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 每一种旧的东西似乎都留下 自己的某种历史足迹，扔掉它就好像 扔掉了自己的一部分过去 因此得警惕我们自己身上的阻力”
图/IC
吴祖强：唯乐不可以为伪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2.4.18总第1040期《中国新闻周刊》
2022年3月14日，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音乐主创者之一吴祖强去世。
曾有人称他为“音乐教父”，他则说自己是“音乐的仆人”，但在师从吴祖强10年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郝维亚以及很多人心中，他就是一位“老师”，数十年风风雨雨，却从未离开过三尺讲台。
郝维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祖强是当代中国音乐界所有重要事件的亲历者，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音乐界各项比赛、制度的规则制定者和专业音乐教育奠基者之一。他的一生如同他所推崇的音乐曲式，逻辑非常清晰，而且异常严谨。
主政中央音乐学院
1977年11月，郭文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在报名的最后一刻赶到中央音乐学院成都考区报名处。工作人员问他要单位介绍信，他并不知道报名还需要介绍信，幸好当时担任成都考区主考官的吴祖强说：“先让他报名，介绍信可以以后再补上。”
后来曾担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的郭文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他的自身经历和那一年的扩招工作可以看出吴祖强的行政管理风格：既不失原则，又灵活变通。
这一年11月，中央音乐学院（当时还叫“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不久后恢复中央音乐学院的名称）恢复独立运作，正式面向全国招生。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招生，中央音乐学院报考人数达到空前的17285人，由于沉淀了10年，其中藏龙卧虎，但招生指标只有105人。
此时，吴祖强被任命为刚刚组建的中央音乐学院党政合一的“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抓业务工作。在这个领导班子的支持下，学院六位青年教师上书邓小平，请求扩大招生名额，得到邓小平“建议予以支持”的亲笔批示。
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工作一直延续到1978年3月，实际录取213人。由于校舍紧张，扩招的第二批学生到了1978年10月才入学，因此分属77、78级。作曲系因为人才众多，由原定的10个名额增加到32个，成为扩招比例最高的系，创造了77、78级作曲系神话。
1978年4月，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批新生开学。张小夫和陈怡、陈远林被分在吴祖强门下。张小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扩招，作曲系师资缺乏，外聘了李焕之等一批行内顶尖名师，那是作曲系力量最强的时候，目前公认的最好教材和讲义都出于那时。
吴祖强教作曲主科课，大多数时候是一对一授课。主科课琴房不大，他在钢琴前试奏学生习作，边弹边分析，表达直接，从不说客套话。他要求严格，但并不轻易否定学生创作，而是为他们详细分析利弊。
南京国立音乐院求学时期的吴祖强。图/受访者提供
张小夫说，作曲是将细小精致的材料经过选择、发展、组装，逐渐发展成完整作品的过程，因此选取的主题材料是否有可塑性、展开的路径选择等每一步都非常关键。作曲课是将音乐的感性和理性、技术和理论进行“组装”的综合性课程，回课也要一对一，绝非易事。
在本科大五那一年，吴祖强花了近一年时间为张小夫等学生系统分析了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的全部六首弦乐四重奏。他曾说，音乐作品最讲究结构，从局部到整体，曲式体现逻辑，跟说话一样总得让人听得明白，听众对音乐作品喜不喜欢、听不听得懂是一回事，但如果逻辑都不讲究，让听众总走神，就没有效果了。张小夫认为他跟随吴祖强学习五年多，最大的收获是掌握了创作的分寸感和平衡感。
学院整顿作息纪律，晚上10点拉闸熄灯。作曲系学生白天要上课、练琴、做作业，只能利用晚上搞创作，张小夫作为班长与院长吴祖强谈判，希望校方体谅他们的困难，吴祖强同意为作曲系学生专门留出一间大教室，可使用到晚12点。
1978年6月，美国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访华，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电影摄制小组，一行人浩浩荡荡，在中美建交前夜，这成为了一次有民间外交内涵的大型社会活动。主管全校教学事务的吴祖强以很大的热情投入到接待工作中。
