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北京的冬天，比往年要暖和许多，一场大雪迟迟没有来。
演员富大龙独居在一个京郊半山处的村庄中。房子是租来的平房，每月租金3000元，和邻居共用一个院子，屋内陈设简单、平常，甚至有些简陋。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不知道馆”，特意强调不是“道馆”，是“不知道，馆”。
富大龙知道，因为作品最近上映，自己又成了社交媒体中的话题人物，观众围绕着自己红与不红、演技好还是差、声音好听还是难听，吵得不可开交。“用力过猛”“史上最晚登场男二号”“台词口音奇怪”成了他的标签，而“最穷影帝”的称号，被观众再次翻出来扣到了他的头上，即便他多次说过，自己和这四个字，没有一丁点关系。
平房内的暖气是后改装的，烧得很旺，原先屋内还要更清冷一些，那是富大龙喜欢的温度。在他看来，只有能真切感受到温度的变化、四季的更替，才能明确体会到自己作为人，是活着的。
每当冬日来临，富大龙时常想起自己高三时的一节语文课，自己在文科班，班里女生多男生少，一日上课时突降大雪，雪片在窗外飘落，班里所有的女生都向窗外探着头。老师慢慢地合上课本，对全班同学说：“现在，大家悄悄地从楼道走出去，不要打扰别人，去看20分钟雪，然后再回来。”
在他看来，那是一个文人最极致的浪漫与勇敢。
“无论是什么时间，无论处于怎样的处境，我们都应该有资格去看那20分钟的雪，也都应该有勇气走出去，去看那20分钟的雪。”富大龙说。
（以下是富大龙的口述）
拔不完的草
我是一名演员，这是我的职业，但也仅仅只是我的职业。
我从小就演电影，一直到现在还在做演员，你说没有感情，那是假的。但你说我有多热爱，那一定也是假的。
每一次合作，很像旧时女人的包办相亲，掀盖头，不知道这回嫁给了什么东西。
有人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这句话绝对是错的，生活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艺术凭什么高于生活？
我曾经认真地思考过：到底什么叫作演技？我8岁演《少年彭德怀》有演技吗？知道什么是表演吗？我不知道，但是为什么我能演，是因为我当时真的就是一个8岁的孩子。但我在22岁的时候演不了一个爸爸，那是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爸爸。我要想演好一个爸爸，我必须先成为一个爸爸，这里面没有丝毫的窍门，更谈不上技巧。
富大龙（右一）在夏令营学习电影拍摄 图/中新社 锤学
比如让我去演一个北京农村的老人，我肯定演不过身边这些邻居，因为他们此时此刻就是村里的老人，他们不需要任何表演技巧，就能做到没有痕迹的表演。
当每一个人出演自己的时候，他都是影帝。做演员最笨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想办法成为那个人，把你要在作品中经历的事情经历一遍，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体验生活。
当年拍《紫日》的时候，我需要演一个农民，但是我一天农民都没当过，导演问我，把我扔农村去待一个月我乐意不乐意，那我可太乐意了。
我当时去了河北辛集一个村，那里其实离北京不远，不到300公里，但确实是真的农村。
当时正值麦收，房东是位老汉。我就是他们家的一员，每天凌晨4点多，天刚蒙蒙亮就去地里干活，到上午10点钟回来吃晌午饭，吃完饭再干活儿一直到太阳落山，前后有一个多月，其实头几天我就受不了了，脖子也晒爆皮了，但是忍着。
大家想象中的农民每天种庄稼对不对，但其实农民每天最大的工作是拔草，是拔不完的草。今天拔完明天又长出来，下了雨长得更高，每天重复最多的工作其实就是拔草。完全没有什么丰收的快乐和喜悦，有的只是重复的机械性劳动，但这才是农民真正在地里忙活的事。
再来说吃饭，吃饭是真的吃饭，菜都是辅助，主要吃饭、吃馒头，我去的那一个月，老汉媳妇炒了一盘黄瓜，我们一家人吃了一个礼拜，他们不舍得吃，搞得我也不舍得吃。这就是农村的饭，如果没有我，他们或许都不会炒上那一盘黄瓜。
