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寂寞卞之琳

徐天  2022-06-27 10:54:12

“生物学上有一种孑遗生物,就像植物中的银杏、动物中的大熊猫,我就是这样的孑遗生物”。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子们对老专家学者称“先生”,对党政干部称“同志”,唯有卞之琳例外,大家称呼他“老卞”。

 

卞之琳所属的“新月派”长期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文学派别”,但偏偏他又有一段在延安的经历。或许因为这种复杂经历,他就成了不能被归类的“老卞”。

1981年11月,卞之琳赴荷兰参加汉乐逸博士论文答辩。图为卞之琳在当地餐厅出席庆祝晚宴。摄影/Loe van Rees

 

1929年暑假,19岁的卞之琳考上北大英文系,只身北上,在火车上坐在他对面的正是刚考进清华大学西语系的钱锺书。两位19岁青年年龄相差不到20天,日后都成为名噪一时的才子,在1949年后同样经历了风风雨雨,只是到了80年代之后,钱锺书声名如日中天,卞之琳却似乎从未再回到聚光灯下。

 

提起卞之琳,可能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是一位一直活到2000年、进入了新世纪的人物。他似乎被某种魔法永远定格在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断章》之中。

 

他的老友、诗人冯至曾说:“生物学上有一种孑遗生物,就像植物中的银杏、动物中的大熊猫,我就是这样的孑遗生物。”或许因为感同身受,卞之琳很欣赏这个说法。他还曾多次提到,年轻时去看北平昆曲艺人演出,观者寥寥,幕布上绣着两句诗:“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他每次说起,都有无限的感慨。

 

“难懂”

 

在朋友眼中,卞之琳是有赤子之心的人。诗人芦焚曾形容青年卞之琳:15分执拗、25分温和、25分成人的矜持、35分孩子气。

 

北大校友陈世骧描述得更加具体:“矮小的个子、单薄的体质,叫人觉得他跟影子那般虚幻;灰色眼珠子隐藏在半球型的凸镜片后面,柔弱的嗓子和恍惚的神情叫人想起远天的浮云。他整个外貌内涵、他诗歌迷离的调子,无不使人认为他不堪战争惊涛骇浪的一击。”

 

但与人们想象的不同,正是这样的卞之琳,几次主动选择随时代而进。抗战或许是其中的一个转折点。

 

卞之琳曾回忆,自己在抗战之前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总不知要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应,这时期写诗总像是身在幽谷,虽然是心在巅峰。抗战时期,沉溺于私人天地的他改变了自由派立场,奔赴延安。他还随文艺工作团出发,在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支队里随军数月,写就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

 

1948年底,他在英国访学,正在山村埋头写作长篇小说《山山水水》,听说了淮海战役的消息,大受震动,当即乘船回国。在热火朝天的氛围里,他几乎全然忘记自己手头还有一部小说,后来想起了,恨自己不写工农兵而写知识分子,一把火将创作了七年、耗费无数心血的这部书稿烧成了灰烬。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文联号召文艺工作者们发表作品声援。他用23天创作了20首诗、800余行,次年印行成书,取名《翻一个浪头》。他在诗中激情澎湃地反复吟咏:“翻一个浪头,翻一个浪头,翻一个浪头,我们向前涌!”诗集中有写农民支援抗美援朝的《从乡村出发》,有写女青年送夫上前线的《金丽娟三献宝》。他并不是高产诗人,汇集30年代诗作的整部《十年诗草》也不过1000余行。

 

他还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诗作《天安门四重奏》。一个月后,《文艺报》编辑部刊载了两篇商榷文章《不要把诗变成难懂的谜语》和《我们首先要求看得懂》。文章认为,这首诗用典曲折,语义不明。比如“天安门为自己也为别人”,别人是谁?为什么用这样意义不明的字来代表?

