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翻译和写作：我不可以沉默
文/余泽民
发于2020.3.30总第941期《中国新闻周刊》
两个多月来，关注国内疫情占去了我大量的工作时间和精力，可以说被一股近乎自虐的参与感和一种泛滥的责任感驱使着，以至于打乱了习惯的作息。
我也注意到，染上这种“疫情关注自虐症”的，大多是所谓的“80年代新一辈”。我还在北京八中读书时，就亲历过一系列牵动全社会的大讨论：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潘晓来信：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从“大学生张华跳进粪坑救老农牺牲值不值”到《大众电影》封底王子与灰姑娘接吻的剧照……正是这些公开讨论培养出这代人难以置身于社会之外的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是一种沉淀到骨子里了的自觉，即便去国多年，仍不会改变。
也正因如此，我对现在大多数孩子的表现感到失望。我的学生们继续整天在圈里晒吃晒喝，痴迷地追星，仿佛发生在身边、事关生死的疫情完全是桩外星球的事，与他们无关。我觉得他们很遗憾地丢失了一次成长的机会，我指的是“社会性成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似乎成了文教界的一种病毒。
疫情在传播，日子在继续。这段时间，我从未中断的文学阅读几乎被疫情替代了，只是重读了《鼠疫》和《威尼斯之死》。抽空，我会记下一些所思所想，写一两篇文章，还想写一篇小说，但静不下心来，写不下去。当然，无论心里多乱，疫情多紧，我的翻译工作不会停止。
一个月前，我翻译完了匈牙利小说家佩泰尔斐夫妇合写的《熊猫的拥抱》。那是他俩2017年在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国际写作计划期间写下的日记，生动，诚恳，而且非常幽默，其匈语版很受读者喜欢，唤起许多老外对中国的好奇和热情，所以，我觉得让中国读者看看也很有意思，至少能从几个特殊的角度看看欧洲人眼中的自己。周有光老人就说过，要从世界看中国。回顾中国历史，几次危机都源于夜郎自大，坐井观天。
接下来，我着手翻译美籍匈牙利小说家马洛伊·山多尔的遗作《我本想沉默》。
马洛伊曾翻译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和《审判》，是卡夫卡的第一位匈语译者和评论者。1945年“二战”结束后，有关当局请他出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协会主席，他拒绝了，还退出协会表示抗议。1948年，他离开了故乡，前往西方，至死都没有再回匈牙利。1989年1月15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最后一行：“我等着死神的召唤，我并不着急，但也不耽搁。时间到了。”一个月后，他在美国圣地亚哥家中开枪自尽。
《我本想沉默》是他名副其实的遗作，因为手稿是在他去世20年后人们才偶然从他遗物中发现的。过去，我们只知道他在日记里提到这部书，他曾这样写道：“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活下去，直到我写完这部书，《一个市民的自白》(注：书有上、下两部)第三部。”足见这部作品对马洛伊的重要性。
“我本想沉默。但是后来，我耐不住时间的呼唤，我知道，我不可以沉默。后来，我还理解到，沉默至少就像言语和写作那样也是一种回答。有的时候，它甚至不是最无危险的回答。想来，没有什么会比拒绝性的沉默更能激发暴力的了。”
这是《我本想沉默》开篇的第一句话。他从希特勒开进维也纳之日写起，精细记录了匈牙利民族在“二战”前后和战争期间的成败与善恶。这是一个有思想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历史的剖析和反思。
这本书很难翻译，因为必须沉入历史。但也恰恰因为沉入了历史，让人相信个体的记录之于大历史的意义。
作者：余泽民，旅匈作家、翻译家，北二外特聘讲课教授
责任编辑：郭惠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