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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岁老红军王定国:西路军战友是她深藏的痛

宋春丹  2020-06-28 14:20:01

“我和谢老就没有结婚证,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套呢! 我们讲的是历史, 应该正视历史,承认历史。”

  1981年11月,王定国(中)与红四方面军战友刘瑞龙、江彤夫妇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老红军王定国的西路军情结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0.6.22总第952期《中国新闻周刊》

 

  母亲王定国去世后,前来吊唁的人让谢烈深受触动。红军女将军张琴秋的外孙刘秉宏在灵堂前痛哭流涕,谢烈从没见他这样哭过,把他扶出灵堂后,他又回去站着接着哭。

 

  刘秉宏本来办好了车证和手续,准备去参加原定于6月15日上午9点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的王定国遗体告别仪式,但因为北京疫情突变,除直系亲属外,其他人不能参加了。这让刘秉宏以及众多准备参加告别仪式的红四方面军、“河西走廊”红军、新疆“新兵营”以及西路军等几个群体的后代们都深感遗憾。

 

  “西路军后代对王定国的感情都非常深,因为她就像一面旗帜。”刘秉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又一次营救”

 

  1980年5月,为撰写《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甘肃省社科院研究员、后任兰州西路军研究会名誉会长的董汉河来到北京东皇城根街46号王定国的家中采访。

 

  窄小的客厅里,有关谢觉哉的资料从地板摞到天花板。王定国耐心细致地向董汉河讲起当年西路军兵败后她如何被俘,又是如何反抗,咬敌人的手指。她腾出家里的客房让董汉河住下,让他安心在北京采访。

 

  她还亲自带着董汉河,坐公交车到李卓然、刘瑞龙等原西路军将领家中采访。车上没有座,67岁的王定国用手扶着车门口的立柱站着。董汉河想介绍一下她的身份请大家让个座,被她阻止。她说她可以要车出行,但不愿给公家添麻烦。

 

  那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党史研究还没有在社会上受到重视。王定国给了董汉河1000块钱,说:“现在都不重视党史研究,你要好好干!这是别人给我的润笔费,我用不着,你拿去用。”

 

  1983年秋,王定国和伍修权重访甘肃,到西宁、银川、兰州以及河西走廊等地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实地调查,行程上千公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伍修权担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简称“八办”)处长,曾和王定国并肩营救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战士。

 

  王定国一行到兰州时,消息迅速传开。她先后见到了数十位西路军老战士。大家都非常激动,有的抱头痛哭,特别是被敌人活埋未死的女红军姚玉珍,抽泣得全身颤抖,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当地政府请他们吃饭,有人拿起筷子就哭了,说几十年来没到这样的地方吃过饭。

 

  马玉凤也随母亲安明秀参加了这次重聚。由于被俘过,安明秀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叛徒”,家人都受到牵连。

 

  1983年9月中旬,王定国到甘肃兰州看望红西路军战友。从左至右:李文英、安明秀之女马玉凤、向秀英、王定国、安明秀、张秀英。图/受访者提供

 

  马玉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从小在西路军老红军的圈子里长大,加上自己当时被借调到财贸系统的“整党办”工作,对这个群体的冤屈和困难很了解。老人们聚在一起,只要谈起过去的浴血奋战和后来遭受的不公待遇,就会抱头痛哭。

 

  由兰州市委党史办牵头,在兰州市友谊饭店11楼召开了座谈会,邀请在兰州的几十位西路军老红军参加。

 

  王定国说:“姐妹们,我看你们来了!我其实和你们一样,就是遇到了谢老,我的命运才不一样了。我很想念你们,现在要来和你们见见面。”她让大家有啥说啥。

 

  老红军们纷纷哭着发言。马玉凤也代表母亲发了言,说起西路军老红军们在社会上备受歧视,没有工作,街道瞧不起,民政救济要不上,尤其是“西路军流散红军”的称谓让人心寒。王定国听后说:“大家提出的困难和问题,有机会我会向组织汇报。战败不能怪战士们,那是指挥上的问题。”

 

  回京后,伍修权和王定国给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组织部写了调查报告。报告说:“当初西路军的失败和他们的失散,是特定历史情况造成的,不应由他们本人负责,他们有的曾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有的是上级命令他们‘各寻生路’的。”报告建议,红军西征的失败不应该让这些出生入死的战士们去承担,组织上应恢复他们的名誉和生活待遇。