 

早在30年代就有人说他的诗歌晦涩难懂,他并不接受这种说法,认为“纯粹的诗只许‘意会’,可以言传则接近于散文了”,但现在,他只能被迫写检讨。

 

1958年的文学“大跃进”中,由毛泽东亲自倡导发起了新民歌运动。周扬指出,五四以来新诗存在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地结合,群众特别不满意那些“故意雕琢、晦涩难懂、读起来头痛”的诗句,有些诗人却“偏偏醉心于模仿西洋诗的格调,而不去正确地继承民族传统”。

 

卞之琳和何其芳则为新诗做了辩护。卞之琳提出,新诗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民族传统,其形式也应当被看作民族形式。到了1959年初,争论扩大,主战场转移到《人民日报》。卞之琳和何其芳都被点名批评。

 

这场争论随着文学大跃进的熄火,最终无疾而终。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原本已通过审查,准备修订再版,却在1959年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退回。

 

卞之琳就此搁笔。

 

“失眠咏叹调”

 

1963年,南开大学毕业生高秋福考取了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方向是英国诗歌,师从卞之琳。该所原先隶属北大,后改隶中科院,卞之琳一直在该所工作,担任西方文学研究室负责人。

 

高秋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领导跟他谈话时说,卞之琳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要注意“师事而不盲从”。他听出了弦外有音,很是不解,因为在他心目中卞之琳是去过延安的进步诗人,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一直是追求进步的,并于1956年入党。

 

卞之琳给他开列了一系列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书单,让他按照英国文学史的顺序阅读主要诗人的作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研究。

 

他的第一篇读书报告交了上去,卞之琳却未予置评。他后来听说,所内对卞之琳有议论,认为他带研究生“脱离实际纯搞学术”。很快,高秋福的研究课题就变成结合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同时期在西欧出现的文人左倾现象。

 

法语翻译家柳鸣九回忆,在当时的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基本分两类,一类是早已投身革命的文艺家或从延安鲁艺来的“老资格文艺战士”,另一类则被客气地称为“老专家”,但一遇上运动就被视为“资产阶级学者”。卞之琳的归属比较复杂,他有延安经历,但时间太短,后来又回到国统区当文化人、教授,给这段“红色革命经历”打了很大折扣,因此他的革命资格在这个老革命、老干部成堆的地方就显得“嫩”了点,一到政治气候敏感时期就很自然地被转化成“资产阶级专家”。

 

柳鸣九说,卞之琳总是穿一身中山服,但衣料比一般人的好,且裁剪精致贴身,外头还披着款式同样精良的风衣或高质量的烤花呢大衣。他走路的时候,有种直往前冲的架势,整个身形有种张力,给人一种倔强的感觉。他觉得,卞之琳内心深处有相当强的傲气、相当明确的精英意识,但他又有丰富敏锐的感受力和洞察力,在与老革命、老干部打交道时会收起自己偏爱的曲径通幽的语言,操起大家所习惯的社会化、政治化色彩较浓的语言。

 

在每周例会上,其他研究室都严肃地坐而论道,在西方文学研究室里,卞之琳却一次次重复自己的“失眠咏叹调”。

 

他常常晚到一会儿,急切而真诚地表白自己为何迟到:往往是公共汽车如何不顺,路上遇到什么意外,紧接着要回溯到头一天晚上如何上闹钟,安眠药一两片不够、要吃三片,到拂晓总算可以熟睡。在座的人则会关切地插话,谈一谈运动和生活规律与失眠的关系。拉拉杂杂一大堆后,卞之琳宣布言归正传,会议时间往往过半,后半程的氛围也就不会太肃穆了。

 

柳鸣九感慨,在上世纪60年代,卞之琳以独特的人情人性,带给大家些许宽松的氛围,使人们多少得到喘息和宁静。

 

1964年,几个外国文学研究室从文学研究所独立出来,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柳鸣九说,按照卞之琳的学术声望和工作业绩,由他出任所长是实至名归的,但出乎意料的是,领导费了很大的功夫,将冯至从北大西语系系主任的岗位上调动过来,担任第一任所长。

