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中传,永远的广院

黄卫  2024-09-26 16:45:29

据说,广院名师苗棣有句名言:“广院每年都长得不一样。”

 

的确,假如一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生回到母校,从北门进来,很可能会发现自己连一条路、一栋楼都不认识,直到快走到南门才会如释重负地看到熟悉的主楼。但其实它早已归某个学院所有,虽然墙上“主楼”二字犹在。

 

今年9月,由“广院”(即北京广播学院)进阶而来的中国传媒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学校70年专注于广电乃至传媒教育,如今在校生规模已近两万人。有人戏言,你只要在一个媒体人扎堆的屋里随便一打听,十人里可能少说有三四人出自这所学校。

 

每个人心中对这所学校的印象可能大不相同,甚至不乏我的广院、你的中传互不买账者,然而多数人还是觉得,尽管时代在变,一切都在改变,但还是会有一些东西沉淀下来。

 

“我觉得再卷,广院也应该有点儿开放的基因在。”白岩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又加重语气补充道,开放一定伴随包容,否则“不行”说多了,“行”也就没了。

中国传媒大学2022级新生开学典礼。供图/中国传媒大学

 

两度撤销,两度复校

 

无论哪一代人提起广院,即便是近些年刚进中传的新生,都会在一点上找到共同语言,那就是“小”。

 

1959年是广院开办本科后第一次招生。整个学校就是一栋灰色五层楼,一层是食堂,二层是办公室,三四层是教室和实验室,五层是学生宿舍。“大灰楼”呈马蹄形,中间环抱着的篮球场就是全部场地。难怪天津来的同学惊呼:“这是大学吗?简直是个小饭锅!”

 

然而,就是这口广院起家的“小饭锅”,已是“三级跳”的成果了。

 

1954年3月,“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在北京良乡发射台成立,就设在原来存放旧设备的大仓库内。这里,才是广院70年进化史的真正起点。

 

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开播,电视这一新事物出现在地平线上。培训班顺势升格为“北京广播专科学校”,学历为大专。

 

1959年上半年,借着广播事业“大跃进”的东风,学校获批扩建为本科院校。至此,北京广播学院正式诞生。

 

59级共招收573名本科生,分新闻、无线电和外语三个系。其中,新闻系四年中竟然分了六次班,可见初创时期的跌跌撞撞。但新闻系学子们的集体记忆却被一个人点亮,这就是温济泽。

 

温济泽原是中央广播事业局主管对外广播的副局长,温文尔雅,一派学者风范。他被划为右派,1960年调到广院新闻系。有一次,青年教师吴军听见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左荧称他为“温济泽同志”,感到吃惊,私下问左荧,左荧诡秘地笑笑说:“你太年轻,还不懂……将来总会弄明白的。”或许,正是广院创建者们多的这一分通透,使得包容文化一以贯之地传递下来。

 

很多人回忆,温济泽讲课旁征博引,语言干净生动得像一篇可以直接播出的稿件,一堂课下来就像一场知识和精神的盛宴。他还出面请来吴晗、许涤新、任继愈、王子野、韦君宜、赵树理等大学者做讲座,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59级新闻系的姜平章称温济泽是点燃他们生命之火的人。他感叹,温济泽任何时候都不惊不惧,眼里有光,仿佛“内心有某种矿源”。有人说,温济泽被打成右派的不幸,成就了59级、60级、64级、65级新闻系学子们的大幸。

2014年9月,广院第一届本科生(59级新闻系)返校参加校庆60周年活动。图/《灰楼岁月》

 

细心的人可能会注意到,中间缺了几级。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广播电台压缩,电视台偃旗息鼓。按照要求,广院1961年和1962年没有招生。更严重的是,上级通知广院于1964年结束办学。

 

广院人很快找到了一个新的存在理由:对外广播缺乏人才,尤其是小语种人才。经力争,加上1963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国务院下达了《关于恢复北京广播学院的通知》。到1965年,广院已开设23个小语种专业,成为全国培养非通用语人才的五大基地之一。

