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雨后，北京气温骤降。香港导演郑保瑞穿着一身牛仔衣，扣上了扣子，在北京国贸附近一家酒店的会议室迅速地回复消息。行程密不透风，他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颁了奖，又在影院参加首映，现在正在应对一天的采访。在内地工作过数年，他的“港普”虽然不甚标准，但流畅无比。
导演 郑保瑞 受访者提供
两周之前，他刚刚迎来高光时刻。4月14日晚上，郑保瑞登上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的舞台，从郭富城手中领取奖杯，成为新晋金像奖最佳导演。有些人疑惑，他不是拿过了吗？“他们觉得我早就拿了。”他倒在沙发里，大笑起来。
他确实像早就该拿到这个奖的导演。在香港“新浪潮”一代导演渐渐老去，而年轻一代羽翼未丰的那些年，能叫得上号的中生代导演，屈指可数——庄文强凭《无双》拿过奖了，《寒战》导演梁乐民和陆剑青算两个，也得过了。然后就是郑保瑞了。
颁奖夜的聚会上，梁乐民特意赶来，跟郑保瑞碰了杯酒。三十多年前，郑保瑞高中毕业后无所事事，循着报纸广告，去一家电影公司应聘。同期有四个小孩进了电影公司，两个留了下来，一个是郑保瑞，另一个就是梁乐民。
“很感触，我们同时间入行，就走到现在。”一瞬间，郑保瑞有点恍惚，“我说，还行，我们两个都拿了一点成绩，就这样。”
得奖的电影是《命案》，没有在内地上映。但他很快来到内地，带来古天乐、林峯、洪金宝等人主演的新片《九龙城寨之围城》，5月1日起登陆全国院线。
这两部电影，代表着郑保瑞商业和艺术的两面。“跟我师傅杜琪峯一样，商业跟艺术分开两边去跑。”他笑着自我解释。补光灯照得他眼睛越发神采奕奕。六年后重回内地，他的表达欲似乎格外旺盛，话题回到他熟悉的香港。
《九龙城寨之围城》剧照 受访者提供
失去的东西
郑保瑞11岁从澳门渔村移居香港，小时候没去过九龙城寨，但演员林家栋是在城寨长大的。筹备《九龙城寨之围城》时，他找老友林家栋帮忙，林打电话请来一帮城寨的老邻居，有几个人还混过黑社会。
林家栋说，以前城寨没有水，家家都在一楼的水龙头接水，然后提上楼。老人提不动，就有小孩帮着提，赚个一毛两毛贴补家用。他又对郑保瑞讲了个故事，有一次家里买了沙发，搬不动，他姐姐找来几个人帮着搬，后来才知道，这伙人是黑社会。“他们可能帮街坊搬完沙发，回去就去卖白粉了”。
九龙城寨就是这么个三教九流混杂之地，建于道光年间，作为清政府军事驻地，后来变为“三不管”地带。70亩地上最多住了5万多人，赌场、妓院、鸦片馆等非法勾当混杂在民居中，黑帮横行。
郑保瑞问老居民：“城寨拆了不可惜吗？”“有什么可惜的？又乱，又没水。”即使他们出不去，也希望孩子们能闯出去。但人们也会怀念城寨，它收容过很多在外面混不下去的人。“城寨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给你喘口气，你弄好了，就离开吧。”戏里，古天乐扮演的城寨当家人龙卷风说。郑保瑞觉得，这是城寨的潇洒之处。
九龙城寨是香港人的集体记忆，常常出现在港片里。《跛豪》《重案组》《功夫》《追龙》等都以此为背景。1994年拆除之前，不少电影在城寨实地取景。
参照老照片和记忆，剧组在一个废弃的学校搭了景，又在两个摄影棚搭了些内景，复原了一条穷街陋巷。戏里，林峯打累了，坐在窗户下，街坊随手从窗里递出一瓶水。片尾一组缓慢的镜头在城寨内部游移，怀旧的暖黄光线抚摸着一切，杂货铺、修鞋摊、面店……贫穷，但热气腾腾。