 

  不久,在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下,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对西路军散失人员的安置办法作出具体规定,为他们恢复政治名誉,发放《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光荣证》,凭《优抚证》享受公费医疗,每月可领取15~45元不等的生活补助,尔后逐年提高。

 

  在马玉凤家人看来,王定国此行是对西路军老战士的“又一次营救”。

 

  但王定国最牵挂的剧团战友、原西路军九军军长孙玉清之妻陈淑娥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当年,王定国与陈淑娥都是红西路军“前进剧团”的成员。1936年12月5日,剧团奉命去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途中被马步芳部队包围。剧团负责人大部分牺牲,余下30多人被俘,王定国和陈淑娥都在其中。当时马步芳用枪杀、活埋等手段杀害了大批红军战俘,一片白色恐怖,但他认为“剧团有用,留着不杀”,强迫他们表演。

 

  因相貌出众,陈淑娥被马步芳手下的马元海看中,要纳她为妾,当时已身怀有孕的她为了保住孩子同意了。不久后,孙玉清被马家军杀害。国共合作后,王定国被组织解救,于1937年9月底来到兰州“八办”工作。

 

  西北解放后,陈淑娥带着与孙玉清所生的儿子刘龙在兰州艰难度日。由于当年没有与孙玉清正式举办婚礼,她的身份长期在“反动军阀姨太太”和“红军英烈遗孀”之间难以判定,刘龙也一直未被认定为烈士遗孤。每次政治运动,他们都会受到牵连。

 

  1988年6月27日,董汉河在北京开完《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作品讨论会,去向王定国辞行。王定国说,青海省邀请她参加8月举行的西路军纪念馆和孙玉清烈士雕像落成仪式,让他回兰州后问问陈淑娥去不去,如果陈淑娥去那她也去,如果陈淑娥不去她也不去了。董汉河转达后,陈淑娥满口答应。

 

  8月13日下午,王定国到达西宁,和当地省市领导一起研究典礼事宜。会后,王定国告诉董汉河,青海方面有人说陈淑娥被俘后除了给马元海当过姨太太外,还和别的反动军官结过婚,她觉得可能不是真的,就是真的又怎么样?要是反过来,陈淑娥死了,孙玉清还活着,可能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她说:“女同志战争中被俘失贞,不是政治变节,不是耻辱,是受的委屈!有些人脑子里的封建思想太严重了!”

 

  陈淑娥和刘龙抵达青海后,王定国做陈淑娥的工作,劝她还是要体谅青海方面的安排。

 

  8月15日上午,举行了西路军纪念馆落成典礼。来宾们瞻仰完西路军烈士墓后,陈淑娥才在两个陪同者的搀扶下围着墓转了一圈。

 

  下午又举行了孙玉清雕像落成仪式。孙玉清生前没有留下照片,其塑像是根据刘龙的样子雕刻的,但刘龙却没能参加揭幕典礼。第二天才派车接陈淑娥一家人去参观了纪念馆和雕像。

 

  当天,王定国半夜披衣到陈淑娥住处谈了一晚上,然后告诉董汉河:“你和陈淑娥谈一谈,替她写一份申诉书,如果青海不给解决,就让甘肃解决。”

 

  董汉河和陈淑娥谈后,写好申诉信,由王定国递交给了甘肃省。她找到甘肃省民政厅领导,认为应该承认陈淑娥的革命烈属身份,对方表示没有结婚证无法证明,王定国说:“我和谢老就没有结婚证,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套呢!我们讲的是历史,应该正视历史,承认历史。”

 

  申诉信经时任甘肃省长陈光毅批示,陈淑娥很快拿到了500块钱慰问金。烈属证书也发放了,持证人是刘龙,还是只字未提陈淑娥。王定国去陈淑娥家里看她,把身上所有东西都送给她,两手空空地回了家。

 

  重访“八办”

 

  2001年4月28日,是兰州西路军研究会成立的日子。刚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工作三个月的朱永光一大早得到消息,王定国从北京抵达兰州,让他去机场迎接。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王定国。她个子娇小,声音洪亮有力,一下飞机就挥手唱起1937年刚到“八办”时唱的红歌。