 

早期的广院实在太小太轻量了,每当暴风骤雨来袭,根深叶茂的可能只是“遭遇严重困难”,于它就可能是灭顶之灾。但这似乎也给它带来了一种很强的韧性,严冬一过就重新冒头,春天一来就赶紧生长。

 

同样的一幕,“文革”中又重演了一次。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北京广播学院。不久中美关系破冰,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周恩来的过问下,1973年3月广院又恢复了。

 

一口“小锅”是无论如何支撑不了学校的发展的。学校四处觅地,几次与理想地段失之交臂,1965年终于趁着北京石油学校整体迁往东北之际盘下了它的校园,作为东校区。复校后,学校整体迁入东边,这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定福庄东街1号。

 

广院之春

 

如果灰楼时期广院给人的强烈印象是“小”,那定福庄时期则是“偏远”。北京高校集中在西边的海淀区,广院却几乎孤悬于东五环外,很长时间周围全是农田,路上跑着骡马车,交通极其不便,十足的荒郊野外。

 

或许因为这种偏远荒凉,一到春天,那种生机勃勃的萌动感就愈发强烈。尤其是,广院还有一道独特的风景。

 

83级电视系学生、学生会文艺部部长陈临春发现,不知是不是春天来了引起荷尔蒙变化,他无论走在路上,穿过小树林,还是在食堂和水房,都能听到播音系男生们在“咿咿啊啊”地练声,练着练着就用他们充满中气的声音引吭高歌起来。

 

这届学生会是新近换届成立的,各部门暗自较着劲。外联部请来谢晋等大咖做讲座,听者趋之若鹜,文艺部也组织了一次校园吉他大赛,却反响不大。陈临春想到,既然有播音系这样的天然优质资源,搞个“‘广院之春’学生歌手大奖赛”能不能扳回一局?

 

开局并不理想,只有十四五个人报名。陈临春心想,观众能把小礼堂坐满就算成功。结果观众不断拥进来,很快把788座的小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要知道全校学生也不过一千来人。

 

新落成不久的小礼堂实际上是间大教室,讲台又低又浅,与观众席几乎没有界限。舞美和音响都很寒碜,只有舞曲当伴奏带,有的选手也唱得实在不敢恭维,引来阵阵哄笑。有人把喝完的空饮料瓶子随手扔上去,没东西可扔了甚至脱下鞋往台上扔。有这样的“珠玉”在前,现场报名参赛的排起了长龙。

 

当晚39个选手唱了四个半小时,几乎没有观众中途离场。比赛结束后,陈临春与张歌东等人收拾完筋疲力尽往寝室走时,已快凌晨1点了。平时7号楼和8号楼(当时广院仅有的男女生宿舍楼)早已漆黑一片,那晚却灯火通明,笑语喧哗,今夜无人入睡。那一刻给陈临春带来的震撼,隔着40年的岁月依然鲜明无比。

 

那一天是1985年4月26日。从此,纸飞机漫天飞舞、哄台声震耳欲聋、创意不绝的“广院之春”时代正式宣告来临。康辉曾回忆,有一次他和叶蓉一起担任主持人,上台前对自己说的话是:“不管怎样,把话说完。”

 

陈临春认为,“广院之春”如果在科班艺术院校可能就得挨骂,会被认为是胡闹,是亵渎艺术,但广院的土壤不同。就以陈临春自己所学的专业“电视剧导演”而言,那时电视剧刚刚兴起,没有自己的学科体系,所有东西都是从戏剧和电影那里移植过来的。“你怎么天马行空,老师都鼓励你。广院的教育特点就是鼓励创新。”

 

白岩松正是在“广院之春”启幕这一年考入广院新闻系的,他称之为在最好的年华与一个美好的年代正面相遇。

 

