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疯狂的野味市场:疫情期间顶风作案,打科研旗号盗猎

冯超  2020-03-18 11:56:59

农贸市场不行了,开发别的供需渠道, 交易风险高了,涨价,越来越地下、越来越暴利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被当街宰杀的黄麂 图/受访者供图

 

  又有一只黄麂的脖子被划开了。卖家抓住它两条后腿——其中一条已被猎夹夹断,将它倒提起来。鲜血迅速流向下水道,十几个围观者聊得热络。黄麂发不出声,两只前蹄朝地面奋力蹬着。

 

  这里是今年1月中旬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野味市场的一角。放血、割角、烫皮、拔毛、切块,都摊在马路边流水线操作。狍子那么大的黄麂,有人一买就是一整只,不知道来源于野生动物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正在全国蔓延。

 

  截至3月12日20:00,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80981例,死亡3173例。国外累计确诊47358例,死亡1550例。

 

  自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以来,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都需遵守规定。20多年里,该法案经历了4次修订,刑法中也对非法猎捕做出明确的量刑规定。但各地的野味市场一直存在,盗猎屡禁不止。

 

  2月27日,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王维胜表示,在疫情期间实施“最严野生动物管控措施”,全面禁止人工繁殖场所野生动物转运贩卖,禁止一切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3月10日,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表示,拟将野生动物保护情况纳入中央环保督察。

 

  尽管如此,多方新闻报道仍显示,疫情期间,浙江、河南等地均有人因非法猎捕野生动物被拘役,辽宁甚至有人戴着口罩去鸟市交易野生候鸟。

 

  同时曝光“顶风作案”现象的,还有国内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和反盗猎组织。多年来,二者分别在保护种群和打击犯罪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斐(化名),1987年出生,2016年8月全职加入民间反盗猎组织,近4年里拆捕鸟网、暗访农贸市场、和盗猎分子接头,身经百战。他的一线现场经历,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另一种视角。

 

  以下是他的自述:

  不亏本的买卖

 

  我是从2016年开始反盗猎的。当时北京正在招保护候鸟志愿者,我刚刚辞职,又对爬山、钻林子很感兴趣,看到能去一线拆捕鸟网,果断报了名。

 

  我本来以为首都不会有多少盗猎分子。巡视多了才发现,这里的非法捕鸟现象非常严重。四五环外的荒山、河边,只要是候鸟迁徙路过的地方,都能找到捕鸟网。核心地区能同时有4、5个猎捕点,一踏进去,能听见机器模拟的鸟叫声从各个方向传来,响亮、重复,争着引候鸟掉进陷阱。

 

  无奈举报容易惩罚难。从法律上讲,在禁猎期用禁止工具捕鸟属于刑事案件,要拘留的。可北京的捕鸟人绝大部分是六七十岁的老头,他们涉案数量少,抓的鸟又是非重点保护动物,基本不会受到严厉惩戒。有个老头被我抓了三回,抓到当场放鸟,完全拿他没办法;还有个老头刚进森林公安局就躺地上“犯病”,不知道真的假的。

 

  2016年9月,我和十几个志愿者接到爆料线索,在河北唐山端了一个候鸟盗猎窝点。这是我全职反盗猎以来协助森林公安办的第一个“大案”,现场共清点出36000只活鸟,裹着纱网的木箱子,每箱大约能装20只鸟,销毁了2000多个。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到野味市场有多疯狂。

 

  36000只活鸟中有6000只禾花雀,这种学名为黄胸鹀的小鸟因被传有“壮阳”功效,在起步价为5-10元/只的野味交易市场,能卖到150元/只。结果呢?以前和麻雀一样多的禾花雀从2000年到2017年实现了濒危等级“五级跳”,硬生生被人类从“无危”吃成“极危”。

 

  然而,即便是盗猎这种级别的林鸟,最后的惩戒措施也十分有限。至少我遇到的案例大都是罚款、没收工具了事,判刑的很少超过三年。

 

  倒不是说森林公安不好,大环境就是这样:小型林鸟哪怕卖得再贵,只要是非重点保护动物,都算不上刑事案件,只卖一两只的举报出去更没人管;重点案例按法定量刑标准,需要判刑的,有轻判趋势。

 

  市场利润高,犯罪成本低,没人会主动终止不亏本的买卖。为了满足人们对野味的需求,他们甚至把猫头鹰变成农贸市场的肉货,把熊掌端到哈尔滨某学校食堂。

 