 

“文革”来临后,卞之琳无法再保持这样的名士风度。1966年8月,他作为“牛鬼蛇神”被揪出。女儿青乔说,一天傍晚,父亲回家时神色复杂,手里有个东西遮遮掩掩的,后来才知道,他遮掩的是“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

 

一天,已调到其他单位的高秋福回外文所,看到卞之琳在扫地,喊他“卞先生”。卞之琳悚然抬头,环顾四周无人,摆摆手说:“再不要这样叫,要划清界限!”说罢,像什么事都未发生一样,继续扫地。

 

1970年,卞之琳随外文所下放到河南息县干校,两年后回京。高秋福去看他,只觉得年逾花甲的他满头白发,一脸沧桑。高秋福满腹的话不知从何说起,反倒是卞之琳先问他,你还好吗?

 

所内的学术业务仍然停顿,卞之琳成了逍遥派,寄情于侍弄花花草草。他养了不少月季,有时从家里坐公交到京郊看花,看到特别喜欢的就连盆买回来。他还从单位捡回带籽的丁香花荚壳,种在自家阳台,没想到竟然发芽开花了。这株丁香后来移到楼下院子里,长成涵盖大半院的绿荫,葱茏可喜。

 

“螺旋式上升”

 

“文革”后,《诗刊》社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探讨中国新诗的过去和未来。胡乔木作报告,强调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指出新诗坛产生了公认的大诗人,分别是冰心、郭沫若、冯至、卞之琳。场内的人心知肚明,胡乔木是为新诗恢复名誉。

 

卞之琳后来对友人说,自己称不上是major poet(大诗人),只能是minor poet(小诗人)。

 

他的《十年诗草》也再版了。他戏仿《文心雕龙》,为诗集起名《雕虫纪历》,称自己的诗歌“只在历史博物馆或资料库的一个小角落暂时可能占一个位置而已”。

 

他重回文坛视野。《现代派诗选》将他的诗列在了篇首,《现代朦胧诗选》则将他的作品归类为现代朦胧诗。

 

在这之前,一批境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卞之琳。

 

香港学者张曼仪是其中较早的一位。60年代初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里翻到卞之琳早期著作《鱼目集》,后来她和朋友合编《现代中国诗选》,想找寻卞之琳更多的作品,却着实不易。《数行集》是从洛杉矶加州大学复制的,《十年诗草》则是从哈佛大学拿到的胶卷。

 

荷兰汉学者汉乐逸也关注到了卞之琳。他觉得卞之琳的诗歌有东方意象,又明显受西方现代诗影响,有明有暗,有阴有阳,耐人寻味。但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关于他的诗歌和生平研究都很少,西方对他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因此,他选择了卞之琳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

 

1979年,汉乐逸前往北京,在一道道手续之后见到了卞之琳。他知道此时中国的政治氛围还没有那么开放,不敢直言自己是来研究卞之琳的,向官方报备的题目是“西方文学在中国的教育与出版现状”。他告诉卞之琳,想了解他如何用诗体翻译莎士比亚悲剧。

 

汉乐逸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两个小时的交谈里,始终有一位教育部官员在旁作陪。卞之琳谈了自己的翻译、格律主张,也回答了不少有关诗歌创作的问题。

 

汉乐逸后来还访问了艾青,艾青拿出当时罕见的西式面包招待他。他来之前做过功课,知道艾青是解放区文人的代表,卞之琳则始终游走在边缘。

 

他很想知道,卞之琳是如何适应过去30年的文化剧变的,又如何坚守自己的立场?在卞之琳提到自己下放干校的经历时,他趁机问道,那是不是很苦?卞之琳却说,每天都出来动一动,对身体健康很好。汉乐逸没敢再问别的,怕给他惹麻烦。

 

后来卞之琳在一位企业家资助下,去荷兰参加了汉乐逸的博士论文答辩。2010年,卞之琳去世10年后,论文修订稿被引入中国,题为《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

