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图虫创意
文/杨庆祥
人类最早的语言是什么形态？始于何时？在何处诞生？直到目前这依然是一个无法确证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最早的语言是舌语，曾经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和纳米比亚的一些原始族群中使用；还有一种更有意思的观点是哨音，人类通过模仿动物尤其是鸟类的声音而获得一种信号语言，至今依然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戈梅拉岛一带留存。
严谨的语言学者或许对这些“野观点”不以为然，在更严格科学的谱系中，人类的语言当然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训练，是舌头、咽喉、肺以及大脑海绵体共同进化协同合作的成果，但是神秘主义者也许另有他见，他们或许更愿意信奉那个人的判断：“要有语言，于是有了语言”。
无论语言的起源和诞生如何模糊不清——就像人类的历史一样，谁知道在那幽深的过去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但是有一点确定无疑，人类使用语言，是为了更好地交流、表达和创造。口语与文字的结合被视为人类文明史的重要时刻，《淮南子·本经训》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栗，鬼夜哭”。套用维柯的话来说就是，属鬼神的时代结束，属人的时代来临。
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索绪尔认为语言的一大特征在于“约定俗成”，也就是“符号”和“意义”之间的联系并非唯一，而是带有某种任意性。这是古典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古典时代有一种单纯的信仰，语言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是神圣的、唯一的、不可随意改变和扭曲，好的语言就是为了表达出那种唯一的神圣意义。因此在古典的谱系中，对语言的泛滥化、工具化有着高度的警觉，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大辩若讷”；佛教的基本原则有“八正道”，其中之一是“正语”，即远离一切虚妄不实之语言；马太福音的告诫则是：“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不过遗憾的是，人类从来没有按照智者们的要求来使用语言，就像价值与使用价值相符的商品只存在于理想状态一样，语言在人类的历史上也几乎是以一种现实货币的状态出现：膨胀，溢出，曲解，拜物。在语言的使用中，人类固然展示了其理智、洞见和创造的一面，但也有很多时候沦于盲目、愚蠢和谵妄。这种谵妄症至现代而达高峰，而其高峰之高峰则有二。
其一是将语言视作意识形态的载体，并将其彻底工具化为一种“洗脑术”。纳粹德国在这一点上堪称“表率”，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克莱普勒用词汇表的形式深入分析了纳粹是如何偷换概念和重塑意义，将“语言”改造为一种贫瘠、夸张、假大空的口号和标语。比如英雄，它“原本是一个促进人类事业的行动的实施者”，但是第三帝国的宣传语言却将其滥用于所有参与残忍侵略战争的人，并为此颁发众多的奖章，对此克莱普勒痛心疾首地批判说：“当英雄主义越是沉静，越少面对公众，越少有装饰性的时候，才越是纯洁，越具有意义。……对于正义的、真实的英雄主义，纳粹主义从来就没有公开地提及过。由此，它篡改了整个概念，并毁坏了其名声。”
出于对这一语言控制术的抵抗，后结构主义者们强调语言自身的革命，并以游戏的方式来解构一切确定的价值和意义，其经典表达类似于蒙特•罗赛特在《结构主义者的早晨》中的戏仿——“当我说爱你的时候，事实上我本不应该这么说，对不起，我将把这句话收回，我将从头开始；我又说了一句我爱你，但是经过再三考虑，我似乎也不应该这么表达”。不过可见的历史事实是，后结构主义者的这种“革命”并无显著的政治实效，它倒是在大众文化的层面收获了层出不穷的“跳蚤”：广告语、辩论赛、传销方案、深夜电台、综艺节目以及脱口秀……
似乎没有办法逃离语言通货膨胀的困境，语言的暴力和控制倾向借助发达的现代传媒扩大了它的领地，通过无限的增值、赋值和单一性野蛮繁衍，如帕斯所言的“语言的腐败”已然构成我们这个时代最顽固同时却被视而不见的事实。
忧心忡忡的哲人们将改变的可能寄望于诗人，海德格尔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是：“语言是存在的家，诗人是这个家的看门人。”阿兰·巴丢则认为“诗歌是一个终止点，它使语言停留在自身之内。反对令人生厌的无所不见和无所不言——就是说，炫耀，放松和评论一切。”当无法找到那个“恰当的语言”来表达和言说的时候，诗人和哲人宁可选择沉默。
一个经典的案例是，1966年7月24日，德语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保罗·策兰与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相遇，这一天，策兰受邀在大学进行了一场诗歌朗诵会，而海德格尔是听众。第二天，策兰前往黑森林中心参观海德格尔的著名小屋——《存在与时间》即完成于此。据记载，两个人随后在小屋附近的沼泽地散步，但仅仅走了一半，就像“两枝互不相干的兰花”分道扬镳。这次相遇是现代思想史上的关键性时刻，其蕴含的问题和意义值得反复探究——与语言的运用相关之处在于，无论是策兰还是海德格尔，都可能意识到了通用性的语言无法表达自己。于是，在这次相遇中，诗人选择了诗歌，而哲人，干脆选择了“不说”。或者更进一步，如果考虑到海德格尔对语言作为一种本源性存在的敏感性，他的选择也许不仅仅是出于怯懦或者逃避，而是主动让渡自己言说的权利，让诗人“去说”，因为诗人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现代社会存在的唯一“圣言”：
给这个本子写下
那行关于
一个希望的字，希望
一个思想家今天
把心里的
话
说出来
这是策兰在相遇后写的一首诗，思想家并没有说出来，诗人其实也难以说出来，在重重“伪语言”的包围中，改变和转化已经变得异常困难。在策兰另外一首诗歌《图宾根，一月》中，诗人想到了也许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
要是
要是有一个人
要是有一个人在今天，来到这个世界上，
留着族长们的
光之胡须：他只能，
如果他谈论这个
时代，他
只能
反反复复地
咿咿
呀呀
这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咿咿呀呀”——初生婴儿式的语言，带有某种原始性的语言，拒绝将语言作为宣传、表演、哗众取宠的工具的语言。它可能是舌语、眼语、唇语或者哨音，也可能是一种“赎回（Redeem）”、“觉醒（Awaken）”和“转化（Transfer）”。借助这一神秘的“咿咿呀呀”，诗人不负所望地给我们提供了启示。
如是我闻，在最理想的语言状态中，我们不是需要说得更多，而是需要说得少一些，更少一些，这样，我们才能够从现代社会泛滥成灾的语言洪水以及被这洪水裹挟的立场、价值判断、集体癔症以及精神控制中抽身出来，并非每个人都是思想家或者诗人，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well-saying”的权力和能力，我们所要谨记的无非是两条戒律：
第一，“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第二，“当初连个名字都没有的时刻，我们肯定听到了一切，也说出了一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