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8日，中国保监会首任主席马永伟逝世，享年82岁。
原中国邮政集团党组纪检组组长、原上海保监局局长孙国栋曾担任马永伟的秘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马永伟在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十年，其中九年为正职，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主政四年，又担任第一任保监会主席。前前后后，他在金融业三个主要部门做了17年一把手，主持了四次重大金融改革：农行拆分、人保两次体制改革以及保监会筹组，这在新中国金融史上并不多见。
马永伟。图/险企高参
主持人保体改
1985年，43岁的马永伟作为典型的“四化干部”，被任命为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很多人叫他“小马行长”。
马永伟1966年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1982年，他从中国农行安徽省分行信贷处副处长任上越级晋升为安徽省农行副行长，1984年又破格晋升为总行副行长，一年后再次晋升为总行行长。
1994年，马永伟主持完成了农行机构改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从农行分设出来，农村信用社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马永伟没有想到，这段“分家”经验将很快再次派上用场。
1994年7月中旬，他正在山西临汾考察，突然接到电话，次日中央要找他谈话。他本来计划再待一天，接电后连夜赶到北京。第二天上午谈话时他被告知，将接替李裕民出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本月就上任。
8月1日，马永伟正式到人保上班，8月4日就去北戴河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金融改革发展座谈会。会议决定，人保实行产险和寿险分业经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出，人保体改“要走小步，不走大步”。
当时中国保险公司主要经营产险，而国外规模大、赚钱多的都是寿险公司。马永伟初到人保时，总公司二十几个部门，只有一个寿险业务部，经营困难。
马永伟于8月底和9月初先后在西安和武汉召集了北片、南片人保分公司总经理座谈会，讨论改革方案。
孙国栋时为马永伟的秘书。他说，那时系统内部对改革方案意见不一，人心浮动，各种矛盾交织，在要速度还是要效益等经营理念上有很大争论。17家地方性寿险公司需要收编，人怎么接，业务怎么接，接并过程中每个省意见也不一致。
孙国栋回忆，1995年是方案论证关键时期。这一年东北又遭遇特大洪灾，马永伟要率队到现场了解灾情，研究保险赔付情况。压力最大的时候，他着急上火，因眼底黄斑区出血住了院。马永伟曾告诉孙国栋，压力大时他只能靠打乒乓球缓解，打两个好球，喊两嗓子，心中的郁闷可能就排解出去了不少。
最后，人保拿出了方案：尽快成立中央再保险公司，由国家控股51％，其他保险公司适当参股；以人保政策性业务为基础，成立政策性保险公司，与人保分开；成立几家新的寿险公司；成立人保集团，分设产寿险公司。
经过充分论证，1995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成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马永伟出任董事长。中保集团下设四个子公司：中保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中保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和以香港为基地的中保海外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方案定了，但落实并不容易。
孙国栋回忆，马永伟因主持过农行拆分，他的思路很清晰。人保党组最后确定了“五先五后”原则：先分下级公司，后分本级公司；先分财产，后分人员；先分一般干部，后分领导干部；先试点，后推开；先易，后难。各省级分公司先拿各自的“分家”方案，再汇总到总公司统一协调。
那时国内寿险业刚刚起步，前景不明，绝大多数人都想留在产险。马永伟在开会时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谁要是厚此薄彼，那么想去产险的我就把他分到寿险，让他自己去收拾摊子。”结果，有的省公司一把手还是打错如意算盘，把精锐力量都留在了产险，最后却被总公司分到了寿险。
在孙国栋看来，这样的大型改革能平稳完成，一方面是因为马永伟能稳住阵脚，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领导班子的团结和得力。人保几位副总经理中，孙希岳担任过八年江西省副省长，何界生是原卫生部副部长，王宪章是二十多年的“老人保”，戴凤举是审计署金融司原司长，吴小平长期在人保公司工作，经验丰富。马永伟为人低调平和，作风民主，经常去副总们办公室征求他们意见。
最后还是有几个省分不下去，马永伟在会上责成吴小平处理。吴小平将相关省公司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开会，要求他们用一天时间商量，次日要么共同拿出方案，要么写辞职报告。结果第二天早上方案就出来了。
省公司和分公司完成拆分后，集团总部拆分就比较顺利了。各子公司迁走，产险移至宣武门办公，寿险搬到冠英园，再保险迁址花园路。
拆分完成后，还是有人对去寿险心有不甘，马永伟反复做工作：“我在国外看到最有实力的公司就是寿险公司，不过五年，它肯定会超过财产险。”
没想到第二年，储蓄利率下调引发全国性寿险抢购风潮，寿险业一举赶超产险业，从此一路遥遥领先。
