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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一个生于80年代末的日本青年，刚过30岁。他的日本名叫“上条辽太郎”，出生于日本千叶县，18岁和22岁的时候先后两次离开日本，到澳洲、印度、泰国旅行。
他遇到喜欢且适合自己的地方就住下来，依靠劳动和服务换取免费的食物和住处，用种地的方式随遇而安地生活。
22岁的那次旅行把他带到大理，并让他定居下来，一住就是7年。
六的家，住在银桥，大理古城向北五公里。那是一个长满巨大仙人掌的破落小院，年久失修，当地农民已经不愿意住进去。六和妻子阿雅，一点一点修葺了房屋，支起了炉子和烤箱，让小院变得美好宜居，同时租了两亩八分地，种稻，种菜。
2011年是六到大理的第一年，也是在那一年，他结识了苏娅这个后来的中国好友。当时，在北京从事媒体工作的苏娅回到老家大理休假。
在古城的博爱路上，苏娅看到六在榕树下弹琴，她在他面前放了一点钱。第二天经过那里，他还是在树下弹琴，她又放了一点钱。第三天依然，但苏娅要放钱时，六拒绝了。
后来，苏娅再次遇到六的时候，他和妻子阿雅以及两个孩子已经在大理住了三年。
因为苏娅决定回到家乡大理生活，她与镇上的很多“江湖人士”一起，融入到了六一家子的生活中。六讲起他二十多年里“浪迹天涯”的经历、他正在践行的农耕生活以及他父母、妻子、孩子的故事都让苏娅觉得新鲜，也让她不由得想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于是，就有了两人合作的书——《六》的诞生。
书的封面是一张照片。金灿灿的地里，笑容灿烂的六和儿子在一起捆稻子。土地之上是一片晴空，以及六写下的一句话：“我想分享给别人幸福，大的小的都无所谓，如果我活得快乐，我就有机会给别人幸福。”
农耕生活
无论是春耕还是秋种，六和大理的农民都不一样。他用自然农法，不施肥，不打药，不驱虫，甚至，不太除杂草。他觉得地里自己长出来的东西，总是好的，虫子也无需区分好坏，它们不会把粮食吃光，虫子吃完的部分人再来吃，接受这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他甚至认为一样东西如果在这片地里不爱长，那就说明本地人不需要它。他相信人是被土地驯服的，人吃着土里长出来的东西，也就被土地驯化着内在。
有路过的大妈跟六说，你这种方法不行的。六说，试试看吧。
收麦、种稻子时，他会呼朋唤友过来帮忙。于是，分散在苍山脚下村子里的朋友们就会陆陆续续集中到六的土地上。阿根廷人、法国人、英国人，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是图个好玩，顺带学点农活。
六拿几支细竹竿，站在田边教大家种稻，竹竿长30厘米，先把它放平用来测量每株秧苗的间距，再竖起来，照地上戳出个小孔，把秧苗放进去围拢上湿土，一株秧苗就栽好了。
地头上的破音响会放着欢快的音乐。累了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唱歌、说笑。中午时分，阿雅送来够二三十人享用的料理：饭团、浓汤、烤时蔬、沙拉。大家席地而座，吃吃喝喝，像一个盛大的露天派对。
六自创的种稻方法，第一年下来，收成并不多，一亩多水田只打了两百斤大米，好在六的预期并不高。他把大米装进牛皮纸袋里，带上阿雅，去送给帮助种稻的朋友，一家人郑重地感激有时让大家都不好意思。
这还不是最坏的时候，有时候，六一家的日子特别难过。但他倒并不沮丧，比起此前穷游世界，以天为被、地为席的日子，这实在算不得什么。
他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自力更生。在日本人对“百姓”一词的概念里，是要学会做一百种事情。所以他学习乐器、做食物、学按摩、养鸡等各种技艺。
22岁起，他开始学习音乐，随身带一把吉他、一支自己制作的澳洲传统乐器迪吉里杜管，遇到同样做音乐的人，就即兴来上一段。有时候，酒吧老板也会邀请他去演出。
迪吉里杜管其实就是一根长约2米的空心树干。制造这种乐器的过程很有趣，枝干里边的白蚁一生都在不停地蛀木，它们把木头啃下来不是直接吃，而是把拌上唾液的木渣运往巢穴内分层堆积起来，使其发酵产生食用菌。土著人就利用白蚁的这个习惯，把小桉树的树干砍下来，插在白蚁洞穴上，如此一来，白蚁得到原料，土著人得到了心爱的乐器。
这个乐器按照土著的风俗来讲，通过吹奏，活着的人能够与死去的亡灵或者自然界的精灵进行“交谈”。特殊的节奏律动和发生方式，产生了一种类似大地震动的回响效果，又好似某种特殊的语言在低语对话。
冬天的夜晚，苏娅等人围坐在六家院子里的篝火前，有人拿起吉他轻轻拨动，有人敲起卡洪鼓，六就会吹起低沉的迪吉里杜管。月影移动，人也会迷失在音乐的世界里。
