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届三中全会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就全会的重大意义和目标任务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他认为，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必须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发展的潜力，同时，需要将单边开放扩大到更多领域。
郑永年。图/受访者提供
里程碑式的会议
《中国新闻周刊》：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如何看待这个主题？
郑永年：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党和国家工作重心正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中国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然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点很明确，就是二十大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个目标，需要一个行动方案，三中全会就要提供这个行动方案，解决怎么做、谁来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中全会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会议。
《中国新闻周刊》：你之前多次强调，现代化包括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怎么理解这几个现代化？
郑永年：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我认为，物质现代化是纵轴，人的现代化是横轴，物质现代化一定要提升大多数老百姓的幸福感。如何来构建？制度现代化就是变量，我们要看哪一种制度能协调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必须要均衡发展。国际上一些被普遍认为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从物质层面来看，经济非常发达，但是社会不够公平，因此也不够稳定。
《中国新闻周刊》：社会公正公平的现代化如何实现？其中的关键有哪些？
郑永年：2021年，浙江探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三个方面非常重要。第一是“保底”，建设好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是政府的责任，相当于第二次分配，通过税收、财政保障基本的社会公平。第二是“扩中”，扩大中产阶层，建设橄榄型社会。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只有30％左右，如果有60％—70％的中产阶层，那么20％—30％较低收入阶层的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浙江有很多民营企业，“扩中”实际上就是做好对中小微企业的鼓励扶持。第三是“上不封顶”，鼓励企业家、老百姓多赚钱，因为只有在上不封顶的情况下，企业才能有余力做第三次分配，为社会服务。
保底、扩中、上不封顶，既是浙江的经验，也是“亚洲四小龙”乃至很多经济体的经验。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报还提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对此你怎么看？
郑永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我认为，市场的作用毋庸置疑，但现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抵制资本的趋势，出现了民粹主义。在很多国家，资本过于起主导作用、过于市场化了。
回到中国的当下，政府起更好作用这个目标也还没有完全到位。比如，在应当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领域，例如医疗、教育、公共住房，没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过度市场化；而在应当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反而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
应该说，只有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情况下，市场才能起决定性作用。这样也才可能达到此次公报提出的“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郑永年：以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制度为例，大约80％的新加坡人口居住在组屋，在保证大部分老百姓住房利益的情况下，有20％的住房是高度市场化。百姓对此是没有意见的，因为它是在政府起更好作用的前提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很多领域都需要体制机制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人认为，未来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稳定在5％左右。这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你认为应该怎样稳住经济增长速度？
郑永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十八大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速从曾经的两位数主动降到6％—7％，因为如果不主动降下来，环境、资源会出现很多问题。
但需要看到的是，在发展方面，我们还有巨大的空间。国际上那些高收入经济体，美国人均GDP是6万多美元，新加坡人均GDP接近7万美元，中国则是1.3万美元。另外，高收入的经济体，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50％以上，我们的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30％不到。所以中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当下的任务是把这些潜力释放出来。怎么释放？要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应该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郑永年：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是发展不足，二是部分地方活力不够。
如何释放地方的活力？财税体制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需要通过财税改革释放地方的活力。针对地方政府和基层财政困难，这次的决定就提出，要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
很多领域都需要体制机制改革。比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行政审批体制改革，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比如这些年经济部门出台的政策和非经济部门出台的一些政策互相打架，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把政策协调起来。
《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十几年的改革是增量改革，现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存量问题，你认为存量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郑永年：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先立后破”，我觉得这很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都是增量改革。增量改革仍然很重要，如果光是去动存量，那就是搞分配。尽管很多人对既得利益很痛恨，但是任何社会都有既得利益，不可能把既得利益毁灭了，重新来一遍。
我们并不是要摧毁既得利益，而是要遏制既得利益者对创新的阻碍，不能赢家通吃，既得利益者不让新的利益长出来。
单边开放要扩大到更多领域
《中国新闻周刊》：本次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你认为中国未来应该怎样继续深化开放？
郑永年：我想，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二十大提出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对接世界先进规则、规制；第二是单边开放，即使西方对中国“脱钩断链”，仍要向它们开放。英美以前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单边开放，因此成为世界高端人才、优质资本的聚集地。
现在，我们的单边开放走出了第一步，效果特别好，我认为单边开放还要扩大到更多的领域。搞“脱钩”是按照意识形态逻辑来，如果我们单边开放，我们就可以按照市场的逻辑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根据资本的逻辑，哪里有机遇就去哪里，靠意识形态是堵不住的。只要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无须害怕。我们要好好理解单边开放，这将是中国在国际上最有效的政策之一。
记者：张馨予
编辑：徐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