那时有分公司老总感叹，改革是好事，不过希望分家就搞这一次了。但仅仅过了两年，新的拆分又来了。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国家决定整顿和规范保险市场，适时成立国家保险监管机构。1998年7月，国务院决定撤销中保集团，中保集团旗下的中保财险、中保寿险、中保再保险三家子公司变成一级法人，成为独立的专业保险公司，分别更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公司；中保集团所属的海外机构划归香港中国保险（集团）公司管理。
1998年8月5日，依旧是在京西宾馆，中保总经理会议宣布“二次改革”安排。和两年前集团成立时相比，此时场面冷清很多。大家准备拍照时，马永伟站在一侧，看起来心情五味杂陈。
保险业“入世”谈判
1998年国庆前夕，中保集团撤销，各家子公司迁走，阜成门内大街410号的人保大楼突然冷清了下来。
当时中国保险业实行多头管理，主要业务归口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管理。截至1997年底，全国有中资保险公司13家，外资保险机构9家，外国保险公司驻中国代表处189家。而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只有20多人，监管力量严重不足。1997年，中央决定成立保监会。
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原人保集团大楼留归中国保监会使用。56岁的马永伟任保监会首任主席、党委书记。
保监会成立不久，中国加入WTO谈判进入攻坚阶段。中央成立了中国入世领导小组，国务委员吴仪任组长，各有关部门一把手是小组成员，马永伟也是其一。
出乎人们预想的是，保险业成了入世谈判的重点。中国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曾说：“中国入世谈判最艰难的部分是保险，而且中国入世谈判最后的一个堡垒也是在保险领域里面完成的。”
时任保监会国际部国际合作处处长、后被任命为国际部主任的孟昭亿作为保险业代表参与了入世谈判。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中国保险业发展处在初级阶段，以1999年为例：当年全球平均保险深度（保费占本国GDP比例）为7.52％，中国保险深度只有1.83％，排在第58位；全球平均保险密度（人均保费）为387.3美元，中国是13.3美元，排在第73位。当时中国保险市场还只有少数几家外资公司进入，对外资吸引力巨大。
孟昭亿说，人保分设形成的四家集团是当时中国保险业最大的市场主体，这些老公司、大公司最担心在开放过程中受到冲击和挤压。但马永伟认为，保险市场开放是大势所趋。
对于“狼来了”，马永伟的看法是，当时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为1％。即使在保险市场完全开放的国家，外国保险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一般也不超过10％，而且改革开放后中国保险业以年均37.6％的速度飞速增长，随着法治的完善和改革的深化，中国保险企业很快就能与外国企业平等竞争，不必过分担心。
孟昭亿说，马永伟熟悉行业情况，又了解大局，善做取舍，在制定谈判方案、准备不同预案上为前方谈判组提供了很大支持。前方谈判组遇到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请示，马永伟不分昼夜都会及时回复，给出意见。
其中，再保险是一项不得不放开的内容，也是中国保险市场开放跨度最大的一项承诺。中方最初希望维持20％法定分保，即所有公司20％的保费都分给中国再保险，后来退到10％，外方还是不同意。中资公司对法定再保险也有很大意见。经过协商，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全面开放国内再保险市场，取消海外分保限制，逐年取消法定分保，每年降5％，四年降完。
1991年，马永伟率团到台湾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保险学术研讨会。前排中为马永伟，后排左五为孙国栋。图/受访者提供
马永伟曾回忆，中国保险基础比较弱，不像别的行业那么大，所以在谈判的博弈中，保险成为一个筹码。当时掌握的原则是，财产险公司可以多进来，甚至可以开办子公司，但寿险不行。因为寿险是以人身为标的的保险，更需要审慎对待。因此中方的谈判立场是：允许外资公司以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寿险市场，中方必须占有51％的股份。这是一直谈判到最后的焦点问题。
1999年11月15日，在中美谈判的最后关头，为达成一揽子协议，中方做出了一定的让步。2000年5月19日，中欧也达成协议。两份协议中都规定：允许外资公司以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寿险市场，外方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不得超过50％。
友邦保险公司的牌照问题，成为中国入世的最后一道障碍。早在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AIG）所属友邦保险公司以分公司的形式在上海拿到了全资经营牌照，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AIG董事长格林伯格提出，按“祖父条款”即“不追溯条款”原则，应该允许AIG今后继续以寿险独资公司形式在中国申请设立寿险机构。
而根据WTO“无差别原则”，如果中方同意AIG的要求，那其他成员方也有权提出同样的申请，这样不但突破了中方的底线，也将导致已达成的谈判重启，或造成多方阻挠中国“入世”的局面。
孟昭亿说，双方分歧的核心在于对“祖父条款”的解读。中方认为，“祖父条款”只适用于已经设立的机构，但中国入世后新批准成立的外资寿险公司均应采取合资公司的形式，友邦公司也不例外。对此，中方咨询了世贸组织秘书组法律顾问，对方同意这个观点。
在紧要关头，正在德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马永伟和孟昭亿接到外经贸部来电，希望马永伟能去美国跟格林伯格谈一谈。机票都订好了，但后来形势有变，没有成行。