大师课成为斯特恩访华时的一出重头戏。斯特恩回忆，中国的演奏者们有意想不到的天资，能以令人吃惊的灵巧演奏复杂作品，但在理解音乐基本价值方面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或得到好的指导，而这些是欧洲古老传统的组成部分。他告诉这些学生，每个音符都有生命，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没一个音符是随意的。音乐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有各种色彩的，有的色彩甚至是绘画中都没有的。大师课气氛热烈，听众有时甚至不等他的话翻译出来就爆发出会心的大笑。
摄制组拍摄的影片被剪辑成84分钟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在多个国家公映，并获得了1980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这成为中央音乐学院校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2年，吴祖强接任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后又兼党委书记。因事务繁重，他很少再给本科生授课，只带研究生。
他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领导期间，解决的棘手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二聪案”（傅聪和马思聪）平反。
吴祖强与傅聪相识于1957年，那年暑假，在苏联留学的吴祖强和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回国探亲，正好赶上“反右”运动，吴祖强的大哥吴祖光和傅聪的父亲傅雷都被打成“右派”，吴祖强和傅聪都被召到位于沙滩红楼的文化部招待所“集中学习”。吴祖强求学时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大哥付的，他走上音乐道路全靠大哥支持，如何能与大哥划清界限？傅聪也同样无法与学识渊博、一向受人敬重的父亲划清界限。因此直到中秋节，两个年轻人仍然被隔离在红楼，人们都回了家，招待所大院里一片寂静，两人心中惶惑，唯有相对无语。
1978年底，吴祖强率队访问英国和罗马尼亚，在伦敦与傅聪不期而遇，这是他们自红楼一别后首次相遇。此时傅聪仍然背着“叛逃”罪名，但吴祖强等破例出现在他的独奏音乐会上。
此后，在吴祖强等的奔走下，傅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独奏音乐会，又被聘为学院兼职教授，恢复了名誉。
1984年11月，吴祖强率中国艺术教育考察团赴美考察，途中专程去看望了马思聪一家。回国后，吴祖强主持党委会议，做出了为马思聪平反的决定，报公安部和文化部批准。吴祖强在文章中写道，千万别淡化那场浩劫给一位艺术家本可更有作为的后半生所带来的无可补偿的摧残。
音乐界来的“大官”
80年代初期，吴祖强作为“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受到器重，被推上更高的领导岗位。1982年9月，55岁的他成为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成了中国音乐界前所未有的“大官”。
钢琴家、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刘诗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祖强很适合担任文艺界领导，因为他不但是权威专业人士，而且有政治头脑，在政治上一直是与党中央合拍的。他的文笔和口才也很好，为人理性，不是感情冲动型的人，做事细致有条理，逻辑性强。
改革开放后，音乐界新潮涌动，乱象纷呈，争论焦点集中于流行音乐（后改名为通俗音乐）和创作中的“现代派”（有人建议改称“颓废派”）倾向。吴祖强认为，应该以冷静的心态看待这些新现象，甚至以乐观、坦然以至欣慰的心情看待它，而不必泼冷水或一棍子打死，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文艺工作中，这样做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问题。
随着对外开放，出现了人才外流现象。中央音乐学院派出的二三十位公费留学人员中有好几人逾期未归，自费留学人员回来的就更少了。吴祖强在1984年的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感慨，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生现在在香港的已多达300多人，其中不乏业务尖子，都可以在那里办两所音乐学院了。但音乐家的职业确实也有其特殊性，需要经常性到世界各地演出。他说，东欧一些国家已制定了一些办法，例如允许音乐家和国外签订演出合同，国家收税，这样做对个人、对国家都有好处，苏联限制最严，出色的音乐家、舞蹈家跑掉的最多。