这是郑保瑞对往日香港的怀旧。刚搬来香港时，他们全家在深水埗落脚，两家七口人挤在一间屋里。但小孩不懂生活的艰辛，邻里的互相关照成了他最深的记忆。“我觉得这部有跟别的电影不一样的城寨味道，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那是在岁月中“失去的东西”。
《九龙城寨之围城》主线是一个争地盘的故事，古天乐饰演的理发店老板龙卷风，实际上是城寨当家人，会武功，也做些非法生意，但保护着城寨的安宁。洪金宝带着另一帮外来者抢地盘。林峯是出生于城寨的后生，背负着一段父辈恩仇，回到城寨后，与龙卷风一帮合伙守护城寨，也在城寨中收获了归属感。
亢奋的武打足量给到。电影几乎从头打到尾，年长的一代人，洪金宝、古天乐、任贤齐和郭富城都展示了身手，年轻一代的林峯、刘俊谦、伍允龙等更是搏命，在逼仄的陋巷和天台，打得直冒火星。
故事起先是作家余儿一本漫画小说，在日本拿过奖。电影也尝试了些许漫画风格。“动作片拍了很多年了，最早是国语功夫片，后来成龙大哥带来动作喜剧，再变成徐克老爷那种飘逸的古装片，后来甄子丹回来，跟吴京他们拍得非常实战。一直在变化。”郑保瑞说，“我觉得好像都已经看过了，就再往前走半步，哪怕不多。我们试试拍得漫画一点、夸张一点，这一次如果做得不成功，观众不接受，哪怕你再回来拍一下喜剧动作会怎么样？也可能是一个方向。”
尺度很难把握，动漫过了头，就成了超能力。他们在镜头里试验，一拳打出，人旋转着飞出去，两圈、一圈，最后发现飞半圈最合适，有些动漫味儿，但又不离谱。全片动作基调在这半圈上奠定。
更多的还是传统。港式武打风格最初受京剧影响很大，表演性很强，动作花哨，动不动就翻几个跟头。后来，外国动作片都走实战风格，也更现代。“全世界都没有，就只有中国功夫是这样，”郑保瑞愿意保留港式武打风格，“不能人家是这样，我们就按照人家来。”
银河门徒
最具风格化的香港导演，总是在港片成熟的工业体系和审美风格之上，加入自己的一些东西，开出新的花。那些东西，于杜琪峯来说，是痛苦的浪漫；于许鞍华来说，是现实的关怀；于郑保瑞来说，就是疼痛。
郑保瑞最具风格化的几部作品，都有刻骨的疼痛。《狗咬狗》里，杀手为了挣脱手铐，把自己的拇指掰折；《智齿》里，瘦小的王桃像一只麻雀被蹂躏得体无完肤；《九龙城寨之围城》的打斗虽有动漫式的夸张，但也弥漫出切肤之痛。
不要命的狠劲，是底层精神的外化。“我来自底层，我知道香港最底层的人怎么说话，怎么生活。”郑保瑞说。他们的生活都靠自己争来，一份工不够，就再做一份，想办法生存下去，受欺负了就打回去。“努力还是可以赚一点钱，慢慢改善生活”。
郑保瑞成长于港片黄金时代的尾巴上，在林岭东、叶伟信、马伟豪等导演的剧组里学到基本功，又在杜琪峯身边脱胎换骨，巩固自己的腔调。
在金像奖颁奖礼领取最佳导演奖时，郑保瑞特意感谢了杜琪峯，深深鞠了一躬。
遇见杜琪峯之前，郑保瑞摸爬滚打了多年，警匪片《狗咬狗》入围东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惊悚片《古宅心慌慌》进军内地影院，商业和艺术都有不错的成绩。但2006年拍完日漫改编的《军鸡》后，他感觉非常糟糕，想重新学拍电影。这时正好杜琪峯找到他，希望合作，帮他监制。
次年，杜琪峯监制、郑保瑞执导的《意外》开拍，拍完第一天，郑保瑞觉得不对劲。那天的戏没有剧本，古天乐扮演的杀手在街边买唱片，忽然停下，警觉地回头，疑心被人跟踪。盯着监视器，郑保瑞觉得这个感觉是对的。但如果这一天拍的是对的，那剧本就全是错的。
他宣布停工，跑到澳门的酒店“躲”了起来。想了几天，他跟杜琪峯打电话，说了半个新故事，希望给三天时间，只拍一场戏，“给我空间去摸透几个人物”。杜琪峯同意了。那是一场打乒乓球的戏，杀手团队四个人聚在一起，打打乒乓球，分赃款，但几个人的关系显出十分微妙的隔阂。“我不停地试，古天乐在外面等还是进来，他们说什么，互相如何不信任……”。光线幽暗，气氛静谧，他在镜头里捕捉着团队崩裂的细碎声。
