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哥文物归还行动：
博物馆真的能“去殖民化”吗？
本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2.5.16总第1043期《中国新闻周刊》
尾巴带刺，左臂拖下一条长长的链子，挂着铃铛，头部像鳄鱼也似蜥蜴。这只造型奇特的青铜装饰，曾被西非古国奥沃王国的皇室缝制在盔甲背上，征战四方。之后，也许是友邻敬献，也许干戈被俘，它辗转至与“奥沃”毗邻的贝宁古国王宫中，又随着19世纪末的一场攻占、摧毁和掠夺，与贝宁城中的珍宝一起， 远渡英国。如今，它已在格拉斯哥博物馆寂静的储藏室沉默百年，即将回归故里。
背部青铜装饰物，西非尼日利亚奥沃王国的文物。图/格拉斯哥博物馆
今年4月，格拉斯哥市宣布将其目前收藏的全部17件贝宁古国青铜器归还尼日利亚——贝宁古国在今天尼日利亚境内，和贝宁共和国并无关系。作为大规模归还行动的一部分，格拉斯哥还将归还7件印度文物和25件北美原住民民族拉科塔人的文物。数月前，格拉斯哥市收到这些文物合法拥有者后裔以及国家机构的正式请求，在经过议会投票表决后，他们决定采取这次苏格兰有史以来最大的文物归还行动。
管理格拉斯哥所有艺术机构和博物馆的非营利组织“格拉斯哥生活”（Glasgow Life）最近发表一份公开声明，“格拉斯哥生活”主席大卫·麦克唐纳在声明中说：“这是返还文物和去殖民化议题获得更广泛讨论的重要时刻”，也将是格拉斯哥“实现文化正义和博物馆非殖民化”的“开始”。
“格拉斯哥生活”博物馆和收藏部负责人邓肯·多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被掳掠或走私出来的文物，尽管其当前博物馆属于有效持有，但如果它们真正的主人希望返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拥有它们。”
“这是一个开始”
至少在15世纪以前，尼日尔河三角洲西侧的森林里，贝宁古国已经以精美的牙雕、木刻和铜雕吸引了欧洲商人。这些艺术品为古国带来了财富，也埋下祸根。1897年2月，在贸易请求和签署特殊条约被多次拒绝后，英国士兵进攻并烧毁了这座非洲艺术之都，将王宫中数千件黄铜、青铜、象牙雕刻等艺术珍品带回英国，随后卖掉。在那之后，极具特色的贝宁古国文物分散到欧洲大陆和北美，在各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里大为流行。
格拉斯哥博物馆的17件贝宁古国藏品均是获赠或从拍卖行获得，但那无疑是英国军队入侵贝宁皇家宫廷时所获。近些年，伴随着非洲政府和各类运动组织要求欧美归还文物的声浪高涨，法国和德国于2021年先后宣布向尼日利亚、贝宁共和国等国归还部分殖民时期掠夺的文物。
从2021年11月开始，管理格拉斯哥博物馆的“格拉斯哥生活”主动与尼日利亚国家博物馆和纪念碑委员会联系，展开对话。2022年1月，格拉斯哥收到对方的正式官方请求函——将贝宁古国的收藏归还尼日利亚。
同样在今年1月，印度驻伦敦高级专员公署代表印度政府和印度考古服务处也向格拉斯哥提出了归还数件印度寺庙和神殿于19世纪“被盗”文物的要求。
缀珠马甲，北美原住民拉科塔人的文物。图/格拉斯哥博物馆
25件北美原住民拉科塔人文物的归还要求来自拉科塔人的后代。在1890年南达科他州的“伤膝河大屠杀”中，将近300名拉科塔人被美军士兵杀害，这是当地土著人反抗移民的最后一次武装起义，从死者身上拿走的物品被美军翻译卖给了格拉斯哥。
一共三桩文物归还请求，格拉斯哥市议会“跨党派的掠夺与归还工作组”（cross-party Working Group for Repatriation and Spoliation）在3月1日的会议上提出了归还议案，4月7日，议会投票通过。投票结束后，“格拉斯哥生活”主席大卫·麦克唐纳在推特上写道:“这是一个开始，但我们还有更多事情要做。我希望这能鼓励更多的博物馆采取行动。”
英国《艺术新闻报》评论说，格拉斯哥此举无疑使英国其他博物馆面临压力，这似乎成为一个要求，要求他们效仿，将其他藏品归还原籍国。例如被英国著名法学家、人权律师杰弗里·罗伯逊指控为“最大的赃物接收者”的大英博物馆。
仍在格拉斯哥的贝宁青铜器只是数千件被掠文物中的一小部分，大英博物馆中保存着900多件包括雕塑、象牙面具、牌匾在内的贝宁古国系列藏品。大英博物馆也是收藏中国被盗文物最多的博物馆，目前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２万３千多件，囊括了中国整个艺术类别，时间跨越了整个中国历史。
去年，在法、德等国和英国部分机构积极响应文物回归请求时，大英博物馆在给CNN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它已经“理解并认识到归还文物问题的重要性”，并继续致力于“尽可能广泛地分享藏品”。
“我们并不是中立的”
一片爱德华风格的红色砂岩建筑，装饰华美，这是格拉斯哥最著名的博物馆——凯文葛罗夫艺术博物馆（Kelvingrove Art Gallery and Museum），苏格兰最热门的景点，也是除大英博物馆之外，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此次归还的文物大部分储藏其中。