  估计禾花雀快抓绝的时候,跟它体型类似的其它鸟就开始“壮阳”了。反正吃的人分不出来,拔光鸟毛煲汤,一盆一样能卖上千元。

 

  合法之谜

 

  现在提起疫情,大家都知道武汉卖野味的华南海鲜市场。实际上早在2017年,农贸市场卖野生动物的现象已经很严重了。尤其是抓野鸭全国出名的安徽省。

 

  2017年6月,我们团队去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农贸市场暗访。一连5个摊位,表面摆的是蛇跟蛙,一问水鸟、斑鸠、小型猛禽全有。我们直接去森林公安局举报(打电话经常会遇到非常拖延的出警),执法人员来了后,在每家都搜出了装着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小冰箱。

 

  通过长期跟踪这些农贸市场,我们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他们越来越“合法”了。

 

  在市场贩卖野生动物,需要有工商营业执照和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一处农贸市场,有6个摊位卖野味。我们在2017年12月举报过一次,他们只有执照,被查收了好几吨野生动物。今年1月,我们又接到这个地方的爆料,再去现场,他们摊位的墙上全贴了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

 

  需要明确的是,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会规定经营的物种种类和数量,并且要求卖的野生动物必须有合法来源:一是养殖场,这是主要来源;二是合法猎捕,比如有的地方野兔泛滥,当地林业部门会按配额发狩猎证,让你按规定的时间、地点、物种、数量来打。

 

  但这些商贩却拿着证找盗猎分子超范围大肆收购。好多我们举报的有证商家,一口咬定自己是养殖场进货,你让他拿进货单据,根本拿不出来。那些野兔、野猪的腿,明显是猎夹夹断的,他们还能狡辩成“为了假装野生的卖个好价格,故意为之”。

 

  向上追溯,作为主要“合法来源”的养殖场也是同一番景象。

 

  你会看到很多养殖场,在拿到驯养繁殖许可证后,迅速实现了野生动物的规模化人工繁殖。把保护、利用、科研等理由混在一块,他们办证很容易。

 

  有的养殖场甚至本身就是盗猎窝点。我见过一个养野鸭的养殖场,水面下是一大张猎捕网。迁徙季节到了,他们会用拟声机器把鸟引下来。总之,外面抓的、天上掉的,只要一进来,马上“洗白”成合法的。

 

  广东省江门市还有一家以科研名义办证的白鹭养殖场,这么多年也没研究明白怎么人工繁殖。要在高树上筑巢、在水里吃鱼的苍鹭,所在的养殖场全是水泥地。连筑巢环境都没有,你指着铁丝网里密密麻麻的上千只鸟说是在养殖场交配的?

 

  可这些我们看来很常识的漏洞,有些林业部门带着地方的动物专家去例行检查,不觉得有问题。有证,就是合法。

 

  所以,我们一直呼吁全面清查商业化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根本无法实现规模化人工繁殖的可以收回证件。不排除真的有肯烧钱、花大把时间搭场景研究繁殖的人,但庞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下,更多人为的,是搞个厂子赚钱。

 

  和盗猎势力交锋

 

  2019年全年,我们共向各地执法部门提供野生动物伤害线索790条,收到反馈184条。这个数据表现比2018年(提供线索652条,反馈约220条)要差不少。

 

  我不好分析原因,只能说,举报远不是大家想的那么容易。

 

  首先,远程打电话肯定成不了。敢公开贩卖野生动物的大都证件齐全,工商部门管不着。超经营范围的野味多藏在库房,林业部门看到有证,很少进去查。

 

  其次,线下举报的限制非常大。去年,我们的志愿者在安徽省暗访到一个大型蛇类养殖场,在库房发现了三四吨收购来的蛇。他蹲到了收购现场,拍了视频,报了警,所做的一切却只能证明视频里的几条蛇是收购的。那人家就把这几条蛇放了呗,剩下的又是有证即合法。

 

  线上线下都不好操作,我们便开始尝试非常手段。

 

  宁夏固原市曾有三个“大贩子”,当然,谈不上穷凶极恶啊,是因为一直没人管才越做越大。我们假装成进货的酒店人员去参观,把他们说的“三四千只随时发货”“野鸡是药死的,狍子是电网电死的”“放到装香蕉的盒子里,大货车运到西安中转”全录下来。他们警惕性不高,一般不会发现。我们证据齐全,举报很顺利。

 

  猛禽盗猎者要难对付得多。他们涉案金额高,做事隐蔽,很难见上一面。我和好多猛禽贩子远程视频过,有的“非要看看你”,我就戴个帽子露脸;有的要交定金,我就先和森林公安打招呼,别贩子没抓到,把自己搞进去了。