 

  兰州“八办”有两处活动旧址。西安事变后,为营救在甘肃河西走廊、青海等地失散和被俘的西路军战士,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兰州筹建红军联络处,地点设在南滩街54号。国共正式合作后,办事处对外改名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并于1938年2月迁至孝友街32号。

 

  朱永光带王定国从一处旧址走到另一处。88岁高龄的她毫无疲态,坐在当年的炕上,一遍一遍地抚摸着炕的木沿子,抓着朱永光的手话当年。她说,营救回来的西路军战士就住在院子里,有时能达100多人。

 

  王定国讲故事生动有趣。她讲起193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八办”主任谢觉哉要她到外屋把《民国日报》和《西北日报》找给他,她来回拿了四次都不对。从那天起,谢觉哉每天挤时间,教目不识丁的她识字、学文化。

 

  临走时,她交待纪念馆给当地的十几个西路军老红军每人发放100块钱,纪念馆当时财力有限而未做到,朱永光备感愧疚。后来,纪念馆举办西路军展览,用捐款连续多年为老红军发放100块补助,落实了王定国的嘱托。

 

  92岁重走长征路

 

  新中国成立后,王定国一度很久不敢回老家四川营山。她当初动员参军的400多名妇女,在战争中全部牺牲。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她才决定回去看看。

 

  她和当年的小伙伴见了面。两人曾约好一起投奔红军,但因父母反对,对方没有成行。那时的四川大山里依然在用油灯,聊天中对方说起,听说县城里有个电灯,晚上一拉屋子里就亮,自己想去看看。从那时起,王定国萌生了常回老家、帮老区脱贫致富的念头。

 

  2004年5月,92岁的王定国开始重走长征路。她去老区群众家里调研,把见闻写成报告呈给中央。

 

  第一站是嘉陵江。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战役胜利,长征拉开序幕。喜欢唱歌跳舞的王定国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前进剧团,随军参加长征,翻越了5座雪山,过了3次草地,途中冻掉了一根脚趾。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王定国在自己的自传《后乐先忧斯世事》中写道。

 

  90多岁的王定国头发乌黑。她自己动手染头发,说革命战士就是要有活力有精神。她还能唱出长征路上的歌。

 

  过草地时,树皮、草根、皮带、皮鞋都是红军的“粮食”,王定国所在的文工团编了一首打油诗四处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王定国还带儿子重走了泸定桥。她所在的红四方面军没有走过泸定桥,但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的谢觉哉走过。她在铺着稀疏木板、有些摇晃的铁索桥上走了一个来回,对儿子说:“你们父亲长征时已经50岁了,非常不容易。你们以后也要带着你们的子女来这里,感受父辈的不易。我90岁的双脚也踏过了你们父亲50岁时走过的足迹,我满足了,可以告慰你们的父亲了。”

 

  1937年,王定国与谢觉哉在兰州“八办”结婚,婚后养育了7个子女。二子谢飞是著名导演,执导的《本命年》曾获第4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王定国常常教导谢飞,要好好拍戏,别想着做官。

 

  在家中客厅正中央的墙上,挂着谢觉哉的一幅照片,旁边挂着一幅红底金字的绣品,上面绣的是王定国写的一段祝词:“谢觉哉,自从我们在一起,不觉已近二十年,互相勉励共患难,喜今共享胜利年,今逢你七旬大寿,我无限的欢欣,正当可爱的春天,正值祖国的建设年,花长好,月长圆,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祝你万寿无疆,祝你青春长远。定国,1953年5月15日。”

 

  1971年,谢觉哉去世。按规定遗属可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提出,自己有工作,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她随即遣散了秘书,退掉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99岁时,王定国还在植树造林。被问及长寿秘诀,她说,自己一直记着谢觉哉生前常说的“养生之道”:当勤厌惰,宜成习惯;不急于成功,又不喧噪;心中经常满足,勿生不平之念。

 

  西路军的王妈妈

 

  王定国去世几分钟后,北京西路军研究会会长胡滨江就接到了谢家的电话。胡滨江的父亲、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副部长的胡正先也是老红军、西路军老战士,今年103岁了。近十多年来,他每一年都要和自己的生死之交王定国见面,用力地握手,共忆往昔。