这座已有120年历史的古老博物馆，毗邻凯文葛罗夫公园，公园对面的哥特风格建筑群，就是始建于1451年的格拉斯哥大学。大学中博物馆专业的一众学者多年来对于帝国时代殖民主义的反思以及与众多博物馆的合作，为格拉斯哥返还文物的积极行动提供了学术和伦理上的有力支持。
“我们完全支持格拉斯哥市议会归还这些文物的决定。”格拉斯哥大学博物馆研究学教授莎拉·库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但如此，该系的学者正在直接参与、推动当地文物返还的具体工作，例如，他们正在制作一份流落于苏格兰的非洲和加勒比地区文物清单。
在格拉斯哥大学博物馆专业必修课中，已经开设了“归还与遣返伦理”和“博物馆的权力与政治”等课程，莎拉·库克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课程从“去殖民化”的角度审视大学及博物馆的藏品和物品，也研究博物馆和其他文化遗产机构与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牵连，以及后续影响，旨在为博物馆界更广泛地探讨这些问题和知识体系重建作出贡献，推动当前的博物馆去殖民化。
在邓肯·多南看来，这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欧洲整个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几十年前就有博物馆馆长提出将文物返还给所属国，但几乎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大约在过去的两年，公众舆论发生转变，转向了一种后殖民负罪感。”邓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整个社会的支持必不可少，例如这次格拉斯哥博物馆的返还行动，必须获得民众普遍赞同，议会投票通过，因为“这些藏品归格拉斯哥人民所有”，博物馆无权单方面做决定。
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后不久即表示将调研归还非洲文物事宜，并于公开演讲中呼吁“为非洲遗产暂时或永久归还非洲创造条件”。随后在法国外交部官网上，政策宣导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归还文物的必要性。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专注于国际私法、比较法学及文化财产法的研究，一直致力于研究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问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马克龙当时的表态有多方面的考量，但无论如何，他的表态在欧美带动起一波显著的文物归还现象。
德国从2018年开始归还20世纪早期殖民者在纳米比亚进行种族灭绝时劫掠的人类头骨，以及率军抵抗殖民者的国王的鞭子，之后又向尼日利亚归还贝宁古国文物。2021年，法国向贝宁共和国归还原属于达荷美王国的文物，美国向伊拉克归还超过17000件掠夺文物，英国剑桥大学和阿伯丁大学也将来自贝宁古国的铜像和雕塑归还给尼日利亚。
莎拉·库克说，近些年，英国的大学和博物馆等学术研究机构开始正视自己在殖民征服中曾经扮演的角色。她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一份格拉斯哥大学于2018年撰写的报告，报告基于一项针对格拉斯哥大学是否从殖民地掠夺的财富中受益的调查，最后的结论为，尽管格拉斯哥大学在历史上曾经为废除奴隶制和殖民统治作出过贡献，但不可否认，该校也同样有从种族奴隶制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历史。
在西方博物馆界，也曾广泛流传一种所谓的“救援叙事”，认为如果他们没有把这些文物带到欧洲，这些文化遗产将不复存在，他们认为自己是艺术的唯一守护者。例如，大英博物馆馆长哈特维格·费舍尔就曾对BBC说，“对于这些掠夺来的文物来说，英国的博物馆是最好的归宿……一个拥有全球文化珍品的博物馆，充满了创造力，超越了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
对于这种看法，格拉斯哥大学博物馆系在2021年策划了一个名为“不适”的展览。在策展说明中，学者们如此陈述自己的观点：只要博物馆还收藏着从种族奴役、暴力行为、强迫迁移和有系统地压迫土著人民等做法中受益的捐赠者而来的藏品，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就永世存在，在这种体系中，西方白人思想控制着文本叙事和物质资源。大英帝国曾利用这些意识形态为奴役和殖民世界各地人民和土地的行为辩护。博物馆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它们仍然是庆祝和纪念殖民制度的空间。我们现在才认识到，我们并不是中立的，我们仍在与延续过去几个世纪的殖民意识形态串通一谋。
“每一件文物的返还都不容易”
