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针对国内经济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要求， 同样适用于共建“一带一路”
2019年4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
作为“一带一路”框架下最高规格的国际合作平台，本届论坛包括开幕式、领导人圆桌峰会、高级别会议和12场分论坛，并将首次召开企业家大会。
与第一届相比，时隔两年，很多数字发生了变化。
来自37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等领导人将出席本届论坛的圆桌峰会，比第一届增加了8个；中国的“一带一路”朋友圈也从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扩展到150多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分论坛的数量扩大到12场，比首届增加一倍。
目前，已有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两年前，所有和中国签署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之和，只有39个。
第二届论坛的主题是“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核心是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2018年8月27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从总体布局的“大写意”阶段转向精雕细琢的“工笔画”阶段。
4月10日，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工人清理莲花电视塔外立面。科伦坡莲花电视塔是中斯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合作项目。塔高350米，是迄今南亚最高的电视塔。图/新华
从“三共”到“三高”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的方向非常明确。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外交部论坛召开前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指出，本届高峰论坛，贯穿其中的主线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筹委会秘书长、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表示，本届论坛要在第一届论坛提出的“三共”即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基础上，进一步打出“三高”理念，即高质量、高标准和高水平。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看来，中国针对国内经济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同样适用于共建“一带一路”。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首先要看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是否能够成为合作的第一动力。由于“一带一路”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有一些是最不发达国家，因此关键在于找到能够契合当地国情的实用技术，而非最先进的技术。相应的，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也要从实际出发。
张燕生认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是一套综合系统的体系，并且是一个动态过程，强调不断地发生质量变革、效率进步和动力革新。
他指出，下一步，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会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所有建设中的规则、标准、规制、治理以及法治，都与国际高标准对接，按照高标准推进每一个项目。
随着外部保护主义抬头，内部改革进入“深水区”，复杂的内外现实要求中国必须进行调整，在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就在今年3月，“制度型开放”第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评论指出，推进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开放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今年两会期间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就是一个例证。
“制度型开放”中，规则的流动是双向的。国家发改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翟东升强调，在核电、风电、高铁等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的标准已经是世界领先。因此，在对接国际标准的同时，也是输出自身标准的过程。
事实上，在采用标准的问题上，一直颇多争议。比如日本在和中国进行第三方合作时，经常质疑中国的标准落后。中日两国都是东南亚投资大国，为了避免出现“多带多路”的情况，中日双方的合作和标准共识非常重要。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坦言，如果让中日两国政府共同制定标准，难度不小。一个可行的方法是让东盟牵头成立东盟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标准专家组，中日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规格、技术、投资、建设等方面，提出统一的东盟标准和实施办法，即“东盟标准”。
这种合作型的标准和框架不仅可以避免不同参与方间的矛盾，促进东盟地区内部的一体化网络建设，也有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新的高标准下，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是供应商还是建设者，都要按这个统一设定的标准去做。
“高质量发展，不是针对某个具体项目，而是让所有项目都遵循统一的高标准，高水平建设。”张蕴岭说。
他认为，所谓互联互通，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是物理联通，即基础设施相互连接；二是法规联通，即有一致的或者相互承认的法律规则，以便跨区、跨境方便快捷；三是人员相通，即便利人员流动。
可以说，2017年5月第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的时候，“一带一路”建设还处于准备和启动阶段。随着两年来越来越多协议的签署和项目的落地，国际社会已经对“一带一路”倡议普遍形成共识。同时，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于是到了第二届论坛，主题开始聚焦于如何建设。
基建先行
“要想富，先修路。”在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看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宝贵的经验之一。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被视为“一带一路”总体规划的《愿景与行动》中，并没有设定明确的时间表。此前五年，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主要在“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的框架下进行重点领域的合作，根据现实条件去务实地推进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项目。
“其中，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行动落实最快的领域。”张建平说。
翟东升指出，基础设施建设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从五年来的成果看，远超预期。
东非地区首条现代化电气铁路正式商业运营，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两地之间的陆路交通时间从原来的一周缩短至1天以内；蒙内铁路已经通车一年多；中老铁路、匈塞铁路正在扎实推进；吉布提新港已成为东非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港口之一；乌兹别克斯坦一条19公里长的隧道中，火车穿越隧道仅需900秒；截至2019年3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超过1.4万列，通达境外15个国家50个城市，而五年前，一年只有几十列。
2016年10月5日，亚吉铁路工作人员在开通的火车上。当日，由中国企业采用全套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备建造的非洲第一条现代电气化铁路——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首都吉布提铁路(亚吉铁路)正式通车。图/IC