拍到第三天，叶璇不经意看了古天乐一眼。郑保瑞突然察觉到，这个眼神里有些别的东西。“你为什么这样望他？”“怎么了？”“我感觉你有点暗恋他（演的角色）”“是吗？”人物关系通了。
“那是用胶片写剧本的方法。杜琪峯一定会允许，因为他就是这样拍。”郑保瑞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但我知道，我人生里可能只有一次机会这样拍。”
《意外》大获成功，入选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凭借类型片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香港此前只有杜琪峯。这部电影余波荡漾至今，今年5月，韩国翻拍的版本即将上映。
《意外》是郑保瑞进入银河映像的第一部作品，充满了银河映像的味道。银河映像由杜琪峯和韦家辉创立于1996年，凭借独树一帜的高度风格化，在港片市场衰落的年代异军突起。杜琪峯曾公开点兵：郑保瑞和游乃海这一个导一个编的组合，会接过他和韦家辉的班。他一向严厉，但对徒弟赞赏有加——“现场执行很好，可能比我还好”。
多年以后，银河映像产量锐减，接班的说法提得也少了。对这个事，郑保瑞一直保留看法。“很多人说，你跟游乃海是银河映像第二代，我说别这样说，没有第二个杜琪峯，也没有第二个韦家辉。我跟乃海做《命案》的时候，我预估肯定会有人拿来跟《大只佬》比较，但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按照自己方法做，别想，什么都别想。”
在银河映像拍电影很难，杜琪峯不走寻常路，你想什么都是错的，怎么拍都不对。但后来郑保瑞也清楚，“电影就是很难”。实际上，2012年的《车手》之后，他只在银河拍了一部《命案》，中间十年都在外晃荡。“我们没有合约绑定，也没有口头承诺。师傅打电话说，回来拍一部啊，我有时间就回来拍”。
杜琪峯之后，郑保瑞成为欧洲电影界最关注的中国香港导演，《智齿》《命案》接连入围柏林电影节展映，《智齿》在法国的票房也相当好。制片公司要拿《九龙城寨之围城》报名戛纳电影节，他觉得不会吧，一个这么本土的商业类型片，人家应该不会感兴趣，结果被今年的“午夜展映”单元选中。
“其实欧洲一直在等香港电影，但这十年来，比如我师傅拍的也少了，王家卫去弄《繁花》弄了十年，可能我的电影他们觉得非常像他们认识的港产片那种风格，就疯狂的、什么都不管的那种味道，所以比较有兴趣一点。”郑保瑞说，“除了我，《叔·叔》的导演也在柏林拿了奖，有新一代香港电影人出现了，他们也蛮高兴。”
“尽皆过火，尽是癫狂”，郑保瑞是经典港片的传人，他也很骄傲能处在这样的位置，延续港片香火。“我完全是看着他们怎么拍戏，想自己能不能这样做？现在人家说，你很像以前的港产片，OK啊，没有什么问题，但我希望我也加了一些新的东西，给你有新鲜感。”
他喜欢韩国电影《寄生虫》，那里面也有癫狂和过火。“简直神采飞扬！”说到兴奋，他双手比划起来，说《寄生虫》是用非常通俗的方法去呈现深刻的主题，没有为了迎合影展，故意将情绪压得很低，不能煽情，不能发疯，“我也不是这样的人，不做这样的事”。
不能再把自己避开
从艺术性来看，郑保瑞有两个波峰，一个是从2006年起的《狗咬狗》《意外》和《车手》，另一个是2021年之后的《智齿》和《命案》。中间这些年，他一直在内地，拍了三部春节档大片《西游记》（《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女儿国》），在内地收获近30亿元票房，在香港本土也是他票房最高的一类作品。这是他的商业波峰。
《女儿国》拍到一半，他突然累了，想回香港。《西游记》是香港与内地合拍片潮流中一个相当成功的项目，那几年，杜琪峯也在内地合拍《毒战》和《三人行》。但在一众北上导演中，郑保瑞确实是风格被遮蔽得最彻底的导演之一。