这股西方的博物馆去殖民化反思思潮，某种程度上促使一些流落在外的中国文物得已“回家”。2019年，意大利返还中国796件套文物，它们的历史远抵新石器时代，近至明清民国，是近20年最大规模的中国流失文物回归。2020年10月，流失英国25年的68件中国文物回归。2020年年底，在海外流失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佛首回到中国，它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
但与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数量相比，成功追回的比重仍微乎其微。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164万余件中国文物，但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海外私人收藏。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
邓肯·多南承认，时至今日，追索流失文物仍然是一件艰难、复杂、耗费大量资源的事情，不但需要文化意识，还需要高超的外交手腕。站在西方博物馆的角度，他认为对于归还文物这样的敏感问题，尽管“我们不可能一概下结论，但博物馆应该尽其所能，与那些正在寻找英国馆藏文物的国家进行对话”，“在某些情况下，答案可能是归还，而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更清楚、更透明地说明这些文物的历史，它们是如何被带走的，以及它们对原属国和它们目前所在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世界上文物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不支持通过参加商业拍卖的方式回购流失文物。对非法流失文物进行追索，是最合理的方式，但存在法理上的困难。
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这是目前世界各国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条约。其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于1995年又制定了《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
这两份国际公约对文物非法出口起到了约束作用，并对返还流失文物作出规定。中国于1989年和1997年分别加入这两个公约。不过，上述公约无法溯及既往，要追索历史上的流失文物，需要满足两个较为“苛刻”的时间限制：第一个限制是文物流失时间必须在公约缔结之后；第二个限制是文物流失时间必须在流出国和流入国都加入公约之后，公约对这两国才具有效力。
以著名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追索案为例，现有证据表明该佛像于1995年自香港入境荷兰，而荷兰直到2009年才批准“1970年公约”，依据国际法“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不溯及既往”的规定，该公约不适用于1995年入境荷兰的文物。
“这次格拉斯哥返还非洲、印度等国文物，更多是一种自愿行为。”霍政欣说，“这些国家也很难通过法律途径把文物追索回来。”
法理上的困难也包括各国国内法制度规则中的障碍。例如马克龙虽呼吁归还非洲文物，但2004年颁布的法国《遗产法典》，对于具有历史价值的可移动文物如艺术品等采用了严格的登记保护措施，经过登记的藏品如属国家所有，其所有权不能转让。
2020年，法国立法机构起草了从法国博物馆归还27件殖民时期文物给贝宁和塞内加尔的特别法案，经过法国国民议会投票通过，又经参议院投票表决，这27件文物才得已回归非洲。
2014年，时任法国政府同意将法国吉美博物馆所藏的甘肃大堡子山流失金饰片归还中国，但由于受限于法国《遗产法典》，最终由吉美博物馆把金饰片退还给两位原捐赠人，让他们与法国政府解除捐赠协议，使文物退出法国国家馆藏，再由二人以个人名义将文物返还给中国政府。
无论现行国际法还是各国国内法的制度规则，都存在诸多障碍，这是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最大困难。在霍政欣看来，既然可直接利用的法律武器较少，也许可以在更多维度上付诸努力，例如外交，民间组织的力量，或者联合其他有文物追索需求的国家，创立文物返还领域的政府间论坛、会议或国际组织，主导制定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规则，促进国际法秩序向着更有利于文物返还的方向发展。
那么未来流落异国文物的回家之路，也许就不会如今天一般漫长和艰辛。2019年、2020年，中国从英国追回68件文物和从意大利追回796件套文物，分别花了25年和12年。2020年12月，当距离被掠夺已过去整整160年的马首铜像正式归藏圆明园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曾感慨，“每一件文物的返还都很不容易，背后都有不一样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