后来几经磋商，根据朱镕基指示，龙永图与格林伯格于2001年11月在上海展开了一对一谈判。双方各有退让，达成妥协：在“入世”之前，中方为友邦批设独资北京分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以及东莞和江门支公司；“入世”后，按照新的规则执行。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此前一年，中国保监会加入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
为了迎接入世，避免给国内行业造成更大冲击，经国务院批准，马永伟牵头成立了保险改革研究小组，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派人参加，最后提出实行股份制，以保监会名义写了资产重组、择期上市的方案上报国务院。
加入WTO前夕，保监会一次性批准新华人寿、泰康人寿、华泰财险等三家中资保险公司在国内筹建300多家分公司和中心支公司。截至2002年4月底，其中23％从保监会取得开业许可，包括新华人寿的7家分公司、18家中心支公司，泰康人寿的11家分公司、38家中心支公司，华泰保险的1家支公司，扩张速度前所未有。为尽快与国际保险水平接轨，保监会从2001年4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行业整顿。
2002年初，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首次邀请外资、合资保险公司参会，被称为真正的“全保会”。马永伟参加了合资寿险公司小组的讨论，他说，按照生物学的规律，希望双方能把所有的好基因遗传给子公司。
2019年，《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重新修订，将外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比上限由50％放宽至51％。2021年，条例再次修订，删除了这一限制性规定。此后，外资可以设立独资寿险公司了。
孟昭亿说，虽然现在外资独资寿险公司放开了，但尽力争取到的这20多年的缓冲期非常重要。现在回头看，境外最大的保险公司已有约半数进入中国，而国内保险公司仍旧是发展最快的。总体来看，对外开放对中国保险行业地位提升、对保险在国家经济中作用的壮大，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标志性时代人物之一”
2002年10月，60岁的马永伟卸任中国保监会主席。
2003年，孙国栋赴任上海保监局局长。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需要处理时，他经常会想：如果是马永伟，他会怎么处理？
孙国栋记得，马永伟通常会先充分听取大家意见，然后以商量的口吻询问：“这个事我们就这么定好不好？”马永伟常说，决策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只能是比较后做出选择。
中国保险学会原副秘书长徐晓说，马永伟还培养了一支保险监管队伍。后来的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周延礼、陈文辉，都是当年从人保集团出来的。
马永伟退休后当选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工作了五年。
他去基层调研，在政协会议上呼吁加快农业保险体系建设，他说中国农业保险面临着供给和有效需求的双重制约：一方面，农民有保险需求，但购买力低，想买保险却买不起；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市场潜力巨大，保险公司希望加快发展，但风险大、成本高，承保能力不足，想赔又赔不起。总的来看，农业保险远远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
退休后，马永伟加入北京市乒乓球协会，每周三和周五都会约几个球友去西单商场旁的乒乓球俱乐部打球。那时国家体育总局会举办机关职工乒乓球比赛，马永伟是常胜将军，家里堆满了各种奖杯。2006年，他被选为北京乒乓球协会主席。
他是乒乓球国家级健将，走到哪儿都带着球拍。他在农行时期组建了一个乒乓球队，在全国金融系统比赛中获得过冠军，后来还出国比赛。甚至有人调侃，人保1996年改革后的新LOGO，就是乒乓球和拍子的组合。
马永伟结交了很多球友，包括庄则栋、刘国梁、孔令辉、瓦尔德内尔等乒坛名宿。庄则栋曾在一张球拍上写下“宠辱不惊”送给马永伟。
孙国栋2018年退休后，原以为有时间可以多和马永伟打球了，还和他开玩笑：“等您80岁时争取能战胜您。”马永伟说：“你80岁也打不过我。”没想到，2019年4月5日上午，77岁的马永伟出门摔伤，从此在医院卧床不起。
马永伟遗体告别仪式上，农行、保险业和金融监管部门的退休老领导和老同事都来了。徐晓记得，那天准备的第一批花很快就发完了，又加了200支，参加告别仪式的超过了500人。
孙国栋觉得，马永伟“工于谋事，拙于谋身”，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让他觉得遗憾的是，马永伟没有回忆录，没有传记，甚至遗体告别仪式上都没有一份详尽的生平资料。
马永伟只留下一部《马永伟文集》，2011年7月出版，分“银行卷”和“保险卷”两卷。他在自序中写道，长达四十余年间，自己从未离开过金融系统，从基层做起，一直在不同企业或行业担当主要领导职务。从这层意义上讲，这些经历已经不属于个人，而是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保险业漫长的改革、发展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
（本文参考了徐晓《“老人保”体制改革全纪录》，张迎宾、李墨《马永伟口述实录》）
发于2024.12.23总第116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马永伟：探路保险业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