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各国发展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就是想通过加强各国间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让那些处在不利位置上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参与到全球分工当中，更多地从全球价值链当中获益。
张建平也认为，从长远角度看，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基础设施，很难进行其他产业布局。
他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具有世界先进的经验和技术水平。从整体水平来看，很多领域已经超越了欧盟和美国，比如高铁、机场建设等。因此，中国自然把自己在基建领域的优势和“一带一路”共建发展中国家迫切的需求结合起来。
但翟东升指出，相较于巨大的市场需求而言，现有成果只是阶段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潜力非常大。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估算，2016 年至 2030 年期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交通基建融资需求将达到 2.9 万亿美元。另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估算，到2030年亚洲地区每年大概需要基础设施投资1.7万亿美元。
因此，在翟东升看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仍然是下一阶段建设的重中之重。
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在介绍“一带一路”五年成果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高质量、高标准共建“一带一路”也体现在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上。但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更多是发展中国家，高质量、高标准也必须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法律，所以 “一带一路”建设的高质量要价格合理、包容可及、广泛受益，要把握一个平衡，避免把高质量变成空中楼阁、孤芳自赏，好看但不实用。
民企“出海”
基建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成本高，很难见到短期效益，因此参与投资的企业以国企，尤其是央企为主。
最新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2019)》蓝皮书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行产能合作主体以国企为主。截至2017年5月，共有47家央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参与、参股或者投资，与这些共建国家的企业合作共建了1676个项目。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数据也表明，截至2018年底，在已开工和计划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央企承担的项目数占比达50%左右，承担了“一带一路”共建3116个项目，合同额占比超过70%。
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说，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国际产能合作等领域，央企承担了一大批具有示范性和带动性的重大项目和工程。
多位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共建“一带一路”初期，国企一直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近年来，民企虽然在数量上超过国企，但在一些重大项目的参与度和总的规模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综合研究室主任王海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在初期，政府的角色重一些，国企的角色也会更重，尤其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电站、水坝等公共产品的建设更多要靠国企去推进。但未来必须要由政府主导过渡到市场主导。不仅要靠民企参与，还要通过政府间的政策沟通，让共建国家实施市场化改革，“否则各国国内经济起不来还是不行。”
“民间资本能否广泛参与‘一带一路’，关乎‘一带一路’的成败。”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院、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所长周晓晶这样写道。
她指出，从根本上讲，“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济发展，需建立在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必须首先实现工业化和再工业化，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服务体系，而这些都有赖于包括国际资本和中国民间资本的广泛参与。
但是，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是，无论是中国的民间资本，还是国际资本，其最基本的资本属性决定了其投资方向必然会主要投向盈利前景较为乐观、投资回收周期相对较短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而不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共建“一带一路”的一个客观现实是，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环境复杂，由地缘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带来的投资波动使民企在决策时顾虑重重。
“这个问题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而日益具有迫切性。风险防范已经成为现实安全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主任李永全说道。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负责人洪灏指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低风险国家仅4个，占6.4%；中等风险国家有43个，占68.2%；高风险国家有16个，占25.4%。
4月16日，在德国杜伊斯堡渝新欧(重庆)物流有限公司的物流仓库，公司商务主管甘宇辰(左)同一名外籍雇员进行业务沟通。近年来，随着中国与欧洲国家共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坐落于德国鲁尔区莱茵河畔的杜伊斯堡，正逐步打造成为德国的“中国城”。2019年初，每周约有35至40列火车往返于德国杜伊斯堡港和中国的十多个城市之间，中欧班列成为杜伊斯堡的一张新名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到杜伊斯堡，为“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建设贡献力量。图/新华
如何在有效规避风险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对此，张建平建议，企业可以参考一些现有的公共风险识别产品。例如，商务部每年都会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其中包含所有“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每年也会发布《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一些专业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或咨询机构也在“一带一路”国家有项目积累，有风险评估经验。当然，企业还要结合项目所在国，开展一些商业性咨询，不能仅依靠上述公共产品。
针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存在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外交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梳理近年来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案例，结合国际经验和理念联合制定了《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地方各级政府、驻外使领馆、行业组织也分工协作，共同对民企境外投资经营活动进行指导协调、跟踪监督，防范境外投资经营风险。
规避风险的关键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践中，仍然发现民企投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对风险的认识和管控比较薄弱。