 

“文革”结束之后,卞之琳开始突击翻译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他1954年译出了《哈姆雷特》,上影译制厂的《王子复仇记》就是根据这个译本整理的配音。有别于朱生豪等人的散文体译本,他应用了自己对新诗的格律主张,用诗体来译注。但后来运动越来越多,他只能搁笔了。到1984年,他总算译出了《奥赛罗》《里亚王》(即李尔王)和《麦克白斯》。

 

出版的时候,他颇为清醒地说,自己已有20多年没有接触国际莎学,原先知道的一丁点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对新近的大部分西方文艺理论也不愿意苟同,因此跨度30年的《译者引言》就算为历史留痕。

 

他没有再译注莎士比亚其他作品。同为莎学研究专家的王佐良评价,在莎士比亚的诗体翻译中,成就最大的就是卞之琳。

 

搁笔20多年后,卞之琳也尝试提笔写诗。1980年,他应邀访美。班机本要直飞旧金山,在路过台湾时却忽然降低高度,让大陆乘客得以瞥见宝岛。他大感兴奋,两年后拉杂写出《飞临台湾上空》以及访美后有感而发的数首诗歌。

 

《飞临台湾上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胡乔木看后很欣赏,来电让卞之琳译成英文,在《中国日报》刊出。事实上,这仍然是政治抒情诗,但卞之琳抛开了民歌体的束缚,追求用典,尤其讲求格律。

 

诗人北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诗歌在押韵、节奏方面十分严谨,几乎无懈可击。张曼仪也认为,诗歌有西方现代诗的味道,叫人想起奥顿和艾略特的笔法。但二人都指出,或许因为感情经过了多年压抑,这些诗歌无法与他30年代的作品比肩。

 

1982年,安徽师范大学四年级学生江弱水偶然接触卞之琳的作品,感受到一种令他耳目一新的高级感。他正学写诗,于是试着将自己的习作寄给卞之琳求教。三周后,卞之琳给他回信,寄来了《雕虫纪历》,并用铅笔给他的每一首诗都做了批注。

 

从此,江弱水与卞之琳保持了十多年的通信。现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中国新诗100年来,前50年写得最好的诗人是卞之琳。他觉得卞之琳后期诗风上的转变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真心将自己融入“大我”之中,拥抱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变化。

 

他说,卞之琳深受法国作家安德雷·纪德的影响,纪德的思想和文字已经化为了卞之琳的血肉。

 

卞之琳曾翻译过纪德的多部作品,他非常推崇纪德,曾在一篇译者序中如此形容:纪德的风格向来是极富于《圣经》体的两重美处——灵性的热烈与感官的富丽,像雪白的火焰与金黄的水波。

 

纪德50岁之后被认为思想两度“转向”,先转向左倾,去访问苏联后又转了回来。但纪德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改变过方向,而是一直向前走着。

 

他曾说:“我最大的力量就是相信进步。”他在日记中写道,一种总想调谐的要求曾经折磨着自己。后来他终于明白,协调里的各个成分愈是相违,谐和其实愈丰富。一个国家同样如此。最坏的是每个人的思想都千篇一律。合唱队用一个声气歌唱的时候,就不能再有什么和谐的问题了。

 

卞之琳很赞同纪德的观点。他说:“顺着一条螺旋式的道路走去,在一条曲线上,我们能说到哪一点算是‘转向’呢?也许他只是走快了一点而已。”直到晚年,他仍常常说起“螺旋式上升”这个概念。

 

“不这样,会更寂寞”

 

熟悉卞之琳的人都说,他的晚年是寂寞的。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教授赵毅衡是卞之琳在“文革”后招的首批研究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他常去卞家,有时并不事先相约,但无论什么时候去,卞之琳都在家。

 

卞之琳不会笑脸相迎,也不与他目光接触,只是垂着头轻轻说,来了?起初他担心自己是不是冲撞了老师,后来发现,这就是卞之琳的性格。二人熟了之后,卞之琳有了倾诉欲,但从不聊1949年后的事,聊的都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坛轶事。