然后你会发现在农村，饭菜掉地上了，他们真的完全不假思索地捡起来就放进嘴里，这不是因为他们不讲卫生，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土地是最干净的东西，他们天天撅着屁股在地里干活，和土地最亲，土地也最干净，这饭菜掉土上怎么就不能吃呢？
一个月之后，我搭车回北京，我还穿着村里的衣服，晒得黢黑，我向一个城里人打听，去北太平庄怎么坐车。他当时看我的那个眼神，带着鄙视和嫌弃，我彻底明白什么是农民了。
去体验当农民，对我演戏很有用，因为我们现在演的很多角色，底色其实都是农民。工人的底色也是农民，军人的底色也是农民，警察的底色也是农民，找到了农民的那个感觉，在很多角色之间是相通的。
随着影视这个行业的发展，没有多少创作者愿意给演员留出体验生活的时间，演员们自己也不愿意去体验，有体验的时间或许都够拍完一部作品了。
不仅没时间体验，有些角色还没办法体验，比如君王，没地方让我体验当两天皇上；再比如死刑犯，也没地方给我嘣一枪或者扎一针，这些角色体验不了，就需要演员自己的感知，而这样的感知是建立在有真正的生活上的。
但是你说演员天天扣个帽子戴个口罩，大家日常去的地方都去不了，怎么有真正的生活？久而久之就失去了那种感觉。
本应每天拔的那些草，也就不拔了，时间久了就分不清楚地里长出来的，哪些是庄稼，哪些是草了。
生活的棍子
我曾经在一个剧组，导演热衷于给演员讲戏，甚至一遍一遍做示范，在导演的感召下，他手下的副导演、摄影、灯光都爱上了给演员讲戏的感觉。一日收工后，我回房间路上，遇到了剧组摄影师正拿着黑板在给群众演员讲戏，里面还有岁数很大的叔叔阿姨，那个时候我心里害怕极了。
富大龙 图/受访者提供
群众演员之所以叫作群众演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所谓专业的训练，他们出演群众就应该是本色出演，把那些所谓学院派的表演理论强加给他们，他们还能演好自己吗？在我看来这些群众演员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他们有我们所谓专业科班出身不具备的优秀特质。
我如果没有受过所谓的专业训练，在塑造角色的时候会不会有另外的状态和样子？但是我现在摆脱不掉了，那些东西被刻在了我的骨子里。包括说话、体态、在镜头前的状态，一切都是训练后的结果。
我家没有电视，自己的作品很少会在上映后第一时间看，很多作品都是过了很多年我才看到一两个画面，我发现镜头里的自己浑身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所谓科班带出来的匠气和矫情，这样的自己让我讨厌。
很多人只是在写影子，演影子，看影子。离老远白描，甚至都不是看见，是道听途说，甚至听都没听，是信口雌黄。
当然，不一定空想得不好。你的材料都是曾经的经历和见闻，也是一种“实际”。只不过心态与鲜活，毫厘之辨别，自己知道，观众必能感到，终不能自欺欺人。
其实没有表演这回事，没有电影、话剧、电视剧这回事，表演除了成为，别无他法。
我曾经短暂地当过一阵表演老师，大概一年的时间，那段时间我因为挑剧本，没戏可拍。我记得我在每张教案的最开始都会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不是你们的老师，我们一起向生活学。
上课时我经常带着一根棍子，谁狂，谁不懂人的深刻或生活的无边，我就给他们出一道虚拟表演题目“捡垃圾的”。
很快我就会获得一些看上去极其肤浅且又老又丑的形象。这个时候我会打出第一棍，并第一次提示他们：“他本不是捡垃圾的，是因为实在太饿了，所以只能翻垃圾。”
然后学生们，就会获得更多一些人物的情态，甚至一些身世和身份感。
这时我会挥出第二棍，继续给出提示：“他家里有瘫痪的老母，妻子刚出车祸死了。有两个孩子要养，他是个工程师，玩忽职守出事失业半年，借了朋友的车开黑车赚钱。给孩子交学费，给老母治病，借了高利贷，刚被追债的打了一顿。给孩子做完晚饭，自己没吃，到河边要自杀，饿了，看见垃圾桶里有半盒盖好的饭菜，突然很想吃一口……”
这时所有学生，连最狂的那个都安静了。给几分钟，再上台，突然都充满了智慧，他们演出的“捡垃圾的”节目没有语言和虚假做作，是如此的质朴和震撼人心。课堂上下热泪盈眶。
这就是，生活的棍子。
从那时开始，我就喜欢收集棍子，我家现在有好多木头棍子，都在墙边放着，有的是我捡的，更多的是我买的。