新闻课上,老师讲的都是国际上最新鲜的案例。那时正是“文化热”时期,新思潮层出不穷,每隔几天就有讲座,每个人都憋着写诗。白岩松是学生会外联部成员,他记得有一次和同学跑去北影厂请梁晓声来做讲座,向门卫问到地址,敲门无人,就坐在阳光下等他回来。就是这么简单,人就请来了。

1989年毕业前夕,85级新闻班足球队在学校球场拍了一张告别照。图中穿蓝色球衣者为白岩松。图/受访者提供

 

1987年,丁俊杰从新闻系毕业。他本想去媒体工作,被老师曹璐一番“能解决北京户口、适合当老师”的说辞留了下来,成了白岩松的班主任。

 

新闻系在广院是个“母系”,1980年后它先裂变出了播音系、文艺编辑系、电视系,又裂变出了新闻研究所。赵玉明、王振业和曹璐这三位系领导年龄加起来超过150岁,却把目光投向了最前沿的广告学。那时广告刚进入中国不久,每每引起现象级传播,如雀巢咖啡的“味道好极了”就成了流行语。

 

丁俊杰参与了广告专业的筹建。他们面向社会举办广告短训班,把周传基等大牌教授请来授课,自己也拿着小本在下面“偷师学艺”,转身就教给1989年招进来的第一届广告专业本科生。

 

曹璐等人眼光很准,中国广告业一路高歌猛进,但形成悖论的是,一些老师反而接连流失。1992年,丁俊杰也想走。一家广告公司聘他当策划总监,月薪税后3709元,赶上他一年的薪水了。回到学校,他开始办理辞职手续。曹璐约他,他躲着不见。但一天傍晚,曹璐来敲他的宿舍门了。不用说,这一次他又没走成。在巨大的收入落差下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除了曹璐打的“感情牌”外,还有一个原因。

 

丁俊杰毕业那年暑假,有一天曹璐气喘吁吁来找他,让他赶紧拿上笤帚和桶跟她去7号楼。原来,丁俊杰班上一个同学离校前在宿舍墙上写了一句骂学校的话,被人举报了。他们赶在学校保卫人员到来前及时擦掉了字迹,这个学生的工作分配才没受到影响。

 

这样的老师和系领导,让丁俊杰信服。多年后回头看,他觉得曹璐是对的,学校确实适合他。1998年他成为最年轻的二级学院院长,2005年当了副校长,现在仍在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位置上工作着。

 

王纪言也是这样一位影响了很多人的老师。他20世纪80年代曾担任电视系主任,此后又当过6年副院长。用88级外语系女生陈鲁豫的话说,王纪言为人随和,但“再吊儿郎当的男生在他面前也是挺胸收腹的”。

 

陈鲁豫讲的一个故事是,有一年夏天男生流行敞着穿衬衫,只在肚脐上面勉勉强强系一个扣子。一天几个男生就这样晃着走过来,迎面碰上王纪言,王纪言指着其中一个说:“哎,一点儿胸毛都没有,就别敞着了。”男生们的扣子就这样系上了。经向王纪言本人求证,故事基本属实,但扣子没有那么低。

 

1996年,王纪言离开学校,参与创办了凤凰卫视。凤凰卫视节目管理的关键岗位主要是由广院人搭班子的,钟大年是电视系主任,刘春是王纪言的研究生,程鹤麟是电视系毕业生……数不胜数。

 

奇特的是,在学校里没人管王纪言叫院长,年轻的叫“王老师”,年长的叫“纪言”,但在凤凰卫视“院长”倒成了他的官称,连台湾地区来的吴小莉都跟着这么叫。王纪言自己也挺喜欢这个很特别的称谓,因为有跟母校的连接感。

 

熟悉王纪言的人说,他长袖善舞,“走到哪里都能把人招呼起来”。他的研究生王峥说,自己在广院学到的最经典的教学案例可以叫做“人脉对于人的职业生涯有多重要”,在这一点上她和同门师兄张绍刚都深受王纪言影响。

 

