全”。
拜登还表示，人权仍将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核心”，可以使用经济手段和道义劝告来促进人权。这一主张与他“重要的国家利益”应采取军事干预的声明相矛盾。为何重要的国家利益不能同样采取非军事干预形式？显然，人权和其他道德理想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已被降级。唯一的问题是，这些言论是否会降调以适应新的现实。
无论如何，当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实力时，理想主义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理想主义，而现在唯一清楚的是，美国没有足够的实力。随着阿富汗落入塔利班手中，美国实力的局限变得显而易见。
许多人，不仅仅是敌对国家的领导人，将对美国的报应拍手称快。
（作者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新著《煽动者的战术板：从国父到特朗普的美国民主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