六说，音乐是丰富的存在，所有人都可以一起玩，它让人快乐，即便你在一首歌里听到了寂寞，那也是一种快乐的情感。
农闲时，六喜欢在家里做一些发酵的食物：味噌、米酒、豆腐乳和咸菜。他觉得，发酵食物在空气里生长变化，催发各式各样的有益菌，对健康有好处。这是日本普通人家的传统生活。
过去，每家都自制发酵食物，多做的食物摆到集市上去卖，细品起来，每家的味道都不同。但到了六的父母一代，经济发展，超市取代了露天集市。人们已经放弃了这种传统，因为超市里经过添加剂调和的食物口感更好、更统一。
“我们可以去大理的菜场看看，肉的旁边有苍蝇说明这肉很新鲜，超市里的冷冻食品看上去很干净，但看不见它们的包装、物流过程，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大家越来越喜欢干净的食物，因为人们相信自己看得见的东西，不关心看不见的东西。这有点可怕。”六说。
说到这些，六有些担忧。但他还是坚持自己自然传统的农耕方法。他敬重自己那小小的两亩多地，当地农民打药，施肥，他不说，只是自己默默种着，种出更好的菜，也养出更肥的土。后来，他邀请没种过稻子的大人、孩子一起来参与这个过程。慢慢地，一些私立幼儿园和学校开始教小孩子种地，来这里体验农耕生活的人也日渐增多。
“大理的自然环境好，很多人从城市来到这里，成了一种流行现象。大家关心食物、关心农业，这很好，但现在有机农业变成了一门生意。其实不用农药和化肥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稀罕了，我们一直都是自己做食物，染布，做包……传统生活就是这样的，只是大家离这种生活太远了，所以觉得我们很帅很酷。”六笑着说。
逃离
某种程度上，六的浪迹天涯，是对日本当代生活的逃离。
六的老家千叶位于东京城郊。住在那里的大部分人每天清晨坐30分钟列车去东京上班，朝出夕归。六的父亲在一家有名的内衣制造公司上班。父亲年轻时像六一样特别爱玩，但上班后就没了时间，只能到居酒屋里喝闷酒，消磨到很晚才回家。六的母亲是一家英语教育机构的教员，也在家里办英语辅导班。
父母一眼望到底的生活让六早早产生了抗拒。他从中学足球队离开，到东京游荡。没钱花了，他就找工作，误入一个讨债公司，做一份需要演技和骗术的工作。虽然工资很高，但他并不适应。后来，他遇到了一些做音乐、农业的朋友。有人告诉他，应该去澳大利亚看看，那里有很多森林音乐派对。
大学上了一段，六休学，去澳大利亚旅行。三个月就换一个地方，漫无目的的旅途让他的心沉静下来。再次回到国内，面对东京街头警察的多次盘问、检查，他倒学会了配合。之后的一些事情，更是影响了他对未来生活的选择。
22岁那年，他去爬山，结果从山顶摔了下去。幸好手机还有信号，直升机第二天找到了他。腿部手术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瘫在病床上的那几个月，他感觉时间停滞了，生活没有方向，愤懑不已。像他这样的日本青年并不少见，他有一个朋友甚至在一年前自杀了。
而在他取掉腿里的钢钉后，自杀朋友的父母请他帮忙完成儿子的遗愿：走完四国岛88个寺庙的遍路，重塑自己的精神面貌。
虽然腿伤还在，但六决定走这趟旅程。
日本的“四国遍路”有1200年的历史、1200公里的长度。据说它会让你见识脆弱、体验无常，也会坚定你的信心，教你看清方向。遍路上的88个寺庙都有编号，带着身上仅有的一点积蓄，从88号开始走起。
少花钱，不喝酒，不抽烟，不用手机……除了走路，还是走路。他有时住在野外，吃路人给予的食物。有时，在路边野餐。风吹雨淋，他每天多则走四五十公里，少则走二十公里。腿伤复发，他就挪着步走。
有一次，走到偏僻的岔路上，腿疼得厉害，抬头却看见三四个未开封的热敷袋放在路边。他敷在伤处，疼痛减轻许多。还有一次，他掉了一块毛巾，第二天就有人在寺庙门口送毛巾。“真是太奇妙的体验，可能我的心是干净的，如果心特别沉重，它们可能就没了。”
这次旅途，对他的人生影响很深。他开始相信“信念”，他觉得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对话变得更加微妙而重要。
后来，他爱上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生活方式。每当风味特别的米酒酿成，他就邀请朋友来品尝，相互赠与的生活让他感觉到富足，也让他的心开始拥抱世界。
自然分娩
去澳大利亚前，六有点害怕，因为对未知的恐惧。但在泰国旅行时，他认识了阿雅。
那时，他和阿雅都在泰国不同的学校学习按摩。一天，他们在一个按摩工作坊上相识。阿雅给六的最初印象是“很好看，有些男孩子气，特别0PEN”。