他还在另一次座谈会上说，不能刚打开大门就怕伤风感冒。音乐技艺性强，不同于文学，西洋经典音乐中有很多有用的东西，“批判”的分寸应当适当。
1986年，中央任命了新的中国文联党组，吴祖强担任党组书记。
吴祖强之子、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吴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父亲无论去哪上任都是“光杆司令”，从不带人，不搭自己的班子，因此一开始经常会遭遇工作上的不顺手，但是他会慢慢让人与之同心协力，甚至还成为好友。
1988年1月，中国文联召开了体制改革座谈会。文联的前途命运是与会者最关心的问题。
吴祖强创作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时，深入内蒙古大草原体验生活。图/受访者提供
吴祖强在作总结发言时说，很多人觉得这个会帮他们澄清了思想，尤其是在文联“存亡”问题上吃了定心丸，并为此感到兴奋。不过，最起作用的定心丸恐怕还是积极改革的行动。在改革的浪潮中，只有充分证明对整个建设事业能生机勃勃起到有益作用的，才能免于被淘汰。决定文联存亡的，不是某个个人的意志，而是它对社会前进发挥的作用如何。从本届班子任职一年半的感受来说，如果总是折腾来折腾去，不干或很少干应该干的事，有人说要取消它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认真改革，真正消除了存在的多种矛盾和弊端，则文联的存在和发展就是无可动摇的了。
文联的经费来源也面临改革的压力。吴祖强介绍说，关于群众团体的经费问题，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种新团体都在申请经费，国家财政不能负担，其中有不少“大锅饭”思想，这还是伸手要钱的老思路，是不符合改革精神的。因此，这条“经费自理”的大路文联大约也是必须要走的，不过中央指出的是个远景，目前还没有写进这版《中国文联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征求意见稿）中去。
一路艰难的第五次文代会终于在1988年底召开。吴祖强对修改文联章程作了说明。他说，文联章程写明中国文联对其会员负有“协调、联络和指导”责任，但九年来的实践证明，文联实际上只是一种“联合”性质的群众团体。各专业协会也希望能更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主张文联要“虚”一些。因此，在经过反复讨论后，决定将“指导”二字改为“服务”。
音乐理论家王安国说，“指导”改为“服务”，一词之差，成为文联新旧体制转换的一个历史性标志。
1987年，吴祖强在《人民日报》著文《追踪时代，推动改革》，其中写道：“有人觉得文艺界人士‘不大安分’，我倒认为这也许正是文艺家的性格特征，如果都很‘安分’，也可能就没有独创性了。”他还写道：“人都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每一种旧的东西似乎都留下自己的某种历史足迹，扔掉它就好像扔掉了自己的一部分过去，因此得警惕我们自己身上的阻力。”
大剧院情结
吴祖强有浓厚的国家大剧院情结，这个情结的一个重要缘起是1986年参与接待著名歌唱家帕瓦罗蒂访华。
吴祖强记得，那时是初夏，天还不太热。在机场贵宾室，尴尬的场面出现了：帕瓦罗蒂块头太大，没有一张沙发能坐得下。好在他反应很快，立即坐到了并在一起的两张沙发扶手上。歌王高踞于沙发扶手上、手持一台小电扇朝自己劲吹的形象，由此定格在了吴祖强的记忆中。
帕瓦罗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独唱音乐会。吴祖强说，大会堂其实极不适宜开音乐会，因为全靠电声，以音乐会的标准来说音响条件太差，且场子太大，声音无法同步。
演唱会后，胡耀邦在中南海宴请了帕瓦罗蒂。作陪的有意大利驻华大使，有文化部长王蒙，还有吴祖强等音乐家。工作人员事先在小客厅里靠近胡耀邦座位的地方特意为帕瓦罗蒂摆放了一张双人沙发。
这是一次愉快的会见。胡耀邦问帕瓦罗蒂在北京的感受，他表示一切都令他兴奋，只是对剧场不太满意。吴祖强等借机“申诉”了北京剧场的困难条件，建议修建有国际水准的大剧院。
胡耀邦听后没有马上回答。宴会快结束时，他对帕瓦罗蒂说：“欢迎你过几年后再来北京，我们一定要努力使你那时能在一个世界水平的剧场中演出，并且要比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多10个座位。”
从此，吴祖强开始为国家大剧院奔走站台。1988年3月他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多次牵头为此事提建议，写提案。
当时关于国家大剧院的最大争议是选址和投资，内部讨论时多数人倾向于将预留的大剧院用地改用于新建办公楼，认为建设资金应投在发展科技这样的刀刃上。