 

  当交易谈妥了,我会说“找一个当地朋友帮我去提”。“朋友”其实是当地森林公安,约好地点,给公安报信,我们靠这种方法抓了不少人。

 

  但有些检察院认为这属于“钓鱼执法”,不予判刑。

 

  2018年10月,我们通过QQ群发现了一个河北省保定市的“大贩子”。他号称收了10只老鹰,要知道这属于特大案件,判刑要在十年以上的。

 

  保定是猛禽迁徙必经之地,我们曾多次协助当地森林公安。我立即提供了交易地点,对方却告诉我们,之前办的几个案子检察院有意见,说是“钓鱼”,这次必须要一个志愿者与之产生实际交易。

 

  我只好自己变成“当地朋友”。

 

  交易时间定在晚上7点,贩子一会吃饭、一会失联,直到11点才现身。交易地点也换了好几次,最终选在一个很黑的河边路口。见到我之后,他打开了后备箱—— 8只老鹰,身上缠着黄胶带,4只头朝这边,4只头朝那边,眼睛发亮。

 

  “打包的时候飞了俩。”他一边向我解释,一边拿起手机照明。我克制住内心的紧张,说开车过来装货,然后把埋伏在附近的森林公安带了过去。

 

  那人撒腿就跑,森林公安追出了几十米,终于把他按在地上。


  谁是野味市场的真正源头?

 

  从我这几年的反盗猎经历来看,2017年下半年应该是盗猎分子最猖狂的时候。

 

  那时短视频平台刚开始火,搜关键词“户外打野”,能看到很多人在上面直播捕猎过程、教捕猎技巧。他们留手机号、微信号,地址能具体到村,毫不收敛。

 

  而且他们非常会互动。我看过一个主播,镜头只拍猎夹,抓到猎物了,说“老铁们猜什么动物,刷礼物就给大家看”。要是直播间有人看着不忍心,求他放生,主播就会让对方刷礼物到一定金额再放生。同时,这个人会被弹幕“骂死”,说她“圣母”什么的。

 

  这两年网上的风声紧了很多,盗猎分子不怎么留私人信息了。拍视频的顶多发一个猎夹,或者发一条路,专业的人能一眼看懂将有什么动物出现。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举报了,森林公安也很难核查。线上平台会管,把作品删掉,或者封号几天,实际没什么效果。

 

  和短视频平台问题类似的,还有电商平台。

 

  食客、卖家、非法养殖者、盗猎分子,看起来盗猎分子是野味链条的顶端。但实际上,上面还有一类人——卖猎捕工具的人。

 

  淘宝、咸鱼、转转、微店,搜盗猎工具的关键词,随时能买到。我们长期推动禁止售卖非法猎捕工具之后,有些平台会限制关键词,有向好趋势。不过贩子总有固定的渠道,想从根源上反盗猎真的很难。

 

  于是,我们亲眼见证了猎捕工具的一次次进化。抓哺乳动物的电网,电伏一万伏以上,野猪类的大型野兽碰到直接打死;各种规格的猎夹、猎套,大的四五十公分宽,完全挣不脱。这两种工具每年都会误伤、误杀上山的人。

 

  新鲜的捕鸟工具有“脖夹”,往土里一埋,上面放个玉米粒或面包虫,候鸟看到了下来低头一啄,脖子一下被夹断。配合夹子使用的报警器,会在夹到猎物时发通知短信,省得猎手定时查看。还有用于夜视的热成像、专门的野鸡药斑鸠药……

 

  一个好现象是,疫情暴发后,盗猎窝点能做到发现一个打掉一个。以前出力不讨好,消极执法的、“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我们全遇到过。现在大家会积极动用刑侦技术找人,打击力度大了很多。

 

  可我觉得,一直严下去应该不太可能。哪怕我们的“最严规定”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了,有关部门如果不经常检查、打击,野味市场就会继续存在。农贸市场不行了,开发别的供需渠道,交易风险高了,涨价,越来越地下、越来越暴利。

 

  所以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通过疫情重新反思自己跟野生动物和大自然的关系。这是最根本的。

 

  我们经常戏称《野生动物保护法》是“野生动物利用法”,因为里面有很多条款告诉你,几级保护动物分别办什么证可以养,把野生动物当成资源去利用开发。

 

  希望这一次,我们能从根本上转换这个观点,把野生动物真正看成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说保护它是为了利用它。

责任编辑:郭银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