好像很顺其自然，两人成了恋人。后来，阿雅去印度，继续一个人旅行，六回到大理。半年后，阿雅来大理找六。那时候，他们因为没钱，租的房子很小，只能在院子里的一小块土地上种菜，简单的生活也变得“可爱起来”。
阿雅怀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和空”时，六26岁。他们面临一个选择，待在大理还是回日本。“有孩子后，很多人可能会回国过稳定的生活，但我们在日本什么也没有。大理的小房子虽然是租来的，但毕竟是个落脚的地方。我也不想为了孩子回日本找一份不喜欢的工作，像父亲那样工作到老，这样的父母有点可怜吧。”六说。
和空出生前，六和阿雅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家里生孩子。
考虑到中国的医院不允许丈夫进产房，阿雅又不会说中文，如果去医院生肯定很害怕。他们咨询了有经验的朋友，又买来两本书学习自然分娩。
临产前一个星期，他们到医院例行检查。医生告诉阿雅，羊水太少了，她必须马上住院，下午三点做剖腹产手术，走出诊室，阿雅哭了：怎么会这样？
六却不想就这么放弃，他想起之前看过资料上写，羊水量是一个波动的数值，时常变动。于是，他请朋友又找一家医院做检查，结果那边查检的结果是一切正常。
一天早上，阿雅的羊水破了一点，他们很紧张，白天还好，出门去散步了。傍晚，疼痛开始加剧。午夜后，还是没有生下来。“当时我们都没有经验，不知道疼痛发作时，应该继续干活，再吃点东西，像平时一样活动会让生产更容易。第二天凌晨五点四十分，我扶着阿雅站起来，在重力的帮助下，她生了和空。我用竹子做的刀慢慢地切开脐带。但阿雅还是流了好多血。当时我们都想，如果天亮还没生下来，就去医院。好在他生下来了。”六回忆阿雅第一次生产时说。
有了第一次的分娩经验，生“结麻”时，阿雅和六都从容了许多。感觉到腹痛时，阿雅就趴下来做猫拱背的动作缓解疼痛。疼痛过去后，她继续做饭、收拾屋子。傍晚，她躺在床上等待临盆。“她试着去接受疼痛，出乎意料地，感觉越来越放松。甚至在生下孩子后，她还有力气站起来穿好裤子。”苏娅在看过阿雅生产时的影片后如此说道。
在阿雅生孩子的日子里，六会用紫米和糯米做成年糕给她吃，有催奶作用。
生“天梦”时，由于此前给和空、结麻看过一些产妇分娩的纪录片，六问他们是否想看。他们并不害怕，都来到阿雅旁边待着。生产时，和空看到妈妈痛苦的样子哭了一次。六跟他说，没事儿小宝宝出生时都是这样的，妈妈心里其实也很开心的。和空就止住了哭声。
六和阿雅并不鼓励前来咨询的夫妻一定要自然分娩。“关键是什么样的环境让妈妈最放松。但不管在哪里生，我都推荐夫妻俩学习一些生产常识。在日本的医院里，丈夫可以进产房陪伴妻子，但如果丈夫对此一无所知，可能会加重妻子的不安。而且比起怎么生孩子，怎么养孩子和给他们怎么样的环境更重要。”六说。
风会带你到想去的地方
北京，《六》的新书发布会上，六带来了自己制作的迪吉里杜管，现场即兴演奏了一段。观众对六一家子的生活方式都很好奇，但也充满疑虑。
有观众问及孩子未来的教育问题。这个问题此前也一度困扰着六和阿雅。私立幼儿园通常收费很高，他们承担不了。好在那年冬天，镇上开了一家公立幼儿园，住在当地的孩子都可以上。一学期收费不到四千元。这是他们可以负担得起的学费。阿雅觉得，孩子们长大后是和普通“百姓”相处，上个普通学校就挺好。
六认为他并不需要为子孩子而违背自己的内心，被迫改变。也不会在生气的时候假装开心给孩子们看，因为不想给他们“假的开心”。开心不开心都是自然的，与孩子相处的感觉也是自然而然的。“小孩子不太明白穷或者富的概念，只会看父母开不开心，等孩子长大了，我希望他们觉得他们小时候很开心，父母很好玩，很自由就好了。”六说，这些理念他也从农耕生活中体悟许多。作物还是小苗时，管得多些，杂草长得太盛就除掉一些。但作物也有自己的力量，管太多，他们生命力就丢了。
种过菜的人会知道，每一粒种子的性格、愿望、命运都不同：有些长得慢，有些长得快，有些病弱，有些强壮；有些开心，有些疲惫……他希望每个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自然生长，不需要活得像别人。孩子有他们的缘分、机会、人生。“那是他们的，不是我的，我只是给他们我认为好的环境，只希望他们不给别人添麻烦，不做对自然不好的事情。”
甚至，在孩子们的印象中，还没有自己是日本人的概念，也不懂得区分中国人、日本人、法国人，他们只知道日本是爷爷奶奶住的地方。六也不想教他们这些，他觉得人的故事、文化、历史究竟在哪里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就像他每每弹琴唱起的那首歌，“风在看着你，风倾听着你的声音，风会带你到想去的地方。开始吧，上路吧，风会带你到想去的地方。”
责任编辑：彤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