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东南沿海地区官员密集北上履新的人事安排引发广泛关注。6月以来，至少有八位来自江苏、浙江、广东的干部相继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就职。其中，浙江有三人调任吉林，江苏有三人调任辽宁，广东有两人调任黑龙江。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统计，这八位官员履新后都是厅局级干部，有六人是“75后”，两人是“80后”。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干部交流的传统由来已久。调任仅是第一步，随后的动作和成果将是关键。
抓经济
“抓经济”是此番履新官员的关键任务。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八位官员中，拥有经济学背景或曾负责经济综合管理工作的有五位。
以新任吉林省梅河新区党工委书记、梅河口市委书记的朱欢为例，调任前，他任宁波市副市长，此前长期在浙江省经济一线工作，曾先后任杭州市拱墅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拱墅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招商局）党委书记、局长，区政府国内经济合作办公室主任等职。
经历类似的还有新任吉林省白城市常务副市长的阮刚辉，他在2022年担任浙江省金华市副市长，还兼任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金义片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此前则在浙江省商务厅工作多年。
此前任南京市高淳区委副书记、区长的蒋冰，此次新任辽宁省丹东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理市长，此前担任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委副书记、区长的韩云，此次新任黑龙江大庆市副市长，他们二人分别有会计学和区域经济学专业的求学背景。
白智立指出，将这些来自经济发达地区且活跃在经济工作一线的“强力外援”派驻到黑吉辽三省，“有一定的计划性和目的性，旨在克服和解决东北经济乏力和营商环境欠佳的问题”。
朱欢此次到任的梅河口市是省直管县，是东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埠重镇。2021年7月，中央编办批准梅河新区管委会升格为正厅级编制。履新后不久，朱欢在辽宁、吉林两省交界的山城镇调研时强调，要强化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软合作”
跨地区干部交流任职是党的组织工作的一项老传统。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这种跨省且定向的干部交流，是在东北振兴和“对口合作”政策的大背景下逐步发展形成的。
“东三省”与“长三角”人才双向交流肇始于2005年3月。当时上海、江苏、浙江、辽宁、吉林和黑龙江6省（市）共同签署的《“东三省”与“长三角”人才开发合作协议》承诺，两大区域将在人才培训、开发和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逐步建成统一开放、规范高效的人事人才服务体系。
7个月后，首批来自黑龙江的21名处级和副处级干部分赴上海、浙江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挂职培训，其后，6省（市）在协议框架下持续开展合作，先后有数千名干部参与了双向任职和挂职交流。
在刘昕看来，进一步推动东北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干部交流的是国家层面政策的要求。2016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组织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与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建立对口合作机制。
次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下称《对口合作方案》）明确了辽宁省与江苏省、吉林省与浙江省、黑龙江省与广东省的对口合作关系，要求形成常态化干部交流和人才培训机制，在东北地区加快复制推广一批东部地区行之有效的改革创新举措。
时任国家发改委地区振兴司司长周建平在关于《对口合作方案》的新闻通气会上表示，不同于对口支援（帮扶）和扶贫，东北同东部地区部分省市的对口合作是一种新型跨地区合作模式，“既要有项目产业等‘硬合作’，更要有干部挂职培训、先进经验借鉴、思想观念和发展理念的学习、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软合作’”。
挑重担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屹山曾指出，东北经济落后，既不是资源问题和资金问题，也不是政策和基础设施问题，而是东北三省的软环境问题。
白智立认为，改善这种局面需要国家在法治和市场思维方面对干部队伍进行系统化的建设和改革。
“振兴东北需要一大批能肩负起历史使命的干部，这些干部需要在实践中培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原副主任戴焰军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一些南方省份在改革开放中走在了前列，它们有着更为现代化的市场经济观念和发展理念，这些正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所需要的。
刘昕也表示，“一把手”的能力、眼界、思维方式，会直接影响整个地区的官场氛围和资源配置。因此，东南沿海干部上东北是基于对东北各个城市的需求、短板进行研判后，精挑细选进行针对性选派的结果。通过搅动固有的官场氛围、打破内部循环，“把东南沿海的干部经验、执政风格及市场经济的逻辑引入东北”。
当然，赴任仅是第一步，随后的动作和成果将是关键。“东南沿海地区的政治责任也要求派驻单位不能袖手旁观，对口的支援和以任职干部为桥梁的后续挂职及资源的安排也要跟上，包括组织东南沿海地区企业去东北投资合作等。”刘昕指出。
多年来，北上的东南沿海干部也在积极推动资源和资本的对接和合作。
这或许可以解释，最近几年东南沿海干部上东北，以任职为主，而非过去的挂职。刘昕分析，挂职和任职对个人和当地政府传递了不同的信号，承担的责任和对应的心态也会有所不同。
他认为，部分挂职干部存在“镀金”思想和“过客”心态，一些地方政府不会放太多权力给挂职干部，部分挂职干部也清楚挂职结束后不会在当地任职，不愿意过多参与管理，“导致很难比较深地介入到当地事务中”。
而从任职来说，随着干部的人事关系转移到任职单位，其具体负责的工作成效和政绩将会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依据，不再是“过路和尚”的任职干部需要开启实打实的“干事模式”。
白智立强调，赴东北任职的干部需要将原有的经验运用到新工作中，“尤其是黑吉辽跟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文化有一定的区别，到了新的地区和环境中，通过任职这种形式赋予其权力，以促进当地的干部更好地接纳任职干部，才能让他们的观念、经验得到贯彻”。
这种目标的实现需要“高含金量”的岗位作为话语权的基础。“可以看出，这些任职干部大都在核心决策层，作为领导班子被任用，也出于对他们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白智立说。
此外，这一安排也是出于对干部历练的考量。刘昕说，在南方市场经济氛围较好的环境中做得好，但到了不熟悉的新环境中，能否一如既往做得好，需要打个问号。能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条件下顶住压力完成任务，把该做的事做好，这也是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的要求之一。
记者：解雪薇
编辑：徐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