王峥研究生毕业后在王纪言的推荐下进了中央电视台文艺部,2000年创办了《艺术人生》栏目。她说,自己这辈子好像一直在与同学一起工作,不是师兄就是师妹,“特别容易攀亲戚,活儿特别好干”。大家就像长在同一个生态系统里,产学研一体,同呼吸共命运,这一点与其他高校都不太一样。

 

上“211工程”的车

 

但是传媒这个生态系统是说迭代就迭代的。1993年,就是这样一个重要节点。

 

1993年1月,广院领导班子换届,院长常振铮离任,54岁的党委书记刘继南兼任院长。也许是命运的巧合,2月国家就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拉开了“211工程”的大幕。刘继南反应迅速,3月就在学院党代会上提出了向“211工程”迈进的目标。据时任副院长周铜山回忆,当时广电部教育司领导表示怀疑,你们连个博士点都没有,在校生只有一千多人,七八年后就要进入“211工程”行列,这不是白日做梦吗?

 

但刘继南一向相信事在人为。一位部门负责人曾在校办工作,他告诉记者,刘继南是一个有战略眼光,同时又有战术打法的人。她过人的精力更是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一天夜里快1点了刘继南给他打电话,让他来一趟她办公室。

 

很多人都用了“坚忍不拔”来形容刘继南的性格,当然也不乏“一言堂”的微词。为了落实一笔大资金,她曾找过16位司局长和部领导,并在其中一位的楼前从上午八点半蹲守到中午十二点半。

 

说到底,钱才是关键。学院成立了董事会,由当时广电部一位副部长担任董事长,董事单位遍布全行业。通过不断争取,广电部设立了“教育专项补助金”,用于支持部属院校向“211工程”迈进,资金主要从中央电视台广告利润中按2%比例征收。从1994年至2002年,广院共获得3亿元补助,占这项资金的三分之二。

 

“211工程”的方针是鼓励联合办学乃至合并,原则上“一部一所、一省一所”。最初设想的是,广院与同属广电部的北京电影学院合并,共同申请,但因北电一些老教授不同意合并而落空,时间也耽误了。广院也一直酝酿与相邻的北二外合并,但当时北二外属国家旅游局,主管部门不同,所以双方虽有意,却难成好事。

 

截至1998年7月,有100所高校通过了主管部门预审。不出所料,广院没有搭上这趟超级列车。“211工程”主体告一段落,但留了一个口子,即鼓励地方或主管部门自行增加投入,建设重点学科,今后可纳入国家统一评审验收,“滚动进入”。

 

刘继南又看到了新的机会。学校决定集中资源抓重点学科建设,尤其是争取博士学位授权点实现零的突破。但时任国家教委领导率“211工程”办公室来视察时,对广院的申博计划并不支持,说博士点已经封口了,我们不再批新的博士点,你们新闻学要博士点,可以跟中国人民大学合作;播音要什么博士点?播音员不需要博士。

 

丁俊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委领导走后,在一个小范围会议上,刘继南问大家怎么看,丁俊杰垂头丧气地说,领导都说封口了,咱们只能想别的办法了。刘继南说:“瞧你这点出息!我告诉你,在咱们这儿,上面让你干的,你干成了没什么可骄傲的;上面说这事儿不能干,但又是好事儿,你干成了那才叫有价值!”丁俊杰当时就被震了,没想到还能这样看问题。

 

这事儿果真就干成了。1998年,学院“申博”成功,有了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两个博士授权点。

 

刘继南不断给中央领导和主管领导写信。1999年初,她在给李岚清的信中写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坚信,当21世纪的曙光在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北京广播学院这朵奇葩将在‘211’的百花园中艳丽夺目。”

 

新千年到来时,梦想果真开始照进现实。

 

2000年,广院结束了40多年行业办学历史,从广电总局划归教育部主管(由双方共建),进了“国家队”。

 

2001年9月,广院通过教育部专家组验收,正式进入“211工程”重点院校行列。

 

2002年,中国矿大北京校区东校园整体并入广院,广院校园由326亩扩大到670亩。

 