最新的这根，是我现在同村的一个大爷不久前卖我的，他说这根棍子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时候用的降龙木。
要了我200块钱，我知道他是在蒙我，但是我高兴，我乐意，我买下了它。
浅尝
有人说我不红，有人说我应该红，有人说我不红天理不容。
但是螃蟹，活的，都是青的。一旦红了……
我愿永远青头青脚，硬硬朗朗。
我对声音很敏感，从小就喜欢各种声音，但很遗憾，现在声音仿佛是影视剧中最不重要的一环，没人在乎，也没人想在乎，声音可以随便配。
就比如我们常见的作品中出现亲人去世的画面时，总是会被配上特别强烈的音乐，来试图渲染人物的悲伤。但事实上真正悲伤的情绪峰值，不在亲人去世的那一刻，而是在人走后，亲友散去，房间里陈设都还在，但物是人非。
其实，这个时候一个锅掉在地上，发出的刺耳声音和回响，才应该是声音能够达到的情绪峰值，但很多创作者不在乎，也不想在乎。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自己亲人离世时，那些恨不得从门外就开始放声痛哭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但在大部分人看来号啕大哭才更像表演，哭得越惨越说明演员表演好，你看我能立刻哭出来，说明我是个好演员。
一切痛苦说到底：我们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这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戏剧、音乐、美术、武术。例如武术，练半天造各种阴阳玄理拳经秘笈，没人打得过一只成年雄性猴子。就像书法，终归不过写字。
有一段时间我喜欢爵士乐，就买了一把小号自己捣鼓，吹不太明白。我特别虔诚地找到了一个专业吹小号的朋友咨询，我到底什么时候能把小号吹明白，他端详了我许久告诉我，怎么也得三五年，因为我的嘴唇太厚，不适合吹小号。
我一听要学三五年就有点泄气，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五道口一个酒吧认识了一个玩音乐的外国朋友，他叫西蒙，聊天的时候我谈起曾经学小号未遂的事，西蒙像看怪胎一样大笑着对我说：
“兄弟你是不是在逗我？你想想玩西方爵士那帮大师都是什么人？是黑人，人家半个嘴唇顶你一个嘴厚，只要你喜欢，你就可以玩音乐，无论小号还是别的什么乐器。你现在想玩什么？”
当得知我喜欢贝斯之后，西蒙教了我一个最简单的指法，左手按住品，右手的一根手指勾动贝斯最上面的那根弦，贝斯就会随着我的手指发出“嘣嘣嘣”的声音。
一周后，我在酒吧又见到了西蒙，他在舞台上对着所有酒吧里的客人说，今天我们来了一个新的贝斯手大龙，现在大家欢迎他上台演出。
但那时我只会用一只手指勾动琴弦，就这样，我完成了自己第一场乐队演出。下台后，我满身大汗，西蒙真诚地对我说：“大龙，你现在是一名乐队的贝斯手了。”
我猛然明白，有些事，或者绝大多数事，本就没有那些条条框框，本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顾虑，本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束缚。号啕大哭也好，嘴唇也罢，都不存在，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障碍。
在兴趣广泛的时代，我永远站在门口当门外汉挺好的，不会沾染每一个门内过浓的习气，更不用拿出自己的时间和寿命去为门派献祭。渐渐地，浅尝成为我的习惯，对什么都不热爱，似懂非懂，知道一点，但又不真知道，这种感觉美妙极了。
我会把自己锁在屋里4天3夜，就为写一篇小说，也会在某一个夜里从床上爬起来画下一幅小画，或者从淘宝买4块同样没有表盘的手表。就是被拍下来发到网上的那块，那块被我称为“时间的真相”的表，单价80元，我买4块是怕我弄丢了。
我真的很感谢那些在不同地方表达喜欢我的观众，他们因为看了我一些拙劣的表演，从而给予我大量的鼓励和肯定，在很长的一段颓唐的时间中，观众的鼓励是维系我继续干这份工作的唯一理由。
我高三的语文老师叫贾淑俭，她去世了，我很想她。
最近我总会梦到她，我在梦里问她：“快下雪了，我想去外面看看，我可以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