1996年3月，吴祖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题为《国家大剧院工程该上马了》的大会发言，并在一个偶然机会下把这份材料当面呈送给了江泽民。1997年3月，吴祖强起草了由39位委员联名的提案，吁请保留国家大剧院原来选址并促使工程尽快上马。
1997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了国家大剧院工程上马并确定选址不变的决定。国家大剧院筹备组开始向全世界征集设计方案。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范乃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选择设计方案的内部争论非常激烈，最后专家投票选出了来自法国设计师的“大巨蛋”（当时被称为“正在升出水面的朝阳”）方案。
他听吴祖强说起，一些落选者对此颇有意见，联名向中央上书，提出中国的国家大剧院应该选用中国人的方案，甚至上升到政治高度，但得到的批示是以专家团队最后的评审结果为准。
2003年和2005年，吴祖强两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信，建议将国家大剧院定性为“国家公益性文化设施”，而不宜定为一般文化市场企业。他还建议，国家大剧院应归文化部主管。他说，迟迟不能认定归属，据闻是出于日后运营的财政补贴问题，但国家长期资助是国际惯例，也是国家对全国纳税人的应有回报，况且由政府补贴同时还可努力争取社会各界的积极赞助。
2007年9月，国家大剧院建成，当年底正式运营。80岁的吴祖强受邀担任了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对每一次的重要演出都亲自把关。
唯乐不可以为伪
吴祖强曾说，大哥吴祖光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自己能学音乐，有现在的成就，可以说都是大哥支持的结果。
吴迎说，父亲吴祖强性格含蓄，从来不把委屈带回家，伯父吴祖光则刚烈豪爽。吴祖光才华横溢，锋芒毕露，语不惊人死不休，吴祖强同样才华横溢，但他韬光养晦，遮得严严实实，兄弟二人的关系极为密切。
在吴祖光的儿子吴欢看来，叔叔吴祖强永远西装笔挺，不烟不酒，不爱应酬，说话不急不徐，宠辱不惊。他有鲜明的是非观，是家里11个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吴祖强初到中国文联工作时，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带研究生的工作要继续下去。他的人事关系始终放在中央音乐学院。很多人劝他把人事关系转到国家机关，级别更高，待遇更好，但他没有同意。
1993年底，张小夫从法国留学回来，在吴祖强的建议下，回母校创建了“中国现代电子音乐中心”。中心起步之初，吴祖强担任了首席艺术顾问。2001年，中央音乐学院正式开始招收电子乐作曲本科生，张小夫称之为中国现代电子音乐发展的里程碑。
张小夫说，吴祖强古典音乐功底深厚，不见得喜欢现代音乐，但他还是始终支持学生的探索。1980年代，谭盾、郭文景、叶小纲都从事“新潮音乐”，吴祖强经常力排众议给予支持，让学生们一直感念。
2000年夏天，郝维亚陪老师吴祖强去北四环看刚分到的新房子。到了门口，吴祖强从包里拿出一套像宿舍管理员用的大板钥匙，硬纸板边缘被他掏了一些整整齐齐的小孔，用细绳穿过小孔扎住钥匙，在对应的钥匙孔边上工整地写上防盗门、大门、客厅、卧室、厨房、阳台、卫生间1与卫生间2等字样。进门后，他从包里拿出两个瓷兔娃娃摆放在客厅的窗台上，说自己和老伴都属兔，是一对兔爷爷和兔奶奶。随后来到书房，他让郝维亚帮忙打开随身的拉杆箱，取出一套三联出版的金庸全集，说以后退休了一定要连续看一遍。这一系列操作，让郝维亚至今难忘。
吴迎自幼学习钢琴，他有时会为父亲感到惋惜，觉得父亲的创作技术尤其是作曲配器、和声技巧都是顶尖水平，但行政工作越来越繁重，没有机会再作曲了。
范乃信1991年师从吴祖强读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祖强晚年的创作力减弱，除了因为行政事务繁重，可能还因为他所接受的音乐教育、创作方法和理论已难以与当下潮流同步，因此选择退居幕后，教书育人，担任行政工作。
吴祖强曾为作曲、音乐学和指挥3个系开设音乐作品分析大课，1962年其授课讲义《曲式与作品分析》出版，成为国内音乐艺术院校和师范院校音乐专业的主选教材。受此影响，范乃信毕业后留校任教，也一直教授曲式与作品分析这门课程，并且仍然在用这本教材。他认为，一直到现在，中央音乐学院走的仍旧是吴祖强等人奠定的道路，即不保守、精英化、专业化。
吴祖强曾写过一篇关于作曲家的随笔。他说，音乐不擅长说理，却长于表情，音乐必须动人，充沛的激情是使音乐得以翱翔的翅膀。同时，因为声音转瞬即逝，所以音乐作品是一种特别讲究结构逻辑的艺术，要求作曲家饱满的热情后有清晰的头脑。
在文中，他还引用了世传公孙尼子所作《乐记》中的一段话：“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