 

卞之琳是江苏海门人,少小离家,却保留了家乡口音,旁人与他说话总像是隔了一层,能理解七八成已是不错。但赵毅衡觉得,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里,真正达到世界文学水准的只有卞之琳的诗和张爱玲的小说。

 

周良沛那时在编《中国新诗库》,为了“卞之琳卷”跑了多趟卞家。社科院宿舍楼像灰色的碉堡,卞之琳住顶层,别人家在搞装修,卞家墙面上的石灰却在脱落。

 

周良沛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去十次,九次都是卞之琳独自在家。大书架把外面的光线挡了,白天也要开灯,他就在那里伏案写作。门外街巷里热热闹闹,门内却像是古代寒窗苦读的人,是旧版线装书里的故事。

 

写诗不成了,译注工作也收了摊,卞之琳晚年主要在整理自己过往的著作。

 

他访美回来写的诗歌发表没几天,已经开始修改其中的字词。自选自编1930年代的诗歌,他仍在琢磨哪里能删一两个字、哪里添上一两个字,以符合他的格律主张。他曾给周良沛写信,恳求饶了他,别把他的某个作品收入选集。

 

他对于诗歌的解释也有固执的看法。一次,周良沛说起《断章》让自己理解了各色事态皆为风景,卞之琳纠正他:“它只是表述一种相对、平衡的观念,绝不可作别的推想。”周良沛想,作品写出来,对诗歌的再创造就交给读者了,岂是作者能统一得了的?作者如果因此产生不被理解的难堪,那未免活得太累了,这份完美太遥远,追求的人注定是寂寞的。

 

高秋福离开社科院后在新华社工作,卞之琳常让他过去聊一聊外面的世界。外文所后辈去看望卞之琳,回来说起一个发现:卞之琳喜欢吃炸马铃薯片,听它咬碎时发出的响声。

 

能懂他的人日渐凋零。他曾与北大同学李广田、何其芳共同出版《汉园集》,在1930年代的诗坛引起轰动,“汉园三诗人”的名号因此得来。他们无所不谈,尤其爱聊散文。后来李广田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何其芳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就离世,真正见证新诗复兴的唯有他了。

 

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裘小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卞之琳曾不无感慨地对自己说,何其芳投身革命,李广田成为大学校长,自己则是以翻译为主,诗歌创作这条路实在是很难走下去的。

 

他喜欢给老友冯至打电话,多的时候一天两三次,每次都聊很久。他的耳朵不灵,冯至说话声音必须很大,挂了电话往往疲惫又感伤。

 

冯至曾告诉别人,卞之琳耳朵听不清,总是自说自话,也许他太寂寞了,但不这样,会更寂寞。

 

卞之琳80岁那年,他执教西南联大时的学生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编辑策划了《卞之琳与诗艺术》一书,为他贺寿。冯至为他的生日赋诗一首:不管命运怎样戏弄你的盆舟,你的诗是逆水迎风的樯橹⋯⋯不必独上高楼翻阅现代文学史,这星座不显赫,却含蓄着独特的光辉。

 

十年后,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再次发起卞之琳学术讨论会,为恩师贺寿。

 

袁可嘉从美国抱病前来,下飞机后却听说,卞之琳在当天上午去世了。这天正是他农历90岁生日。

 

原定的会议如期召开,只是贺寿人都成了送行人。卞之琳喜爱白玫瑰,袁可嘉将两朵白玫瑰轻轻放在他的胸前,俯身喃喃许久。

 

周良沛想,卞之琳是被推入历史的深山古刹隐居的人,离开也是一种平静。他常想起卞之琳坐在家中书房的样子,窗外是北京冬春的风沙,卞之琳安静地坐着,是寂寞的,但也自享思想的富有。

 

发于2022.6.27总第1049期《中国新闻周刊》

杂志标题:寂寞卞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