这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变身的高潮,是2004年9月广院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

 

改名已酝酿多年。一些老校友坚决反对,教育部一些领导也并不支持,说广院是很好的名字,像麻省理工学院不也叫学院吗,干吗一定要改成大学才好。有位与刘继南相熟的老校长还直言不讳地批评她,干了件“伤天害理”的事。但大多数师生是支持的。在他们看来,“北京”到“中国”,“广播”到“传媒”,“学院”到“大学”,这是妥妥的三重提升,看谁还问你们学校是不是电大。

 

对录音艺术学院02级学生王公冠来说,改名更多了一层复杂滋味。录音艺术学院在学校里一向让人高看一眼,又小又骄傲,现在并入影视艺术学院,连名字都没有了。本来男女生都住在梆子井学生公寓,不久前女生搬到中蓝公寓了。他将这些心情写成原创歌曲《我来广院那一年》,在2005年“广院之春”中夺冠。

 

那年的“广院之春”也恰好是一道分水岭。之前决赛都在小礼堂举办,那次开始移到中传礼堂,是那种高高的大舞台了。王公冠身穿白色短袖外搭黑色马甲,坐在钢琴前自弹自唱,娓娓诉说。现场没有纸飞机乱飞,只有掌声和一阵阵尖叫声。很多人热泪盈眶,代入他的歌声中:

 

我来广院那一年

这儿还叫广播学院

我的宿舍还在你的对面

时间在变,在改变

这儿变成传媒大学

是否这样真的好过从前

中传时间

 

是否真的好过从前,各人有各人的答案。

 

前述曾在校办工作的部门负责人回忆,刚划归教育部时,学校交过去的文件经常被打回来,说怎么这么不规范,慢慢地学校开始适应新的角色。“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躲进小楼成一统’,你要跟时代、跟社会、跟国家战略接轨。但我们还是人文艺术气息比较浓厚的学校,学生们还是随性、自在的。”

 

刘继南提出,过去广院在广电部四校中是老大,在北京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到了教育部,在71所大学里排尾,要寻找特别视角,做出有创意有胆略的事,让国内外同行耳目一新。

 

学科建设无疑是重中之重。2002—2004年教育部学位中心首次开展学科评估,新闻和影视艺术是中传的传统优势学科,但这轮评估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前10名中都见不到中传的影子。但到2009年第二轮评估时,中传的新闻传播学专业就跃居第二,仅次于人民大学;艺术学也高居第二,仅次于清华。

 

故事可能要从一本刊物讲起,这就是《现代传播》。1997年底,胡智锋被调来主持《现代传播》。他首先给了摇摆不定的《现代传播》一个精准的定位:传媒学术大刊,比业界刊物学术,又比学界刊物更专注于传媒。当时正是电视大发展阶段,《现代传播》很快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模式:发现一个新锐节目就组织专家做调研,开现场会,再整理出专题,如《南京零距离》的“民生新闻”概念就是他们首先提炼出来的。2004年开始,胡智锋每年代表刊物与一位传媒机构老总进行“中国传媒年度对话”,梳理上一年的传媒发展景观,展望下一年。这不但成为业内的必读材料,也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

 

到2006年左右,《现代传播》开始声名鹊起,逐渐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权威期刊。2007年,胡智锋成为戏剧与影视学第一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一个长江学者能给学科带来非常显著的加分,这推动中传的艺术学一跃而为第二。同时,《现代传播》作为一流学术平台,也强力助推中传的新闻传播学实现跃升。

 

胡智锋2016年离开中传,赴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后又担任北京电影学院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戏剧影视学的两个双一流A+学科,一个在中传,一个就在北师大。胡智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时代高校比拼的就是学科,因为国家要往高精尖发展,就需要学科发展引领。

 

此后几轮学科评估中,中传的新闻传播和戏剧影视两个学科一直保持着A+。一所高校拥有两个A+学科是什么概念呢?上一轮(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拥有超过两个A+学科的高校,数下来也只有约22所。最新一轮(第五轮)学科评估中,中传已发展为拥有5个A+学科。