“那时候把自己隐藏得很厉害，因为我的风格比较偏，怕影响到结果，（让电影）不能够大众化。”他不避讳谈起那时的改变，“你看《西游记》就知道，我用技巧去完成，可以，但你不能每一个电影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会喜欢电影啊？我不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工作。”
他转身回到港岛，之后连续两部《智齿》和《命案》彻底做了自己。《智齿》固执地拍成了黑白片，回归他在《狗咬狗》中的“垃圾场美学”。《命案》中则充斥着神鬼与命数。尤其到了《命案》，他感觉“有点放开了自己”，“就放吧，我不能再把自己避开了，那些就是电影最独特的东西，也是最可贵的东西。”
他的“自己”，是底层、肮脏、疼痛、宿命，现在，又多了一种悲剧性。
就像梁朝伟之于王家卫，刘青云之于杜琪峯，郑保瑞也找到他的“艺术缪斯”林家栋。
《智齿》开机后的第一场戏，林家栋饰演的警察展哥将刘雅瑟饰演的流浪女王桃带到警局，推到一群黑社会面前。王桃轻声问展哥：您想我死？展哥点头。王桃曾失手将展哥的妻子撞成植物人，她出狱后，展哥一直紧咬她，试图复仇。王桃于心有愧，供出黑社会线索，展哥则故意让黑社会知道王桃是线人，以借刀杀人。王桃走出警局时，展哥低着头，表情突然凝重起来。那一刻变脸极为微弱，不易察觉。
“他回头那个时候，我x，他明白了。”郑保瑞模仿林家栋的低头，瞪大眼睛，“都对了”。林家栋的气场契合了郑保瑞的想象。“他自己清不清楚？他非常清楚，自己过分了，但他抗拒不了仇恨”。郑保瑞从林家栋身上看出一种特质：悲剧性。
随后的《命案》继续发掘林家栋的悲剧性。他扮演一个算命师，替人算命、帮人改命，但从未成功，最后终于接受，命运不可改。
悲观是郑保瑞的底色，他说这是来自天生，但后天的一段经历，放大了这种感觉。
搬到香港几年后，家里终于攒够钱买了房子，但租户拒绝搬走，又赖了两年。“那时‘租霸’很多嘛，报警也没用，警察说你找律师告他去啊”。最后他妈妈给租户补贴了些钱，租户才搬走。收房那天，打开房门，发现门也破了，空调只剩外壳，“整个房子都是烂的”。妈妈买了几桶油漆，给房子重新刷好。这件事对十几岁的郑保瑞冲击很大：为什么我们买的房子，还要给别人钱才能收回，屋子还是烂的？
后来他拍电影，最后常常是以暴制暴，扎进暴徒的逻辑里去正面对抗，有时惨胜，有时一败涂地。他出身底层，长于刻画底层。
这届金像奖颁奖之后，出现了一些不同声音。比如梁朝伟的第六座影帝奖杯，是不是更应该嘉奖林保怡或黄子华；再比如，年轻一代的《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记》，是不是应该获得更高奖项的肯定。郑保瑞的最佳导演奖，倒是没多少争议。
“这是业内投票，我们都改变不了那个结果。公平很难，哪怕现在改制度，找一帮评委来评奖，那可能都是小圈子；如果让大众来投票呢，那投出来的就是粉丝电影。”郑保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真的是他们拿，我也觉得没问题。如果是比我更老的一辈人去拿，我希望他们也觉得没问题。我们要放开一点去接受这个事情。”
香港电影正在经历一些变化，一批崭露头角的新导演偏爱写实，不再癫狂，也不再过火。郑保瑞很欣赏他们，但也会觉得——“他们可以找更有趣的方法去呈现”。
而他自己呢？这个知天命之年的港片之子，站在黄金时代的余晖中，他还会按照他喜欢的港片味道拍下去。“可能到老的时候，突然间把所有事情推翻也说不准”。到那时候，“就由他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