 

  1970年代初,胡滨江第一次见到了王定国。她回忆,王定国非常有活力,最困难的时候工资不高,钱不够用,她就在家后院的一片小空地上自己种菜,自己缝衣服。

 

  2015年,北京西路军研究会会长胡滨江去王定国家中看望她。图/受访者提供

 

  王定国曾告诉胡滨江,自己对老红军感情最深,觉得有愧于他们,战争年代说革命胜利了就回去找他们,一晃多年过去才实践诺言,如今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们找到。

 

  胡滨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次去河西走廊,王定国都要尽量多带现金,把身上最后一分钱都塞到老红军手上,甚至把身上的衣服脱给他们。回家后,她总是会抹眼泪。

 

  胡忆朝的父亲、原湖北荆州军分区副参谋长胡有贵也是西路军老战士。胡忆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他对西路军的历史知之甚少,很长时期里,西路军问题一直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禁区”。直到2000年父亲去世后,胡忆朝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才了解了这段历史。

 

  胡有贵和王定国是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的战友,1937年西路军兵败甘肃河西后王定国被俘,胡有贵等余部437人被陈云接往新疆,编入新兵营,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

 

  胡忆朝说:“父亲离开河西走廊后再也没回去过,王妈妈等于也替父亲了却了心愿。是王定国这些人的努力,使西路军的历史终于大白于天下,长期笼罩在西路军头上的错误结论得到纠正。”

 

  每年王定国的生日,刘延淮、刘延东姐妹都会为她祝寿。谢觉哉的系列书出版后,王定国给刘延东送了一套,扉页上写着“赠延东”,刘延东要求加上“女儿”二字。

 

  姐妹俩的父亲刘瑞龙曾任红四方面军宣传部长、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兵败被俘后被关在敌人监狱,但身份没有暴露。

 

  当时王定国还在宗教界爱国人士高金城的福音堂医院做护士,她所在的医院中共地下党支部与“八办”配合,从事秘密营救工作。得知刘瑞龙化名“李”姓关在敌人的监狱里,王定国等几人来到甘肃张掖县监狱探监。

 

  王定国将十几块大洋塞到看守手里,说家中有个姓李的舅舅失踪了,想来看一下是不是在这里,看守答应了。她从一个碗口大小的探视口大声沉着地问,这里面有姓李的吗?他是我舅舅,有人看错了人,把他抓到这里来了。里面的刘瑞龙心领神会,立刻拖着手铐脚镣走了过来,双方一眼认出了彼此。

 

  王定国第二次探监时,刘瑞龙秘密传递出重要信息:关在这个监区的还有魏传统、董光益、刘静生、袁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八位红军干部。

 

  由于这些宝贵的情报,经谢觉哉多次交涉,由朱德总司令指名要人,刘瑞龙等人被放回。解放后,刘瑞龙曾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

 

  1988年刘瑞龙去世后,王定国写下一首小诗纪念战友。其中写道:辗转张掖甥认舅,楚囚几度共戚休。患难之交情常在,鞠躬尽瘁亦风流。

 

  在央视“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评选”中,王定国也在候选名单之列。刘延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红军后代都尊称她为王妈妈,我们不光要为她投票,还要为她拉票。”

 

  晚年的王定国一直积极参加公益事业和社会活动,参与创建“中国文物学会”等。中国文物学会原会长彭卿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定国对学会的支持全心全力,影响力不可低估。每当有重要活动,她一到场,总是掌声热烈,满堂欢呼。

 

  刘秉宏的外婆张琴秋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解放后是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刘秉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最初接触到王定国是在1978年。那时,王定国为张琴秋的平反问题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直到2000年以后,刘秉宏才开始真正了解外婆和王定国的故事。长征过草地时,张琴秋让身体虚弱的王定国骑上自己的马,王定国不肯,张琴秋就让她抓着马尾巴走。西征失败后,张琴秋是敌人悬赏1000大洋追捕的红军高级将领,是王定国和战友将她和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进剧团,她才躲过一劫。

 

  伍修权的女儿伍连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西路军战友一直是王定国老人心里深藏不去的痛,她全心全意地为他们奔波,很不容易。“她活了108岁,长寿就是老天对她的最高奖赏。”

责任编辑:郭惠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