 

A+多了,但更不能忽略的是,AI来了。没有哪一个行业能免于冲击,对“媒介即讯息”的传媒界就更不用说了。现在中传提的是:“要么灭顶,要么冲顶。”学校一位中层干部说,他们现在危机感特别强烈。

 

曾经得风气之先的广告学,在新媒体技术壁垒和大数据算法的冲击下,如今连理论根基都动摇了。中视雅迪首席策略官衡晓阳是广告专业首届毕业生,见证了业界的崛起和巨变。他说,现在互联网大厂的广告份额已占到百分之七八十,原来电视台占百分之七八十,而现在一些地方台几乎没有广告收入了。

 

衡晓阳说:“以前广院和广电的关系特别紧密,几乎前店后厂。你说这是师哥师姐,大家就有了亲近感。现在去互联网平台,人家介绍你是老前辈、行业专家,结果被那些小孩一顿‘爆碎’。再一聊,你发现他们也是传媒大学毕业生。原来那种归属感,现在不太有了。”

 

对于当年亲历的那场电视盛宴,王峥现在只是简单地用了“热闹”一词来形容。她永远对新媒介充满好奇,热衷于写一篇能挣900块钱的小红书,笑称:“最后没内容了,我把自己做成内容。”

 

陈临春参加过18届春晚,是2008年、2011年和2021年春晚总导演。他说,现在中传毕业生的理论水平和眼界都比他们那时强太多了,但问题是,如今电视已远离很多人的生活。“现在属于一个十字路口,就是你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但是,视听还在,它没有落伍。抖音为什么那么火?它不也是视听吗?只不过它越来越短。这就需要你用所学的东西去做出一种新的作品来。”

 

王公冠后来做过两届春晚歌舞总导演,目前在做文旅演艺。他后来回去看过“广院之春”, 一看就经过精心策划,有很多环节,越来越像晚会,让他想起黄舒骏的一句歌词:只有流行,没有音乐。

 

“纸飞机照样扔,只是没以前那么火爆了。你想学生就没那么火爆,现在的孩子们比较自我,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没那精神去起哄,不像你们读书那时候了。”85岁的动画学院督导组专家李献文说。

 

李献文一辈子最大的官儿是教研室主任,60周年校庆时获评“60年60人”突出贡献奖,直到现在依然活跃在教学一线,自称是“永远的教书匠”。她说,教书就是她的命根,学生就是她的宝贝,就这样,过得特别好。

 

白岩松作为校外导师带的一个跨校小班,今年已是第13期。这个班每年从新闻传播学类研究生里招,北大、清华、人大各2名,他的母校中传5名,共11人,一支足球队的数量。这个小班,他取名叫“东西联大”。上课的内容就是分享新闻业务,读书,看纪录片,听摇滚,聚会。第3期毕业生杨智杰说,到现在依然觉得这个班的师生像家人。

 

白岩松每年陪着学生们一起毕业,很清楚现在越来越“卷”的就业环境。他告诉学生,坏消息是新闻在缩小,好消息是传播在扩大。他说:“你不能‘画饼’,只能陪伴。”

 

决定办这个小班是2012年的一天晚上,白岩松在看《燃灯者》,看到一半就决定,第二天就开始做这件事。那时他经常受邀到高校做讲座,在大礼堂里面对着几千人,但他觉得,这虽然能影响人,却不可能形成“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是你生命的一部分”那种连接,就像那些燃灯者与弟子之间的关系。

 

被白岩松称为“恩师”的曹璐就是他生命中一位燃灯者。当年他在曹璐等老师身上看到,教育所传递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知识,是爱。这份礼物,他想传递下去。

 

(本文参考了刘继南《教育与传媒》,白谦诚、陈继东《灰楼岁月》,广院老教授协会《纪念建院50周年文集》)

 

发于2024.9.30总第115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广院”进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