咨询机构德勤的研究发现，民企普遍认为“投资前”是最具挑战性的阶段，理由是无法迅速准确地了解目标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未来发展真实情况，并缺乏可以进行综合分析的资源。研究表明，随着企业对国际化业务的深耕，与投资地区各方面差异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往往让企业制定海外发展战略时感到无所适从。
小米公司作为开拓“一带一路”市场的领头雁之一，董事长雷军建议，在原有驻外使领馆重点支持的同时，建议由商务部牵头成立“一带一路”服务中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综合服务平台，护航民营企业出海。中心还应参与指导和规范企业在境外的经营行为，防止不当竞争。还可以支持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相互配合，在产业、业务上分工协作“走出去”。
周晓晶指出，总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短时间内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问题的解决也需要较长时间。在此基本态势下，有效动员民间资本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通过其他途径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
一种有效可行的方式是在“一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建设投资工业园区，通过工业园区这一平台吸引民间资本。园区可以为外来投资企业提供较好的集中投资平台，避免在园区外的分散投资可能面对的各种非经济风险，也就是“抱团取暖”。
截至2019年4月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在24个共建国家建设了82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上缴东道国税收超过2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近30万个就业岗位。目前，通过商务部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有20家，其中4家是中央企业和国企，其余16家均为民营企业。
在张蕴岭看来，在境外建立工业园区，体现出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构建起的与传统对外投资不同的新型关系。与单纯吸引外资不同，“一带一路”更注重产能合作，强调平等参与，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能够与当地的规划和发展对接。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方式，一方面能够改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也能拉动更多中小企业“走出去”。
翟东升认为，在境外建设产业园，实际上借鉴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建立各类经济、科技产业园区的经验，也就是筑巢引凤。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建立园区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因为很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较差，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像，国家无法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只能在某一特定区域，进行“聚宝式”建设。这也有利于产业集聚，形成相对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使生产成本大幅降低。因此，这种模式受到了很多国家的欢迎。
融资模式有待多元化
融资渠道不畅、融资模式单一，是制约企业“走出去”的另一个关键短板。
翟东升说，目前，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还没有实现多元化融资，以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为主。模式也相对单一，多为贷款这种间接融资形式，债券、股权等直接融资不足。
德国商业银行2018年发布一份白皮书显示，从“一带一路”项目融资资金来源看，公共部门资金特别是来自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资金占较大比例。在许多基础设施项目中，国开行或进出口银行在单个项目中的支持力度往往超过80%。
比如，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计划项目总投资550亿林吉特(约128亿美元)，其中85%的资金由进出口银行提供，其余15%由马来西亚银行通过债券集资。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有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基础设施由于规模大、周期长、风险高，很少有金融机构能独立承担，因此私人资金参与度不高。亚洲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公共部门提供了超过90%的资金。
目前，“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支持，主要来自3家政策性银行和5家大型商业银行，还有一些国家主权债和专项债券的发行，社会资本参与不足。
张建平建议，可以通过引入PPP模式来动员更多私人资本，但一个难点是，PPP对法律法规的完备性要求较高，而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的法治环境不健全。
他认为，企业要在具体的谈判中根据不同东道国的法律体系调整战略，在合作中协商。由于每个国家的法治环境不同，这就要求政府间在进行合作时将合作模式细化，然后根据相应的规则才能考虑如何引入更多资本。每个国家都要制定这样一套体系。
另外，在翟东升看来，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外国资本参与的程度也不够，相当于把风险全部集中到中国自己身上，限制了“一带一路”的大发展。
2014年成立的丝路基金和2015年正式运行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是中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两个核心融资渠道。
刚刚投入运行不到四年的亚投行已经从创始的57个成员国发展到97个，先后进行了数次扩容。截至目前，亚投行共批准39个项目，总投资79.4亿美元，共撬动了近400亿美元的总投资。
据亚投行行长金立群透露，目前，亚投行所有投资项目均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
丝路基金成立时资金规模为400亿美元，在2017年5月的“一带一路”峰会上，中国政府向丝路基金增资1000亿元人民币。截至2018年底，已决策投资28个项目，承诺投资金额超过110亿美元。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课题负责人肖钢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资金的依赖程度较大，这与前期国企央企引领、政策性金融先导驱动的特征密切相关，但鉴于相关投资资金需求大，官方援助增资有限。
张蕴岭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性框架，面向全球，项目的资金以中国为主，不符合倡议的初衷。应该引入更多国际金融机构，不能仅限于亚投行和丝路基金。
新理念
“马上就要召开第二届峰会了，我们在思考，整个国际社会都在思考，‘一带一路’到底给中国，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除了可以见到的那些工程，中国给世界提供最多的就是新理念。
“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先后被纳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非合作论坛、上合组织，以及亚欧会议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
商务部原副部长陈健指出，“一带一路”是一种处理国际关系和经济合作的理念，这种理念包括开放、包容、普惠、平等、共赢。“一带一路”还是一种模式，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五通”为支撑，点线面结合，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模式。
在张蕴岭看来，合作发展不同于援助，合作发展提倡和推动的是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和共享成果。“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要把中国发展的能动性与外部世界发展的需要连接起来，把各国国内规划与外部建设连接起来，把本国资源能力与国际融资支持连接起来。利用中国的优势和经验，培育其他国家的发展能力，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同时，中国的企业也有机会搭上其他国家发展的列车，从而实现共同发展。
责任编辑：郭惠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